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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怎么干投行。“三纲八目”，语出《大学》，说的是“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南怀瑾提出，实际上应该是四纲八目，因为还有一个总纲，那就是大学之道的“道”。这里比附一下，先下个断语，投行也有三纲八目，三纲就是“人才、资本和声誉”，还有一个总纲，那就是“客户”，八目就是“勤奋、诚信、专业、创新、团队、激励、规范、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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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行的“三纲八目”，也可以叫投行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投行业务的商业原则或经营准则，大致中外通用，不信可以举例以证，如高盛的十四条“军规”和国内主要投行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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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盛是有代表性的国际投行，20世纪70年代约翰·怀特黑德（John Whitehead，时任高盛联合主席）概括了高盛的主要业务原则，最核心的有两句话：“公司的法宝是员工、资本和声誉”（Our assets are our people,capital and reputation）和“客户的利益永远是第一位的”（Our clients’interests always come fi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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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高盛十四条”，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客户”“人才”“资本”和“声誉”展开的。比如，客户方面强调重视客户利益（第1条）和满足客户需要（第11条）；人才方面讲了招聘（第6条）、晋升（第7条）、专业性（第4条）、创新性（第5条）、团队（第8条）和奉献精神（第9条）；资本方面强调资本的规模（第10条）和利润的分享（第3条）；声誉方面强调正直诚信（第14条）、保守秘密（第12条）和公平竞争（第1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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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高盛十四条”实际上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投行最重要的是四样东西，客户、人才、资本和信誉。其中后三样是真正属于公司的，可以加起来与“客户”相对，或是吸引客户之所在，同时又与“客户”相互作用。就是说，如果一家投行有很强大的资本、很好的人才，又有很高的声誉，如果它再有很多优质的客户，显然这就是优秀的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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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特黑德后来提出的所谓投行“十诫”：“待客户”两诫——不要让客户不高兴，不要让你的目标高于客户的目标；“打交道”四诫——不要空谈，不要泛泛之交，不要找不能拍板的人，不要做没有尊严的人；“做业务”四诫——不要拖延应当完成的业务，不要随意打发到手的业务，不要做二流业务，不要做不想发展的业务。这些“戒律”与前述业务原则相关，都是服务客户的具体方法或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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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投行目前整体上处于发展初期，历史较短、数量众多、格局未定，在经营原则上尚难引证成熟的经验。不过，从国内一些主要投行经营发展的相关提法中也可以看出大概。比如，中国证券业协会公布的2012年度承销、保荐及并购重组等财务顾问净收入排名前五位的券商：中信证券提出向“以客户为中心”等三大方向转型，认为其核心竞争力源自“创新和专业化经营理念”；国信证券企业精神是“务实、专业、和谐、自律”，核心理念是“创造价值，成就你我”；广发证券核心理念（核心价值观）是“知识图强、求实奉献（求实创新）”，经营原则是“稳健经营、规范管理”；中信建投强调“以人为本，以邻为师，以史为鉴”，“秉持以客户为中心的金融服务理念，以规范为基石，以创新为引领，专注于国内资本市场”；中金公司价值观是“以人为本、客户至上、勤奋专业、精益求精、相互尊重、相互支持、提携下属、关爱社会”。[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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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结合这些年投行综合实力的提升过程以及不少投行发展过程中的曲折经历，不难看出，客户、人才、资本和声誉对于投行来说的确具有长期、核心的价值地位，可以视为投行的“纲”，属于投行“世界观”范畴。至于前面说的“八目”，则类似于“方法论”，可以从投行日常经营中观其大略。其中，“勤奋、诚信”是基础，“专业、创新”是关键，“团队、激励”是条件，“规范、团结”是保障。只有勤奋，才能胜任投行工作，只有诚信，才能赢得客户和形成良好声誉，所以“勤奋”“诚信”作为“八目”之基础。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这个基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其他的无从谈起。投行的发展，无论中外，主要靠专业能力和创新精神，所以“专业”“创新”二者至为“关键”。团队协作，有利于发挥整体力量，而在实现共赢、追求共享的同时，根据业绩和贡献实施充分的激励，则有利于激发个体能量，因而二者都是必要条件。违规经营或忽视风险管理，可能导致满盘皆输（国内投行业曾有“剩者为王”的说法），股权不稳定和管理层不团结，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投行自身难免风雨飘摇，所以“规范”和“团结”是投行发展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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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声明一下，“三纲八目”云云，仅是经验观察，绝非圭臬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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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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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摘自中信证券、广发证券2012年年度报告及各公司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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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行笔记 “易”观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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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关于事物发展变化的道理主要有三个：“时、位、势”。“时”是阶段论，“位”是位置论，“势”是趋势论；“时”是纵向的时间论，“位”是横向的空间论，“势”是纵横交错、时空统合的立体论。所谓“知时、得位、顺势、谋变”，变而不易，是谓“易”理。投行发展的“易”理，也主要体现在“时、位、势”三大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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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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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放眼长远，相对来说现代投行历史很短，国内投行历史更不足道，不过，投行处理的商业融通关系却根植于人类社会活动本身。《史记·货殖列传》转述《周书》的说法，讲到资源供求利用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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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投行历史分为两段，20世纪50年代前和80年代后，其间中断30多年，前后两不相涉，我们说国内投行历史一般都指后者。20世纪80年代内地搞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这才有了股市、债市和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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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说：“中国的股票市场在新中国成立前就有，那时上海的股票市场比香港地区的发达得多。新中国成立后，把它关闭了，成为禁区。社会主义国家能不能搞股票？邓小平同志说，可以试。1990年12月，在上海成立证券交易所，当时我在上海当市长，大家都认为这是中国改革开发的一个重要标志。这实际上是一个最有效的直接融资方式，同时又成为企业效益的一个晴雨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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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地证券交易所成立前后，以股票和债券承销为标志的传统投行业务还处于萌芽期，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当年，国务院批准九家特大型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和公开发行股票，同时由工行、农行和建行分别筹组华夏、南方和国泰三大证券公司，加上在此前后成立的申银、海通、万国（1988年）、广发（1993年）、国信（1994年）、中信、中金（1995年）等券商，全国性、规模性投行业务开始进入起步发展期，虽经起起落落，但发展速度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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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年，境内直接融资规模从最初零零星星的几十亿，到2012年约6000亿（包括沪深市场各式股权和债券融资，不含银行间市场），最高的时候上万亿（2010年）。同时，投行范围的并购重组、直接投资和资本中介等业务也在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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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王东明（中信证券董事长）的说法：“我国证券行业20世纪80年代起源于银行、信托下属的证券营业网点，经历了野蛮生长、综合治理和规范发展等阶段，不断发展壮大。”实际上，野蛮有之，治理有之，规范有之，但总体并不成熟，正在壮大却仍相对弱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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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高级、发达阶段的投行应当伴以成熟健全的制度体系、合理稳定的市场格局、广泛巨大的经济影响和一定的国际影响，那么目前可以说我们已经建立了相关制度体系，但还不成熟、不健全，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市场格局，但还不合理、不稳定，已经具有一些经济影响，但还说不上广泛、巨大。所以整体来看，国内投行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其生晚，其长速，经验尚浅，来日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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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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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投行业是金融服务的一个门类，金融服务又是社会服务或第三产业的一个门类，第三产业又是国家乃至全球经济活动的一个门类。具体的经济活动纷繁复杂、变化多端，经济活动本身又受到国内外各种政治、社会等因素的影响。投行在经济活动中，虽然是个很小的行业，却居于经济生活中差不多是最前端、最敏感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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