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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五章，我们探究英国不列颠治世下如何在政府对高昂的战争经费需求下降的同时，扩大银行特许，从而形成新的政治联盟，而这一联盟又支持银行特许的进一步放开。英国于20世纪初形成了稳定、高效和竞争性的银行体系，但在“20世纪三十年战争”期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重整军备时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银行体系再度被政府压制。1945年后，支持建立福利国家及国有产业的政治联盟使银行体系被边缘化。简言之，伦敦目前的银行体系不仅是英国银行业的中心，也是世界金融中心，但这仅仅是近些年才形成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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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转向美国案例，时间跨度为18世纪70年代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到废除银行跨州经营禁令的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将美国案例纳入本书讨论有很多原因，其中的关键理由就是美国银行业历史的解释力。如果有任何读者质疑本书关于银行监管一直与政治息息相关的观点，只需稍微了解美国银行业在最初两个世纪的发展历史，就会改变对本书观点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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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美国金融机构，如美洲银行的分行和自动取款机（ATM）似乎遍布每个角落。然而，直到最近之前，美洲银行以及目前其他所有美国市场中的主流大型银行，都被法律禁止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州设立分行：美洲银行在当时仅是一家加利福尼亚州内的银行。或许更让人惊讶的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大部分州都禁止银行在该州内开设多家分行。由此造成的结果是，美国当时的银行体系是由成千上万的“单体银行”（不设分行的单体银行）构成，这些银行各自在几乎割裂的几千个本地市场中运作。当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银行体系与美国类似，理由非常简单充分：银行既不能跨地区分散风险，也不能实现资金的跨地区调动以解决流动性问题（例如银行挤兑），因此，由成千上万单体银行构成的银行体系本质上是不稳定的。同时，这一银行体系运营效率低下，因为银行不能在管理中实现规模经济效应。基于以上原因，相比于其他国家由总行和大量分行构成的银行体系，美国当时的银行业中贷款利率更高，储户获得的存款利率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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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惊讶的是，当时的银行体系绝对不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18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首次设计美国银行制度时脑海中的美国银行业模式。汉密尔顿的愿景在几十年后被一个十分奇怪但十分坚定的联盟所破坏，该联盟由农业民粹主义者（他们反对任何形式的企业以及控制企业的精英们）和小银行家（他们知道无法与可任意开设分行的大银行进行竞争）组成。这个看似不可能的联盟如此成功，原因在于它利用了美国政治体系中的一个根本制度：联邦制。因为银行业的立法权主要属于各州，而非联邦政府，所以民粹主义者和小银行家联盟可以在州议会走廊上斗争并获得胜利，而不用面对全国性的政治辩论。成功的州级联盟能够影响当地国会议员的选举从而将联盟支持的事业带往华盛顿。每当危机破坏了天性脆弱的单体银行体系，该联盟都会致力于推动改革朝着对其有利的方向发展，在《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的出台过程中甚至战胜了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正如第六章所示，这一联盟享受了一个半世纪的主导地位。最终，由于人口、经济和技术的变迁，这个联盟逐步瓦解，单体银行模式也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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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摆脱“银行交易博弈”：政治总是介入银行监管。在第七章中，美国银行体系取消了与设立分行和市场竞争相关的限制，这一变化本应使银行体系更趋稳定，但在现实中，美国银行体系在经历这一变化后，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却指向了2007—2009年空前的银行业危机。第七章将通过描述这一过程如何发生，来有力地证明无法摆脱“银行交易博弈”的观点。单体银行家和小农户的政治联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由快速发展的超级银行及城市激进团体构成的新兴联盟。银行家对兼并扩张雄心勃勃。但他们的扩张计划受制于政治约束：他们需要被界定为所服务社区中的“好公民”，才能获得美联储的合并批准。激进团体希望可以帮助其成员和选民获得信贷，而“好公民”的标准使其获得了与合并方银行谈判的强大武器。银行家和激进团体形成联盟，使美国银行业成为由若干大而不倒的超大型银行构成的体系。该联盟形成的原因之一，便是双方达成明确约定，在1992—2007年间，合并方银行向激进团体发放超过8500亿美元信贷，以换取这些激进团体对银行合并的政治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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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激进团体间的明确约定之外，银行还在这一期间做出了额外的3.6万亿美元承诺，以被界定为“好公民”。要实施这些安排需要很多步骤，本书后文将详细说明这些步骤，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政府支持企业房利美和房地美（主要对抵押贷款进行回购和证券化）在克林顿政府的施压下，大幅降低信贷标准，从而使这些次级贷款成为房利美和房地美投资组合的一部分。一旦各方就此达成共识，逐渐弱化的贷款标准便适用于每一个人。以下这一点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监管部门对银行合并的批准，背后的政治博弈开启了一个进程，其最终结果是大量美国中产阶层能够利用宽松的房贷规则购买房屋，当时的美国住房抵押贷款政策相比世界上任何国家或美国本国早期的历史，宽松程度不可思议。由此产生的后果是，高违约风险的住房抵押贷款快速增加，借款人则是各阶层的美国人。简单引用一个数据，根据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2006年的一项调查，46%的首次购房者为零首付，首次购房者的首付款中值仅为购房金额的2%。10简言之，之所以出现2007—2009年的次贷危机，是由于一系列蔚为壮观的政治交易扭曲了银行家和债务人的行为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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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严重的银行偿付危机是由不审慎的放贷和银行资本不足以支持高风险贷款共同造成的。在第八章，我们集中讨论在什么情况下，美国各银行金融机构，包括两房等政府支持企业，被允许以明显不足的资本缓冲支持其高风险的浮动利率抵押贷款投资组合，这些按揭贷款首付要求低，对支持性证明文件的要求同样很低甚至根本无要求。这再次印证了魔鬼存在于细节中，但这也说明了监管部门决策受政治逻辑驱动，这一结论是无法回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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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这一部分研究的目的并非为了指责“华尔街肥猫”或激进团体应当对美国2007—2009年的银行业危机承担责任。很多书刊持上述观点，但坦白说，我们认为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目标。次贷危机仅仅是美国一系列银行业危机中的最近一次危机。我们必须解释一个问题：为何美国的银行体系总是容易发生危机。美国政治制度中的哪些要素导致银行家和民粹主义者寻觅到彼此，并结成如此强大的联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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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关注的是影响个体和团体行动动机的政治制度，而不是个体和团体本身。无论何时何地，人们总是追求自身利益，其中的方式之一便是行使其政治权利。当政治制度鼓励人们结成同盟，即便是和不可能的合作者结盟，只要是为了追求共同利益，人们也会这样做。当政治制度带来的结盟动机较弱时，人们不会选择结盟。没有哪个个体或个体组成的团体应为所发生的事情受到责备。事实上，责怪他人的行为本质上是不具建设性的，因为它会使人偏离问题的核心：如何改变政治制度，使人们不再有强烈的动机结成降低社会效率的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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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通过美国与加拿大的比较，揭示了政治在美国银行体系架构中的关键地位。事实上，加拿大代表着与美国不同的实践：它与美国有着相似的殖民传统和文化传承，但加拿大并不存在形成美国单体银行体系的政治制度和环境。相反，在加拿大政治制度下，几乎所有经济政策和监管政策，包括银行业政策，均由全国性的两院制立法机构决定，而其中的上议院成员通过任命而非选举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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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加拿大当然也有民粹主义者和希望建立单一制银行的银行家，但他们无法成功控制银行体系，因为他们必须在全国层面赢得所有政治斗争的胜利，但斗争的主战场——议会则被设计成一种不易被民粹主义控制的结构。因此，加拿大银行体系的结构与美国有显著差异：从形成伊始，加拿大银行业便由若干家在全国拥有众多网点的超大银行组成。银行所有者不会与民粹主义者建立联盟，通过牺牲其他所有人的利益来创造和分享租金。其结果是，信贷成本得以降低，同时银行体系更加稳定。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美国经受了三次系统性银行危机：大萧条期间影响广泛的银行破产危机、20世纪80年代的储贷危机，以及2007—2009年的次贷危机，而加拿大却没有经历任何银行业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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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和第十一章主要关注墨西哥案例，其中包括对民主和威权体制下的银行体系差异的分析。在英国、美国和加拿大，从几个世纪之前开始，选举便成为政治体系的一部分，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选举权得到进一步扩大。与这些国家不同，墨西哥人民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并不享有有效的选举权。在其大部分历史中，墨西哥均实行某种形式的威权统治，其中政府多次对银行体系进行了全部或部分的掠夺。因此，墨西哥案例不仅说明了威权国家的统治者如何与银行内部人以及银行少数股东结成联盟来塑造本国银行体系，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在何种情况下威权统治者会打破联盟关系，转而从这些内部人和少数股东手中攫取财富。墨西哥案例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即政府如何在多次剥夺银行家财富后，仍能诱导银行家结成新的联盟，塑造新的银行体系。答案是，在墨西哥历史中，政府一直对银行准入施加严格限制，以提高回报率来补偿银行内部人和股东可能面临的财富被剥夺的风险。在墨西哥，正如其他地方一样，银行业和政治密切相关。墨西哥政治一直在混乱（如内战，期间银行体系完全崩塌）和相对平静之间摇摆，在这一过程中，裙带银行体系仅由若干家银行构成，仅在有政治影响力的内部人之中分配稀缺的信贷资源。直到1997年，墨西哥开始民主化进程，政府向外资开放银行业，这一模式才得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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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基本政治制度发生改变，“银行交易博弈”也会随之改变。要证明这一推论，大概没有比巴西更好的案例了，第十二章和十三章主要讲述巴西案例。在巴西独立后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巴西一直处于某种形式的威权统治中。事实上，直到1989年，巴西才第一次举行了所有成人均有选举权的总统直选。此后，巴西进入了稳定的民主时期，但巴西一直受强烈的民粹主义思潮控制。事实上，巴西政治制度表现出很强的民粹主义特征：强权总统和弱化的立法机构；税收的集中化和政府支出的非集中化；政党集中化；16岁以上成人均有选举权；以及在宪法中规定了一系列“积极权利”（positive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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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们能否发现银行在威权或民主制度下的运行和监管差异？事实上，差异不仅可辨，而且显而易见。在巴西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威权统治者都能够将本国银行体系作为征收通胀税的工具。这一做法在当时也没有任何含蓄之处：20世纪80年代后期这一做法达到了顶峰，通胀率接近2500%，银行和政府通过通胀税收入几乎瓜分了GDP增长的8%。在整个巴西历史中有两个例外时期：第一个例外时期是1831—1889年，当时地方性寡头政府甚至可以牵制巴西国王，几乎没有任何银行体系；第二个例外时期是从1989年巴西民主化以来，巴西的民选政府很快废止了通胀税，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通胀水平降为与美国基本持平，这一变迁迫使银行开始真正放贷，而非仅仅从支票账户的资金使用中获取收益（支票账户不向储户支付利息，因而银行通过资金运用获得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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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民粹主义有着对银行体系的一整套要求。虽然巴西的银行不再是政府获取通胀税的机器，但部分银行成了创造就业的机器。巴西两家最大的银行由政府运营（尽管其中一家有私营股东）。这些银行不依据市场原则放贷，而是通过信贷确保候选人在其选区的商业盟友维持或提高就业率，从而帮助候选人赢得竞选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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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总结了之前章节的主要研究发现，并将本书五个案例研究中的五国历史与其他国家的历史进程相联系，证明本书的研究路径在更大范围内的解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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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主要讨论本书的研究发现对于政治和银行业的意义，其中包括自由主义政策主张的可行性、监管改革的局限性、不同的银行危机理论模型的可靠性以及政治制度的持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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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不涉及的研究领域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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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读者可能好奇：为何本书重点研究银行，而不同时分析金融市场？诚然，金融市场及其专门机构（如股票交易所）的历史也是反映金融体系发展的重要方面，同时，金融市场也经常成为金融不稳定（如主权债务危机和股市崩溃）的策源地，因此，本书在叙述银行发展历史时，也关注了金融市场与金融发展和金融不稳定之间一些重要的关联性。然而，我们之所以重点研究银行体系，是出于一个简单的原因：金融市场总是由银行创造并维持的。没有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可以在银行体系发展之前就形成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经纪商和交易商或本身就是银行，或依赖于银行信贷以管理其承销和交易活动，此外，金融市场的其他参与者之所以参与市场，也是因为与银行有长期业务往来后，积累了丰富经验，最有可能成为金融市场的参与者。从概念上说，有时很难区分银行中介活动和金融市场工具。例如，汇票是银行对外的借据，但它们也是可交易的金融工具。一些早期银行，例如英格兰银行，最初基本上只是主权债务重组的工具，持有这些银行股票类似于投资主权债务。无论在哪个时期哪个国家，银行业都是各类金融发展的生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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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虽然金融市场能提供银行信贷之外的其他融资渠道，但这些融资渠道也同样受制约信贷供给的因素影响。在许多国家，政府没收资产的风险限制了公司通过股权市场筹集资本的能力。为降低这一风险，公司经理人参与到政府成员的寻租活动中，这一做法事实上降低了市场中能够流通的资本数量。11简言之，证券市场也是在政治背景下运行的，一些严格的政治约束会束缚银行的运营和绩效，这些约束也同样对证券市场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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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读者会疑惑，为何本书重点研究特许银行（即通常所称的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吸收储蓄，发放贷款，在任何能够租到的6平方英尺的地方放置自动取款机）而非私人银行（也称为商人银行或投资银行，如罗斯柴尔德家族、摩根大通银行）。私人银行自古代货币发明伊始便成立至今。然而，它们所能动用的资本总是受到限制（详见第二章和第三章）。随着特许银行的出现，私人银行利用其专业技能和良好声誉成为金融网络中的协调者：它们组织银团贷款、为国际金融交易充当经纪、承销和分销证券、协助管理大型非金融机构。然而，现代经济中最核心的信贷供给方一直都是特许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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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常有同事、评审人或学生询问我们：为什么本书仅包括如此少量的案例研究。为何只选取5个国家，而非8个、10个或者20个国家？在实际研究中，研究一国制度的时代变迁，并不像办企业，收益随规模递增；相反，在案例数量和研究深度之间存在明显的权衡关系。更重要的是，本书的目的并非详细介绍各国银行业发展的政治经济历史，而是试图建立并阐述一个我们认为有强大解释力的通用框架。我们邀请其他研究者用其他国家的案例以及大型多国数据集来检验这一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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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其他同事和学生询问，为何要研究数百年的历史，而不是仅仅研究过去几十年的历史？换言之，为何不简化本书研究，重点研究某一国家过去几十年的历史？事实上，许多学者在尝试解释美国次贷危机的根源时，都采用了这一研究策略，并取得了较好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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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我们的回答原则上是简单的，但在实际研究中所需的研究方法却并不简单：如果要理解影响复杂系统的各个因素，以及导致系统从一个均衡过渡到下一个均衡的因素，人们需要采取多维度分析方法，其中备受关注的一个维度便是时间。这类似于内科医师的诊断过程，例如当医生面对难以诊断的病情时，首先，她会从与时间无关的基本因素着手，例如从家庭病史推断病人是否拥有易患某类疾病的基因。然后，她开始了解病人的自身病史：过去得过什么疾病，接触过何种病原体，以及病人的健康习惯是怎样的？接下来，她开始询问短期内是否存在影响健康的因素：节食、锻炼或压力。同时，医生也从直接观察中获得信息：代谢功能检查、对器官的触诊，以及对症状的描述。最后，医师将病人信息和以往诊疗过的病人信息放在同一个逻辑框架内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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