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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第九章持久的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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呃,在加拿大最沉闷无趣的人旁边呆三小时,那是相当具有挑战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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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馆里的女孩》(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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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咖啡馆里的女孩》中的露丝,美国民众常常戏谑据说是沉闷无趣的北方邻居。加拿大人似乎并不很介怀。毕竟,沉闷无趣可能也是一种福分。2007—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美国数以百计的银行倒闭,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被迫将巨额的纳税人钱财投入贷款、担保和纾困计划中,以防更多的银行崩盘,包括那些巨无霸政府支持企业。而加拿大的银行却没有遭遇如此重压,也不需要由纳税人埋单的纾困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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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00年来,加拿大银行体系非凡的稳定性有目共睹,也是被广泛传颂的特点之一。1840年以来,美国发生过12次较大的银行危机,但即使大萧条期间,加拿大也一路平安。1加拿大最近的一次银行危机发生在1839年,还是受美国牵连所致。2危机中,数以百计的美国银行停业,而加拿大的银行只是被迫暂停兑付银行券和存单,并未出现银行倒闭。加拿大的成就非常可贵,因为加拿大属于资源型经济体,严重依赖出口,且受制于国际贸易的巨大波动。因此,加拿大其实更容易在商业周期内产生巨大波动,但这一切从未酿成银行业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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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可贵的是,加拿大银行的稳定性并非来自政府干预。事实上,直至1935年加拿大都没有中央银行,设立央行的初衷也仅源自加拿大西部的农民,他们作为生产商品的债务人倾向于支持通货膨胀,因此要求政府在大萧条期间更积极地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与很多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不同,加拿大央行的诞生并非为了对银行体系实施体制变革:加拿大的银行在20世纪30年代及以前几乎没有问题需要施救。更值得称颂的是,加拿大银行体系在取得创纪录的长期稳定的同时,在为偏远地区提供更便捷的金融服务、更优惠的贷款利率、更高的存款利息等方面也优于美国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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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是如何做到的?这部分归功于加拿大银行体系有着与美国银行体系截然不同的结构:加拿大的银行业主体为若干家网点遍布全国的大型银行。这种结构不仅有利于加拿大的银行在不同区域发放多元化贷款组合,也能使其以丰补歉,使得受经济冲击的区域分行得到资金调剂。遍布全国的网点使加拿大的银行在管理上能够取得规模经济优势,增加了它们在区域市场的同业竞争力。一直以来,加拿大银行收取的利差(贷款利率和存款利率之间的差值)都低于美国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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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银行这种集中化体系的潜在弱点是可能弱化银行间的竞争,导致企业和个人支付更高的利率而只得到较少的贷款。然而加拿大的民主政治制度,尤其是民选的下院,对银行获取垄断利润施加了限制。政治反制银行的威胁已然制度化,并形成了奇特的历史实践:150年间,加拿大议会定期对银行进行合法性审查并重新颁发牌照。1992年之前,每隔10年审查重发一次;1992年之后,每隔5年审查重发一次。《银行法》的修订和重新颁发牌照既是大棒又是胡萝卜,作为奖励,它让经营良好的银行家们在新立法时有发言权。简言之,加拿大广泛的参政权给了加拿大银行家充足的理由去践行“胖猪是挺好的,但是太肥就等着被人宰”这句民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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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体制和监管差异引发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哪些政治因素造就了表现远胜于美国的加拿大银行体系?两个唇齿相依的前大英帝国殖民地有着共同文化,对大英帝国和欧洲银行历史有着共同理解,为何它们在银行业发展上差异如此巨大?当年加拿大立法者环顾全球,最终选定美国作为本国银行体系范本的史实让上述谜题更加令人费解。加拿大最早的银行(始建于1817年的蒙特利尔银行,Bank of Montreal)就是模仿有着诸多网点的全国性银行美国银行(成立于1791年)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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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加拿大在随后的两个世纪里保持了这种基础架构,美国反而将之丢弃了呢?正如我们在第六章所讨论的,美国在19世纪拒绝建立一行多网点的银行体系并非因为无知,而是政治博弈的结果。确切地说,这是在美国去中心化的联邦政治体制下,一系列政治联盟在银行业博弈的结果。要理解加拿大为何保持了这个少数银行但其网点遍布全国的体系,我们需要了解塑造加拿大政治联盟和政治结构的各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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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想隐瞒任何细节,事实上,我们将详述它们塑造加拿大政治经济体制的最重要因素:大英帝国将加拿大继续作为殖民地的决心。这一目标在美国革命后似乎难以保持,因为在18世纪后期加拿大主要人口为法国裔。尽管如此,大英帝国还是成功了。加拿大没有发生由商业精英和农民一起反抗英国统治的美国式革命,而是继续作为大英帝国的一部分。事实上,直至1982年加拿大才有了完全独立于英国的议会,不再是英国殖民地。时至今日,加拿大仍是一个拥立伊丽莎白二世为君主的君主立宪制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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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将加拿大留在版图之内,大英帝国的立法者们从18世纪90年代开始尝试一系列制度性试验。他们试图在逐步将自治权让渡给加拿大国民的同时,限制有人数优势的法国裔人口的政治力量。他们实现这一目标不是简单地推行沙文主义,而是让加拿大成为一个经济有活力的殖民地。他们的终极解决方案是一种由中央政府完全垄断控制经济政策制定的联邦制度。加拿大1867年宪法甚至允许联邦政府废止各省(例如,法语区的魁北克省)已经通过的法律。加拿大议会上院议席制度性分配不均,以确保法国裔总是议会少数。简而言之,为解决大英帝国的心病,英国精心设计殖民地宪法,使魁北克省法国裔人口无法掌控加拿大经济发展,从而引出了中央政府垄断银行业发牌权的管制体系。加拿大省级政府无法像美国州政府那样创建并形成对抗全国性银行的地方性区域银行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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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银行体系的政治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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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后期,加拿大社会的特性由两个主要因素决定。首先,是语言和文化。从1689年开始,英国和法国为争夺加拿大而连年征战。1763年,七年战争进入尾声,法国人陆续失去了魁北克和蒙特利尔等省市,并最终放弃了他们的权力主张。然而,当法国人撤退时,在英属加拿大殖民地,当时被称为魁北克,部分延伸至如今的俄亥俄州,16.1万居民中的绝大多数是法国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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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经济和职业。18世纪后期的加拿大总体分成三个阶层。第一个阶层是所谓英国地主阶层,由强烈忠于王权的富裕农场主和商人组成。这一阶层此后在魁北克被蔑称为“保皇派”,在安大略被蔑称为“望族派”,这些绰号反映了他们根深蒂固的政治寡头地位。第二个阶层由那些非政治寡头的商人组成。如同美国的开国先贤们,加拿大商人是一群创业者。他们的财富积累时间不长,他们游说政治家出台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形成更加开放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不由英国地主阶层控制的环境)。然而不似美国的开国先贤们,加拿大商人并没有大声疾呼推翻英国的统治。他们忠诚的原因很简单:因为社会中存在着对商人阶层和地主阶层构成威胁的第三阶层——城市平民、农民和占人口多数的法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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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的地理特性,使建成经济上有活力的殖民地难上加难。加拿大东西幅员辽阔,包括顶级牧场在内的很多自然资源都深居腹地,且与美国有着广袤的边界线。这些影响因素的相互作用不是简单的叠加而是乘数级的:即每个因素都放大了其他因素的重要性,这使得管理为数众多的法国裔人口更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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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加拿大英裔人口乃至英国政府所面临的难题更加形象并易于理解,可以将之与美国最初13个州所面临的情况作类比。美国13个州都有大西洋出海口,所以各州都有大量的独立贸易机会。当然,当美国民众开始翻越阿巴拉契亚山脉,通过高速公路、运河和铁路发展内陆贸易时,各州之间的互相依赖变得日益重要;但起初,13州中的任何一个州的行动对于其他州开展国际贸易的影响都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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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拿大,情况正相反:加拿大广袤腹地的生产者想要接触外部市场,必须依赖各省之间的货物运输。尤其需要依赖连通五大湖和大西洋的圣劳伦斯河上的航运。圣劳伦斯河有两个瓶颈:一是拉欣急流,该地运河修成之前货物均需转为陆上运输;二是在汇入圣劳伦斯湾前狭窄河道两侧的悬崖峭壁。拉欣急流附近的陆上转运形成了蒙特利尔市。圣劳伦斯湾前的悬崖峭壁上,大规模法军基地控制着河道,这个基地演变成了魁北克市。基地是控制从五大湖到大西洋的整个航运体系的关键,正因为此,1759年英军打败法军的著名魁北克战役才那么具有决定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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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英军对法军的军事胜利对解决拉欣急流这一瓶颈并不起作用。攻克这一瓶颈需要修建一条运河,这就意味着需要蒙特利尔及其腹地百姓即所谓的“魁北克人”的合作。随着船运技术改进,运河需要定期挖深挖宽,这使问题更加复杂。蒙特利尔的核心重要意义是,如果魁北克省的经济决策没有兼顾(甚至可能是违背)加拿大其他地区的利益,其他省份的经济前景会受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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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其他毗邻美国的省份,英国的施政更是雪上加霜。如何防止刚从蒙特利尔西部抵达此地的讲英语的农民和商人不会因反感法国人统治的魁北克主导决策,而选择成为美国的一部分或支持美国入侵加拿大?在18世纪后期,这个难题一度只是臆测。事实上,多数讲英语的加拿大民众是1783年后逃离美国的反独立者。他们在现今的安大略省地区占绝对主导,在某些方面比英国人还英国。然而,加拿大英语区融入美国的威胁在19世纪日趋成真。1812年战争中,美国入侵了加拿大,但最终被驱逐。加拿大商人在19世纪30年代含蓄地威胁说他们将寻求与美国的政治联合。美国总统候选人詹姆斯·波尔克鼓动就俄勒冈州边界争议发动战争,将其作为1844年(James Polk)总统大选的主要竞选筹码,并留下了不朽名句,“要么五十四度四十分,要么战斗”[1]的宣战口号。美国内战结束后的数年间,由芬尼亚兄弟会、爱尔兰共和兄弟会和爱尔兰共和军成员组成的25000多名爱尔兰裔退伍老兵策划了对加拿大的入侵,这被视为爱尔兰对英国革命的第一步。尽管他们屡战屡败,美国政府仍时常给予安慰和支持,鼓励他们继续努力。但是,最终美国政府还是决定解除他们的武装,防止事态演变成与加拿大的严重军事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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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魁北克省不仅在经济上对大英帝国本身极为重要,更关系到作为帝国殖民地的加拿大的未来。除非英国人对魁北克省维持稳固的统治,否则法国人就可以封锁加拿大全国的核心商业活动,同时还会让美国的机会主义者蠢蠢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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