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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基金持有人在投资中表现出相同的诉求。正如政府可以在国民支出的最小前提下最大化地实现个体幸福一样，共同基金应该能够在管理支出最小化的前提下，让投资人能够得到最大化收益。以下是潘恩论领袖与国民间的权力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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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自我保护的小岛是一个帝国统辖的合适目标；但假如一块陆地永久的处于一个岛屿的控制之下，这听起来就颇为荒谬。卫星比它所围绕的行星大这样的情况在自然界中是根本不存在的。(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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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共同基金业同样如此，自然秩序已然颠倒。通常只需要极少资本的管理公司是一个高效运行的小岛，管理着一块资本的大陆，这些资本就是共同基金持有人所持有的巨额资产。在今天的共同基金世界里，主星正在其卫星的轨道上运行。这种结果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藐视，同样完全违背常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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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摘录的片段中，托马斯·潘恩痛斥了一个与我们距离遥远却权力无限的领导阶层，以无数被统治的殖民地居民的利益为代价，政府仅服务于自身的利益。如果说现在共同基金持有人的境况同两个世纪前美国殖民地居民的境况相同，可能有些极端，但他们的确明显有相似之处。对于基金投资者来说，能够得到公平对待的最好方式就是让基金完全代表自身利益，在管理重点、营销策略和成本结构等各个方面有共同的目标。长期来看，那些将常识应用于投资策略、投资选择和投资业绩的基金持有人，或认识到常识就是让基金反映其拥有者利益的基金持有人，更容易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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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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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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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1999年版一样，托马斯·潘恩的《常识》与2009年版也密切相关。特别是“越简单的事物，它就越不容易失调”的论断。共同基金业深奥复杂的结构，连同基金经理们不纯动机和别有用心，毫无疑问，这对基金持有人的投资回报会产生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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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然而，在过去75年中（1924—1999年）盛行的管理结构，同时也在后10年中普遍盛行，现在已经到了终结的时候。正如我之前警告的，“未来我们可能面对的经济环境并不十分乐观（当然，我们已经目睹了它的发生！），大量的机会成本可能对基金回报率产生更重要的影响”。显然，这些都已经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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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经理直接服务于基金持有人的自然秩序已被破坏，并且，管理公司所有权也开始朝着金融混业经营方向加速迈进。但再浓密的乌云也无法完全遮住阳光。越来越多的基金投资者开始寻找成本更低廉的基金。这些基金主要是由私人控股的管理公司或者单一的共同治理的基金公司（例如领航集团）所发行，它们具有最低廉的成本、简单的结构和更符合“常识”的投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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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基金常识（10周年纪念版） [:1703662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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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基金常识（10周年纪念版） 附录一 2010年年初对股票市场的一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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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今，很难想象出1999年股市的繁荣景象，那里正值第一版《共同基金常识》付梓之时。最佳例证或许是新闻工作者詹姆斯·格拉斯曼（James K. Glass-man ）和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凯文·哈希特（Kevin A. Hassett）在《华尔街日报》上的评论文章。文章已于我的书出版后数月的1999年年末扩展为一本书出版，书名为《道氏36 000》（Dow 36 000）。那时，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10 273点的水平，而在2000年1月，迅速上涨至11 722点，在2002年10月，滑落至7 286点后，于2007年10月又上升到新的高点14 164点，此时仍是一片大好的牛市景象。然而，在2009年3月，道指暴跌至6 547点，到2009年秋天，此书写作之时，才回调到10 000点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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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000点的水平，看上去就如白日梦般不可能达到。当然，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肯定有一天会达到这个水平。比如，如果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所包括的30家企业的回报率以历史年增长率为5%的平均水平增长，股票价格也以同比例增长（这仅仅是一种假设，而非预测），则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将于28年之后，即2037年达到36 000点，几乎比格拉斯曼和哈西特预测的时期晚了近40年。（确实，他们的文章指出，25倍的市盈率交易能够安全地短暂支持的市盈率为50倍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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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必须对这些荒谬的预测提出质疑。在1999年版的《共同基金常识》中，我写道：“我并不想承认股票没有风险溢价。”一些简单的想法让我不得不对“未来股票市场的回报率产生强烈的关注”。我个人认为，在未来10年中，股票的名义回报率可能在年均5%～8%的区间。而令人尊敬的货币市场基金经理加里·布林森（Gary Brinson）和杰里米·格兰瑟姆（Jeremy Grantham）分别预测了这期间的股票回报率为7%和3%，与我的预测大致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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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牛市的“非理性繁荣”时期，这些预测都显得低得荒唐。但真实情况是，与随之而来的实际情况相比，我们三位还是很乐观的。在接下来的10年间，股票的回报率转为负值，年均回报率在–1.5%左右，是在过去两个世纪中，第二低的10年期回报率。从预测股市的回报率转为负值的角度来看，我们三个都预测错误，但是，从预测股市将从前20年的年均17%的回报率上掉下来的角度来看，我们三人的预测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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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三人相同的地方便是坚信：从长期来看，股票的价格不能脱离潜在的基本面。对于我个人而言，我仍然没能够预测到10年以后实体经济有如此糟糕的衰退，尤其是在2007—2009年间对金融服务部门产生的冲击。事实上，以标准普尔500指数计算的金融服务部门的每股账面收入从2006年的37.59美元下降到2008年的−37.77美元，令人震惊地下降了200%。而与此同时，以标准普尔500指数计算的其余部门的回报率“只”下降了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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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的原版中，我提到了本杰明·格雷厄姆和戴维·多德于1934年首次出版的经典著作《证券分析》（Security Analysis）。他们警告说：忽略经济体基本面状况，比如股息率和资产价值，仅仅依靠预测公司的未来盈利情况是很愚蠢的行为。然而，后来版本的《证券分析》竟然把关于“新时代理论”之愚蠢的内容删节了。在1999年版的最后一章中，我得出了结论：“这一处的删节，可能是最不祥的信号。”后来，事实证明的确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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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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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9年中期，我们的经济体仍处于不明朗的状态。股票市场已经经历了自它的现代历史以来的第二次大暴跌，从2007年10月的最高点下降到了2009年3月的最低点，降幅达57%。到2009年中期，已经反弹了57%。（提示：先下降了57%，然后反弹57%，并不能够让投资者盈亏平衡，投资者将总共亏损35%。算算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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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依据定义，股票的价格越低，预期的未来回报率越高。有许多种方法来测量这种效应，我们仅仅关注其中的两种。第一种主要是依据这种看法：股票的市场价值最终将跟踪经济体的价值。如图I-1所示，市场的总市值一般是国民生产总值的63%。这比例在1929年达到了72%的高点，在1972年达到了81%的高点（最终证明，这两点都是市场的高点），在2000年，又高至184%（又一个高点），出现一段时间的下降后，于2006年又回复到了148%的高位。在股票价格下跌之后（国民生产总值下跌的幅度比这小多了），如今这一比例维持在82%。启示：尽管便宜得还不够多，但股票已经便宜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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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指标（本杰明·格雷厄姆和戴维·多德将会喜欢）是股票市场价格和公司账面价值（现金、应收账款，工厂和机械设备，特许权价值和研发费用等）间的关系。如图I-2所示，在有数据记载的三十年间，以标准普尔500指数计算，平均每一美元的账面价值对应着2.4美元的股票市场价格。从1977年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这一比例一直都很稳定，但是在2000年，这一比例已经翻番至高达5.42美元。（投资者都在想些什么呢？）经过几年时间，市净率（price-to-book ratio）下降至大约3美元，然而，在2007—2009年间，这一比例骤降至1.78美元。同样的启示：尽管便宜得还不够多，但股票已经便宜很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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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I-1 股票市场总市值占美国GDP百分比（1929—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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