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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金融机构一般会与金融服务需求的增加同步发展——一个由需求创造供给的案例……这样的态度就把一个复杂的问题处理得过于简单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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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多·卡梅伦、休·帕特里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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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早期的银行业》（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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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知道生活是不公平的，即所谓“政治在起作用”。当最钟爱的电影痛失奥斯卡奖时，我们会这样说；当办公室最底层的蠢人陪领导打高尔夫而获得了本应属于我们的升职机会时，我们会这么说；当发现一座毫无用途的大桥得以建成，仅仅是因为某个很有权势的参议员将联邦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带回了家乡时，我们会这么说；当发现一个有关系的企业家获得数百亿政府补贴去组建一个根本不可能有竞争力的公司时，我们也会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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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意识到政治无处不在，有时却认为银行业危机是去政治化的，就如同地震和冰雹灾害一样，银行业危机是一种无法预知的非常规情形。我们之所以相信这种观点，是因为它作为一种正式言论屡屡被央行和财政部官员们提及，然后又被财经记者和电视台主播不断重复。在这一不断重复的故事里，那些有着良好意图且专业娴熟的人竭尽全力去建立高效的金融机构，有效分配信贷，并处理不断出现的问题。但他们不是全能的。他们不能预见每一个可能出现的意外事故，有时还会遭遇一连串噩运。“经济冲击”可能无法预见，它会动摇原本平稳运行的经济体系。在这个故事里，经济危机就如列夫托尔斯泰所说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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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对这一观点不敢苟同，相反，本书认为，我们周边无所不在的政治同样决定了哪些国家会不断遭受银行业危机（例如阿根廷和美国），哪些国家从不遭受危机（例如加拿大）。我们所说的政治并不是指个体结成的暂时的特殊联盟，例如从公司战略出发为将公司最蠢的人晋升为副总裁而形成的联盟。相反，我们所说的政治是指社会基本政治制度使政客、银行家、银行股东、储户、债务人和纳税人形成联盟，联盟为其利益而影响法律、政策和监管，而这常常会牺牲其他所有人的利益。从这一观点出发，一个国家不是“选择”哪种银行体系，而是“获得”了某种银行体系，该体系适应该国的政治制度以及由此决定的政治权力分配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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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170367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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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业危机的非随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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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2007—2009年次贷危机这样的系统性银行偿付危机导致了一系列灾难性的银行失败，这种危机甚至使银行体系本身能否存续都成为疑问。这种现象的发生不是像地震或美洲狮的袭击一样毫无预警，而是银行体系作为一种政治选择的结果，其脆弱性是人为制造的。银行一方面暴露在高风险的贷款和其他投资之下；另一方面，表内资本又不足以吸收与这些高风险贷款和投资相关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银行体系自然容易崩溃。如果银行只把可靠的贷款借贷给可靠的借款人，那贷款组合几乎不可能出现突然变为不良的情况。如果银行把较高风险的贷款借给那些不太可靠的借款人，但提足拨备防范贷款违约，则银行股东可能遭受损失，但不会导致银行破产。银行危机的这些基本要素历久弥新，为银行家和监管者所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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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对照，让我们考虑若银行资本不足以抵御风险时会发生什么。银行损失如此巨大，其净资产已呈现负值，且该负值已相当于一国GDP（国内生产总值）的较高比重。在这一情形下，信贷收缩，GDP下降，国家由于银行危机而进入持续衰退。政府可以通过支持银行体系防范上述后果的出现。政府可以贷款给银行，收购其不良资产，购买银行股份以帮助其补充资本，或完全收购接管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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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这种灾祸是随机分布事件，那么所有国家遭受危机的概率是相同的。但事实是，一些国家常受危机困扰，另一些国家却极少或几乎没有经历过危机。例如，美国就极易遭受危机。美国在1837年、1839年、1857年、1861年、1873年、1884年、1890年、1893年、1896年、1907年、20世纪20年代、1930—1933年、20世纪80年代和2007—2009年都经历了重大危机。1也就是说，美国在过去的180年间发生了14次银行业危机！加拿大，不仅与美国在边境有2000英里的交汇，还拥有共同的文化和语言，在同一时期却仅有两次简短而温和的银行流动性危机，即1837年和1839年的危机，两次危机均不涉及重大的银行倒闭。此后，加拿大也有一些银行倒闭，但国家未遭受系统性的银行危机。加拿大的银行体系异常稳定，事实上，从1867年加拿大独立以来，银行业持续保持稳定，从不需要政府提供支持性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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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0年以来，银行业危机的非随机分布模式在全球范围内也有明显体现。一些国家对危机免疫，另一些却易受危机影响。我们的研究对象为117个国家，这些国家人口均超过25万，现在和过去均不是共产主义国家，银行体系的规模足够大，并于1990—2010年间在世界银行金融结构数据库中上报了至少14年的商业银行对私营部门的贷款数据。2在1970—2010年间，117个国家中仅有34国（29%）免于危机，62个国家遭受一次危机，19个国家经历两次危机，1个国家遭遇了三次危机，其他的则经历了四次以上的危机。也就是说，经历过危机的国家数量是拥有稳定银行体系的国家数量的2倍以上，不可思议的是，世界上18%的国家都易于遭受危机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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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遭遇银行危机次数最多的国家是阿根廷，阿根廷长期治理不善，几乎就是政府管理不当的代名词。其次是刚果民主共和国，自1970年来遭遇了三次危机，该国残酷的被殖民历史也成为约瑟夫·康拉德《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的灵感来源，该国独立后又被世界上三大长寿暴君之一的蒙博托·塞科（Mobutu Sese Seko，统治时间为1965—1997年）统治，之后的历史也是悲剧的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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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个发生过两次银行业危机的国家也并非随机分布。危机名单中包括乍得、中非共和国、喀麦隆、肯尼亚、尼日利亚、菲律宾、泰国、土耳其、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巴西、墨西哥、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智利、乌拉圭、西班牙、瑞典和美国。这份名单的显著特征是缺少高收入和良好管理的国家。在我们所观察的117个国家中约有1/3被世界银行列为高收入国家。但是21个易发生危机的国家中仅有3个（14%）属于高收入国家。这就说明，在很大程度上，易发生危机的国家往往还具有其他不受欢迎的特征和结果。但这又带来了另一个疑惑，为什么美国会在这个名单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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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170367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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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服务不足经济体的非随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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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拥有良好银行体系的意义不仅限于避免危机。若银行体系提供的信贷太少，与经济规模不匹配，这种现象被称为银行服务不足，这同样也是一个问题。而这一现象，似乎也并非随机分布。美国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合作伙伴加拿大和墨西哥在这方面形成了鲜明对比。从1990年到2010年，私人银行给公司和个人的贷款占加拿大GDP的95%，但在墨西哥，这个比例仅为19%。悬殊的差异意味着墨西哥家庭融资购买房屋、汽车和消费品更为困难，同时，墨西哥企业也比加拿大同行更难获得营运资本。其结果是经济增长放缓。为此，每年墨西哥有50多万人（约占该国新生劳动力的50%）通过非法越境的途径前往美国，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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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1.1所示，加拿大和墨西哥间的显著差异只是全球银行服务不均衡中的一组案例。在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位于图中最左侧），包括刚果民主共和国，银行信贷占GDP的平均比例只有11％。而在最富裕的国家（位于图中最右侧），银行信贷占GDP的平均比例为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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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1990—2010年吸收存款的银行向私营部门家庭发放信贷占GDP的平均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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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为方便阅读，仅标注了部分国家，国家收入分类根据世界银行分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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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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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在四个收入组中的每个国家间也存在显著差异，这表明一国信贷规模不仅是信贷需求的函数，也反映了信贷供给的制约因素。换言之，处在同一收入类别的部分国家的信贷规模远远超过同一组的其他国家，甚至超过更高收入级别组中的国家，这意味着在各个收入组别中的很多国家都存在银行服务不足的现象。以墨西哥为例，相较于同收入组的其他国家，它似乎处于银行服务不足的状态，其信贷与GDP之比甚至比更低收入组别中的很多国家还要低（例如菲律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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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服务不足将带来巨大的社会代价。大量文献表明，银行服务不足的国家比其他国家经济发展更为缓慢。经济史学家也已证明，荷兰、英国及美国分别于18世纪、19世纪及20世纪崛起成为全球经济霸主，三个国家在此前都经历了金融中介以及金融机构的变革。研究同样发现，俄罗斯、德国与日本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经历了同样的金融革命后，缩小了同世界经济强国之间的差距。3金融经济学家利用统计方法分析当今各国经济增长情况，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无论是研究不同国家间的差异，一个国家不同地区间的差异，一个国家不同时期的差异，还是不同产业间的差异，研究结果都表明，较高的金融发展水平将带来更快的物质资本积累、更快的经济增长、更迅速的技术进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并增加社会流动的机会。4鉴于经济发展水平与国家发挥国际影响力间的关系，银行服务不足的国家也会在捍卫主权及发挥海外影响力方面处于劣势地位。简而言之，相比于纺织、制糖及汽车等实体经济部门的能力欠缺，银行业服务能力不足的后果更为严重。因为金融促进了其他所有经济活动的有效运转，包括那些对国防至关重要的工业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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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17036719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