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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种方法，医生得以排除一些假设，排除的原因包括事件时间顺序不符（例如，如果A在B之后发生，那么A不可能是B的原因），比较证据不符（例如，在其他情况下A不会导致B，那么在本病例中即使A先于B发生，A也不会导致B），以及病人与时间无关的基本特性导致某些假设不成立（例如，病人家庭无X病史，且X有很强的基因依赖性，则X可能不是病人症状的原因）。医学中的有效诊断方法同样适用于依赖观察法且倚重准确因果陈述的自然科学（如流行病学、天文学和生物进化学）。同样，这一方法也适用于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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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医学诊断的比方尤其适用于对全球银行体系的研究，在全球银行体系中，健康良好的银行业是一种意外，更多情况下出现的是银行业不稳定和信贷稀缺这一近乎病态的组合。正如医学经常发现，健康源于一些根本性的原因；同样，广泛分配信贷资源的稳定银行体系也是良好政治制度的产物，此类政治制度的特征包括广泛的选举权，以及限制银行家与民粹主义者结盟动机的制度。理解这一点需要对这些政治制度的起源和结果进行深入的历史探究。下文将开始这一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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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第二章银行交易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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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由演说与多数人决议决定的——这正是1848年和1849年的错误——而是由铁和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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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1862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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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本书的每位读者无疑都至少有一个银行账户。但大多数人几乎完全忽视账户安全问题及该银行的偿债能力。这种信任和自我满足，源于过去四个世纪不断推敲、设计并完善的一整套极其复杂的制度化安排。如果没有这些政府强制性的安排，我们很可能彻夜难眠，担心自己的财产不翼而飞，因为银行在设计之初就是一个潜在的不稳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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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稳定的根源在于：银行的日常运营依赖于仅可由政府提供的三套财产权保障。1银行需要强大的政府。但除非银行家能够说服当权者和他们合作，否则政府权力的行使并不一定能够使银行家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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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和银行家的伙伴关系无法回避。认为可以回避的想法无异于一个乌托邦之梦——这不禁让人想起约翰·列侬（John Lennon）的著名歌曲《想象》（Imagine）,在这首歌里，列侬想象了一个可以在无国家情况下运行的人类文明。尽管列侬唱出了自己的心声，但那些想象自己可以在无国家情况下生存的银行家会发现这难以实现。银行家依赖于国家的行政监管权。而这一权力并不在银行家的控制之下：如果没有某种形式的伙伴关系，该权力可能并不会站到银行家一边。正如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似乎曾经说过，无论是好是坏，成功的银行家希望解决财产权这一根本问题，为此，他们必须同拥有武器并可以发动战争的政府站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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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政府是各不相同的。在某些政治体系中，决定权集中于一人，他有近乎绝对的权力和无限的自由裁量权。在另外一些体系中，决定权以选举权的形式分散至全体成人，而选举产生的官员的权威和自由裁量权受到严格约束。当然，还有一部分政治体系位于上述两极之间。政府与银行家伙伴关系的本质在不同政治体系中各有不同。本章有三重研究目的：阐述银行体系为什么无法脱离政府和银行家伙伴关系而存在；探寻在此类伙伴关系中，内在的基本利益冲突是什么；揭示决定各政体的制度差异如何缓和或激化其中的部分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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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同时缓和政府和银行家伙伴关系中的所有内在利益冲突是异常困难的。有些政治体系能够实现平衡，名义上是民主制度，却用强大且约束性的制度压抑民粹主义潮流；然而，这种政治体系较为少见。因此，政府和银行家伙伴关系中的内在利益冲突使得大多数国家的银行体系呈现人为制造的脆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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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170367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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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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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完全理解银行的潜在脆弱性有多大，对国家的依赖度有多广，有必要先不考虑银行和政府所建立的制度安排（如法律体系对于权利的保护、股东的有限责任制、政府监督管理机构等），而是充分探究银行业务中一个内在的核心问题，即财产权问题。下文将讨论法律、监管以及政府机构的建立如何缓和这些财产权问题，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们的目的不是鼓励人们把存款取出并放到床垫下，而是希望提出对两个关键问题的看法：为什么没有政府积极参与的银行体系不存在？为什么在涉及银行体系的相关问题上没有政府能够成为完全中立的仲裁者？简言之，本书的研究目的就是探索银行为什么在过去和现在一直都与政治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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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从基本问题开始：银行能够产出什么，又需要投入什么。银行的主要产出，即银行的产品是债务合约，主要形式是借款人对银行的欠条。银行的主要投入也是合约，主要形式是银行对储户的欠条。尽管你可能并没有意识到，当你把工资存入银行之时，你便向银行提供了一笔贷款。银行的基本商业模式因此变得非同一般：它的产出和投入均为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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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家企业，若其主要产出和投入都是偿还债务的承诺，则这一企业必然是不稳定且高风险的。首先，银行家开始了一项困难的平衡操作：从储户手中借钱然后贷给借款人，但是银行家无法准确预测借款人是否会偿还贷款。即便是最诚实可信的借款人也可能由于不可预见的情况而违约，并可能让储户损失储蓄。2其次，银行家要将储户和借款人的合同期限一一匹配，即使存在这种可能性，难度也异常之大。银行储蓄通常可在短时间内迅速提取，但这些储蓄所支撑的贷款则可能需要几个月、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收回。事实上，银行家面临的风险是，即使银行并没有丧失偿付能力，忧心忡忡的储户也可能蜂拥而至提取存款，而银行金库里或许并没有足够现金来满足储户的所有提款需求。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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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两个问题（在银行学著作中被称为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的公认解决方案就是在资产负债表中加入缓冲。第一种缓冲叫作股权资本，是股东投资在银行里的钱。借此，银行能在部分借款人违约时仍足额支付储户存款。第二种缓冲叫作现金资产。银行并不把所有钱用于放贷，而是将部分钱用作储备。4银行越大，其存款和贷款规模越大，也就需要更多的股权资本和现金资产来实现审慎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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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银行业的逻辑是，通过吸收存款和筹集股权资本来支持运营，并将资金贷给可能偿还贷款的借款人，同时还需保留一部分现金形式的资产。只要储户和股权资本的提供者愿意给银行提供资金，银行保持充足的资本和现金缓冲，且贷款违约的风险不是太大，那么，银行家就可以运营一家兼具安全性、稳定性和盈利性的银行。然而，知易行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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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投资者愿意提供资本缓冲？投资者面临的风险显而易见。因此，银行家，更多情况下是银行内部人（通常是创立者，常常身兼经理和董事二职），需要获得股权投资者的信任。但是，用什么可以制约银行内部人不过度冒险或挪用公款而造成投资者损失呢？5银行内部人可能提供多种渠道，以便外部投资者监控银行内部人的行为，但不可避免会存在漏洞。6而且，在银行合伙人关系中，银行内部人要求投资者以所有财产承担责任：如果企业失败，每一个合伙人都对公司所有债务负有责任。7更糟糕的是，银行从制度设计上来说，便是杠杆率非常高的企业：它从一群人手里借钱再借给其他人。外部投资者因此承受了巨大的风险。简而言之，银行内部人需要外部人的投资来稳定整个银行并吸引储户，但通过这种方式，银行内部人将风险从储户身上转移到了股权投资者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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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如何引诱外部投资者承受如此高的风险？有几种方式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银行内部人士通过将大量个人财富投资到银行作为股权资本，以使外部投资者确信，贷款组合是安全的。法律体系也可以提供保护，防止银行内部人士的贪污和欺诈行为损害投资者利益。最后，限制股东的责任会降低股东风险。有限责任意味着股权投资者不共同或单独对银行所有损失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他们作为少数股东的损失会被限制在其投资额的一定倍数之内。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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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缺乏上述外部股东保护措施，则吸引外部股权投资者将非常困难，而大幅拓宽银行仅作为中世纪放债者的角色也相当困难，所谓中世纪放债者是一个可以放债并收取利息但是无法大量吸收存款的中介。经过发展，最终有限责任制银行通过将股东风险和其投资资本相挂钩的方式打破了规模的界限。毫无意外，这个理念迅速传播，已成为目前全球大型公司的基本组织形式。事实上，在大多数国家，第一家寻求给其股东颁发有限责任许可的企业便是银行：银行这种特殊的有限责任制比一般企业早出现了几十年。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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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不能简单地宣布其股东承担有限责任，或者拥有其他法律保护方式。只有政府可以提供这些保护。政府通过银行许可来给予其特权，之后再通过法庭来强化执行。许可并不仅仅是执照，它还是银行和政府间的合同。合同规定了一系列银行责任，如银行所得税、资本税、银行必须持有充足的政府法定货币或国家债券，以及银行运营必须接受政府监管等。同样，双方的合同也保证了银行的一系列重要特权，如发行可用于对公或对私支付的法定货币的权利，持有政府存款的权利，当然还有股东的有限责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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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政府可以使潜在的银行家为了许可而慷慨解囊——尤其是在政府限制许可数量的情况下。许可的稀缺性不仅使银行盈利增加，也有助于银行在许可期间的融资。如果许可具有稀缺性，那么银行便可获得垄断性利润，而潜在股东将在入股时为此支付溢价。少数股东愿意支付的溢价对于银行内部人来说是一种免费的资金来源，也可减少实缴资本的缓冲资本，而这样更能吸引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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