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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平洋地区，答案是不确定的。现存的有限数据表明“可能是”，这些数据只是持有极小部分太平洋地区股票的那些美国基金经理的记录。但是产生任何差异的主要理由是日本的股票市场，日本占据太平洋地区指数的主要权重，也主导了这一指数的回报率。10年前，日本股票构成了该地区股票市场价值的93%，即使在它衰落以后也仍占据该地区80%的权重。（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太平洋指数[the MSCI—Pacific Index]既不包括中国也不包括东南亚的新兴市场，后两者在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新兴市场指数[the MSCI Emerging Markets Index]中得以体现。）但是，由于政策或法律要求美国共同基金投资分散化，在投资组合中，日本占据了相当小的权重，在美国基金经理管理的投资组合中，日本股票平均仅占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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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10年里，由于减少了对这个巨大的衰落市场的投资，太平洋基金的年回报率仅为4.4%。投资业绩虽然很一般，但已大大超越了太平洋指数的负回报率（–1.2%）。少数主要投资于日本的共同基金确实表现更差，以–1.8%的负回报率落后于日本股票占主导的地区性指数。考虑到太平洋基金的数量较少（1988年仅有3只，1998年仅有57只），这些结果并没有动摇我对指数化投资适用于所有市场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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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欧洲以及太平洋地区的市场就是新兴市场了，那些寻求爆炸性经济增长的投资者通常会转向这些新兴市场。无视额外风险是很幼稚的，近来，风险在这些市场上已表现得很明显了。但我们建议那些寻求额外回报率的有进取心的投资者，最好将国际投资风险敞口中的新兴市场敞口限制在一个合理的比例。由于投资于新兴市场的指数基金的记录很短（仅4年），所以，到目前为止的结果都是令人振奋的。但考虑到该时期较短，所以我们做出“可能是”的判断就够了。尽管如此，从长期来看，这样的指数基金应当会获得比主动管理型基金更大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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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转向由EAFE指数衡量的整个国际市场（不包括较小国家的新兴市场），我们能够毫不犹豫地以响亮的判断“是”来再次肯定之前的分析。在过去的25年里，普通的美国管理型国际基金的平均回报率比EAFE指数11.9%的年回报率要低2%。在这段截至1997年的完整的25年期中，EAFE指数有15年的回报率，每年超过主动管理型基金5个百分点，还有10年的时间，EAFE指数每年比主动管理型基金落后2.5个百分点。这种变化完全是由于在过去10年里，日本从市场领导者转变为市场落后者。如果对短期投资者来说，答案是“可能是”，那么对长期投资者来说，答案就是“是的”。指数化投资发挥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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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国际基金能够而且也确实会藐视那些信赖指数基金的投资者。通常而言，这些基金往往具备以下特征：有经验丰富的基金经理、相对较低的投资组合换手率以及不高的运营成本和顾问费用。这些在国际基金领域是不常有的，但在那些获胜的基金中十分普遍。然而，时间会改变，基金经理会更换，政策会修改，而费率也大多会上调。因此，对于那些有兴趣通过共同基金在全球分散投资的长期投资者，国际指数基金提供了一种明智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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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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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市场的指数化是一种更好的方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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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所期望的那样，指数化不仅是一种较好的投资方式，更是一种投资国际市场的上佳途径。自1998年年初（这是我们在上一版所作对比的结束时点），普通的主动管理型国际基金提供了2.5%的年回报率，相比之下，一只低成本的国际指数基金所获得的回报率为3.7%。这1.2个百分点的差额在很大程度上源自成本的差异。消极管理型指数基金承担的费率约为0.34%，而普通的主动管理型国际基金不仅要承担平均1.31%的费率，还要承担大约1%的交易成本。（我已经略去了销售佣金成本，全部国际基金中近40%会收取该项费用。在投资者的持有期内摊销该成本，每年大约为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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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的旅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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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代，我们无法忽视经济以及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对地球上的每个国家的影响。美国也不例外。实际上，美国一直是创造并维系全球化的主导力量。尽管这一观点存在争议，但是我认为，对于那些有兴趣利用全球化趋势来获利的美国投资者而言，解决方案就在国内。通过持有全球投资组合来赚得更高的回报率，就像我们版本中的艾哈福德毫无成果地搜寻“钻石之邦”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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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公司已经成为全球化的主要机构。摩根士丹利公司的最近一项研究确切表明：“如果你投资标准普尔500指数，你就拥有了分散化的全球投资组合。”标准普尔500指数中的公司有大约77%的收入来自北美地区，23%来自其他国家：13%来自欧洲，2%来自日本，亚洲的新兴市场（5%）和拉丁美洲（3%）占了8%。在标准普尔500指数中，一些大规模的公司有着巨大的全球影响力，它们收入的一半以上都来自美国以外的地区：可口可乐为67%；英特尔为58%；微软为55%；美国国际集团（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为54%；而宝洁为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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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际化程度较低的同行相比，上述这些企业以“堡垒”公司著称。它们能够凭借其全球认知度以及营销影响力来保持自身的增长。当然，尽管它们要受到国际经济商业环境的影响，而国际经济又要受到当地货币币值估价的影响，但在它们自己的业务中，它们通常会利用期货来对冲掉大部分（即使不是全部）的货币风险敞口。由于这些公司总收入的23%以及净收入的28%都来自美国境外，这就为在标准普尔500指数中的公司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全球投资方式。这样，美国投资者就无需冒险直接进入境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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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记录表明，那些高度国际化的美国股票往往会与其他国际化较低的美国股票密切相关，而境外市场似乎完全不同。因此，通过直接持有境外的股票来实现分散化投资，在降低投资组合月回报率的波动性方面往往会更有效。但是，正如我在这整本书中所探讨的那样，不应当以牺牲长期回报率来降低短期波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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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议“钻石之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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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较大比例的外国股票去投资境外市场是没有必要的。就风险和回报而言，无论以往的记录是否是未来的预言，都不能提供令人信服的理由让我们抛弃在家就能挖掘到的钻石矿而去国外寻求未知的钻石之邦。康威尔博士的主旨是：“在你今天所处的位置，用你所拥有的，去做你所能做的。”他关注在费城的投资机会，但是他也讲述了遍及美国寻找巨大财富的实例——从宾夕法尼亚州到新英格兰，再到北卡罗来纳州和加利福尼亚州。他用约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和石油作为一个实例，又用约翰·萨特上校（John Sutter）和黄金作为另一个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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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威尔博士总是谨慎地赋予寻求财富以更高尚的意义。“我说你应该富有。”他会拖长声音说，“你没有权利贫穷。这里有这么多的机会。”但是他很快补充说：“我们都知道有比钱更有价值的东西，一些更伟大更令人崇敬的东西。”赚钱建造自己家园的那种兴奋感以及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们以帮助的高尚感，他指出，这些就是“通过花钱带来快乐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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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生活在今天的世界里，康威尔博士无疑会谈论为舒适生活以及平静退休所进行的财富积累。我无法得知他是否也会提倡投资于美国公司。但是，考虑到艾哈福德的传奇故事，很容易想象他将押注于一个完全投资于美国股票的投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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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多么不稳固，在20世纪90年代结束时，美国都一直位于世界顶端。如果我们对于那种成就的自豪感是错误的，一次剧烈的跌落就可能到来。10年前它能在日本发生，它也能在这里发生。无论多么令人难以相信，美国确实有可能发生这样的衰退。投资者必须考虑全球范围的回报率以及风险，然后相应地分配他们的投资组合。但对我来说，如果某位近代的康威尔打算引用罗杰·洛文斯坦在《华尔街日报》的明智建议，我会同意：你不用离开家，就能过上一种幸福的投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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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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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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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强调，我不愿意接受以下观点：如果持有真正的全球投资组合，美国投资者的市场权重会基于每个主要国家的市场权重，这导致了2009年中期美国股票在全球投资组合中占比高达44%，而国际股票占比则有56%。但是，我强调全球化投资策略应该将大部分投资集中于美国股票。毕竟，主要的美国公司包括了世界上最大的一些公司，经营着全球化业务。2008年，国外销售总额占标准普尔500指数中公司销售总额的48%，在2003，年这一指标为42%。因此，我仍然认为没有必要在境外投资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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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种奇怪的自相矛盾的表达方式中，一些新兴市场已经从世界最大的国家中“脱颖而出”了。在过去的10年里，中国已发展成为一个准经济大国；印度兴起了；俄罗斯兴起了若干次，近年来却没落了；巴西也兴起了。（事实上，为了将这4个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来描述，首字母组合词金砖四国[BRIC]出现了。）除了俄罗斯，这些都是庞大而且快速增长的经济体，尽管生活标准远低于美国。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8%，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9%，中国的经济在过去5年里一直以两位数的比率（10.6%）增长。这些无疑将会使它在2020—2030年的10年期间的某个时点，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对印度来说，这三个数字分别为16%、4%以及8.4%；对巴西来说，这三个数字为2.7%、2.4%以及4.6%；而对俄罗斯来说，这三个数字分别为1.9%、2.6%以及6.4%。但是它们在世界股票市场的权重仍然很小：中国1.7%；印度0.7%；巴西1.2%；俄罗斯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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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之于更为成熟的美国市场，这些新兴国家迅速发展的经济是否提供了更具潜力的投资报酬？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是的。”但我们只是不知道增长潜力在它们公司股份的定价中体现的程度，也不知道当它们发展成为更开放的经济体时，其社会将会发生何种程度的改变。另外，政治的不稳定性仍然是一大威胁，并且是一层巨大的额外风险。因此，我会谨慎地进入这一相对较新的国际投资浪潮中，并坚持我的劝告，即对国际基金，包括金砖四国基金，不超过投资者股票头寸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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