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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持久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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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1年由英国首相威廉·皮特颁布的《加拿大法》是建立可控平衡的首次尝试。该法将魁北克省一分为二,设立了一个英语为主的省份,称为“上加拿大”(现在的安大略),从美国移民来反对独立的人口占该省多数;法语区则称作“下加拿大”(现在的魁北克)。两省都有自己的立法机构,下议院均是普选。皮特通过三种方式保留英国人对两省的控制:由英国议会监督省内立法,英国有权提名省长,在省议会设立由英国提名指定的上议院,即“立法委员会”。立法委员会的常设机构被称为“执行委员会”,相当于英籍省长组成的内阁。简言之,皮特的1791年《加拿大法》名义上用来宽慰法国人,创设了一片在英国控制下相对独立的法国飞地,同时,也创造条件吸引英国殖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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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特还是不够高瞻远瞩,没有洞察到下加拿大和其他英属北美地区密不可分的经济前景,他也没有想到1790年后英美人涌入加拿大的移民潮。加拿大1790年只有16.1万居民,几乎都集中在下加拿大。40年后,人口增加至近5倍达到78万,其中近1/3是讲英语的上加拿大居民。皮特对“法国问题”的解决方案引发后院起火。因为划定下加拿大使法国人有渠道表达其受挫的雄心壮志,而这引发了希望寻求更多自治的上加拿大英国人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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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的反应也让法国人出乎意料。19世纪30年代,加拿大商人开始组织“宪法联盟”释放明确的信号并推动议程,其中一个重要的政纲条款是终结法国人对加拿大国内经济发展的政治阻挠。英国人的诉求很直接,1834年11月,魁北克宪法联盟宣称“不能将伤害强加于我们而他们得以幸免。法国党派没有接受教训:事实证明,他们成功所倚仗的人口多数,在觉醒的受伤害、受压迫的人民面前将不堪一击”。4英国人认为,下加拿大政府对其他省份的负面影响表明,需要一个统一的经济权力机构,出台有利于全国商业发展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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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特利尔宪法联盟甚至更直接。1836年,其成员言辞激烈地抗议下加拿大对拉欣急流开凿运河议案所投的反对票,并宣称英国政府的钱没有解决他们的问题:“上加拿大曾意图开辟直通大海的商业通路但遭到拒绝,而美国更为友善的政策使上加拿大与美国的商业关系发展密切。新斯科舍省和新不伦瑞克省将愤怒地发现,(下加拿大)议会的支持和纵容损害了他们最重要的利益。”5联盟成员也指出问题的核心是地理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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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湖泊和河流紧密相连的英属美洲各省,能以较小的成本承建起它们水乳交融的水上交通,可以通过广泛贸易互通有无,共同组成一个帝国。这些省份有权要求维护这些优势不因任何省份的错误政策而牺牲。特别是下加拿大通过地理方面占据的绝对优势,影响了整体繁荣……正在积极建设的圣劳伦斯运河将承担从上湖到下加拿大界河间巨大负荷的船运。但是在这时,英国人的企业家精神遭遇了法国人统治的不利影响,法国领袖反商业政策的阻挠让最遥远的内陆地区通过水陆运输连通至大海的美好设想化为泡影,我们不能指望他们会在公共建设改造中表现出任何合作意愿。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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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区域经济政策冲突不仅是发展的外部性问题,还有深深的文化鸿沟和敌意怂恿着地区间的不合作。从很多英裔加拿大人的立场看,加拿大最重要的省、市实际上被外国人控制这一点是无法容忍的。法国人信奉天主教,而英国人信奉新教;法国人在法律和体制的传承上是“封建”的,而英国商人则寻求便捷的土地产权交易,建立土地登记以提高流动性并鼓励发展林业;法国人主要从事农业,而英国人经商居多;最重要的是,法国人小富即安且故步自封,英国人则憧憬着大规模的公共建设并期望在未来成为美国的对手。蒙特利尔宪法联盟的成员明确地表达了如何与国内的外国人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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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受到(议会中)大党的统治,他们的政策一直保留外国族裔的显著特性,并且碾碎他们无法或不愿效仿的其他族裔的企业家精神……上加拿大和美国已充分证明,不可抗拒的事业心和公平的法律促成了经济大繁荣,进而反哺国民的努力。另外一个族裔主宰的下加拿大是这场普遍进步中的例外……一个占整个人口近三分之一的(英国)少数民族,处处洋溢着发展热情,这些发展正使该族裔在整个北美大陆卓尔不群,他们有着对殖民地所有重大利益无可争议的控制权。他们会采取任何可能的方式,他们绝不会向与他们截然不同的麻木的多数族裔妥协。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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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情绪在上加拿大广受欢迎。上加拿大的副州长约翰·科尔伯恩(John Colborne)爵士在1836年明确表示:“下加拿大独特的位置和两个殖民地区相似的封闭宪法,使该省内部不容你意见相左,让人遗憾、焦虑和恐惧。这些影响的负面性已经为人们熟知,他们的意图就是阻止移民和资本流入这个国家。”8这类看法在1837年十分盛行,以致上加拿大曾通过议会投票表达其吞并“蒙特利尔岛和蒙特利尔市”的意愿。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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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1年皮特的《加拿大法》还有第二个致命缺陷:它允许掌控着上下加拿大立法和行政机关的英国地主在商人和农民中横行霸道。18世纪后期几乎没有人住在上加拿大而下加拿大充斥着法国人,这样做并不是大问题。但随着移民涌入,英语人口急剧膨胀,商人和农民寻求更大政治权利的诉求也水涨船高。因此宪法联盟的第二个政纲条款就是要求在议会上院有更大的话语权。他们寻求一个不腐败不排外的集权政府。1834年11月,蒙特利尔宪法联盟在改革立法院的倡议中直言不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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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就目前的构成来说,独立议员为主的立法会值得我们尊重,但我们认为其中还是有太多人受英国王室控制,这些人需要对不正当影响行为负责。立法会领导的家族成员和关系户在立法会中任职越来越多,应该受到公众非难。土地出让署在履职时的不当态度,收入与单位关联但与职务表现不相关,以及其他在林业上的滥用职权等,都需要得到纠正。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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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府最初试图平息宪法联盟的诉求,暗示加拿大商人的利益是与英国相连而不是与人数上占主导的法国相连。新任命的总督戈斯福德勋爵在1835年公开表态:“我要问问英国人,尤其是商人阶层。当全世界都清楚商业是英国财政体系的主要支撑时,你们觉得还可能存在牺牲你们利益的制度设计吗?”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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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斯福德防止叛乱的努力失败了。1837年,人民对保皇派以及望族派把持立法会并为其自身经济利益滥用控制权感到彻底失望,进而演变成上下加拿大两地为期不长并最终被平定的暴力叛乱。上加拿大的叛乱容易对付,平息加拿大商人和英国政府都非常关注的下加拿大叛乱却难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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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7年叛乱给英国的政策制定者带来了一个难题。一方面,他们要寻找途径满足讲英语的和讲法语的两类加拿大人所表达的更强政治诉求。另一方面,他们得确保法国裔被赋予的权力不会阻碍殖民地发展。在1840年的《联合法》中,他们选择了商人宪法联盟的一个核心主张:将上下加拿大统一成加拿大联合省,并只有一个立法机关。尽管下加拿大人口数远远超过上加拿大,但《联合法》给予原两省在立法机关中相同数量的席位,以此确保法国人不能在下议院形成多数以阻挠英国人的提案。此外,英国议会保留了对一系列事务的审查和批准权,以及指定省长和立法会成员的权力。总之,《联合法》在上议院成员的选任过程中增加了地方的发言权。整体而言,《联合法》是加拿大商人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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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法》也不是长久之计。加拿大商人那时大部分目的已经达成,但不可回避的现实是英国王室的利益与他们不完全一致。英国对加拿大的政策同对原美洲殖民地的政策一样,更多顾及英国国内利益,而不是殖民地的利益。1840年后,来自爱尔兰、苏格兰和英格兰的移民蜂拥至加拿大,使上加拿大英语人口急剧膨胀,利益冲突问题变得更加尖锐。随着法国人失去了他们人数上的优势,不断增长的英裔人口要求更多的政治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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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满足这些需求而做出的最终安排——1867年《大英北美法》(又称《宪法法案》),奠定了加拿大现代国家的基础。该法给予加拿大人更大的政治自主权,使加拿大实际上成为一个主权国家,并同时限制了法国人的力量。加拿大联合省再次一分为二:曾经的上加拿大被重新命名为安大略省,而下加拿大被重新命名为魁北克省。与此同时,18世纪以来被英国分而治之的两个沿海省份新不伦瑞克省和新斯科舍省被纳入这个新的国家,并由此创建名为加拿大自治领的四省邦联。法国人现在无论是在人口占比上还是在省份占比上都寡不敌众。在几年时间内,自治领再次吸纳了3个(几乎无人居住)省份:曼尼托巴(Manitoba)(1870年)、不列颠哥伦比亚省(British Columbia)(1871年)和爱德华王子岛(Prince Edward Island)(1873年)。英国人彻底打碎了法国人的壁垒:魁北克现在只是7个省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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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70年代初期,加拿大邦联建立的政治制度由占加拿大人口1/3的法国裔主导,无法推动国家甚至地方的政策。12法裔加拿大人可以在议会下院行使与他们人数对等的权力,议会下院议员由选区人口选举产生,但他们无法获得参议院的多数席位。而在美国,议会下院选举规则是得票最多者胜出。这种体系有利于中间派候选人当选。因为选民知道,虽然来自边缘政党的候选人更紧密地代表选民喜好,但他们不可能取胜。向边缘候选人投票即意味着“浪费”您的投票。其结果是,这样的选举制度有利于争夺中间选民的两个主要政党脱颖而出,这种模式就是政治学中著名的“杜瓦杰法则”(Duverger’s Law)。在加拿大,脱颖而出的两党是全国性而非区域性的。即使法裔加拿大人控制了两党之一,并拿下了议会下院的控制权,他们通过的任何法律仍可以被参议院推翻,后者的成员由英国总督委任且终身任职。在法国人看来,参议院席位的分配以省份而不以人口为基础,使事情变得更加糟糕。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魁北克拥有总人口的32%,但只分配到96个席位中的24席。13更有甚者,魁北克独有的规则进一步削弱了法裔人口的权力,规则规定参议员要代表选区。这一规则保证了在全省24人代表团中必定会有一定数量的英裔参议员,因为蒙特利尔有着庞大的英语人口。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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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年宪法规定的加拿大参议院人数确保商人、银行家以及产权人的利益通常不会受到民粹主义者的攻击。所有立法必须由参议院批准,后者被设计成为能“独立且冷静思考”的组织,以制衡下议院的过激行为。为确保头脑足够清醒,参议院议员必须达到一定的财富标准:参议员得拥有4000美元以上的土地财富,尽管现在看来已不再是一个有力的约束,但这个下限在19世纪十分有效。参议员的遴选机制仍然具有约束力:参议员由省长任命,由大英帝国的君主批准(虽然在实际操作中,加拿大总理对任命谁为参议员有很大的发言权)。直至1965年,参议员的任期都是终身的;1965年以后,他们到了75岁就要退休。为了防止参议院失去其保守主义守护者的导向,在获得英王批准前提下可以任命额外的(最多8名)议员(这一条款仅在1990年被使用过一次,当时它给了布赖恩·马尔罗尼总理所需要的多数票,以通过一个亲商的税制改革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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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限制魁北克法国人的势力,1867年《大英北美法》将权力集中至中央政府手中。首先,任何没有具体授权给各省的权力都归属中央政府。这样的安排与美国的制度完全相反,在美国没有事先指明的权力都归属各州。其次,该法专门赋予中央政府在商业、经济和金融领域制定政策的权力。最后,该法赋予了中央政府能以“加拿大议会为了加拿大总体利益或两个以上省份的利益”为名废除省级政府采取任何行动的权力。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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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集权下的集中银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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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政治制度的这些特点对银行立法产生了深远影响。直至20世纪80年代,美国银行的许可权都分散在各州层面决策,这使支持单体银行制的地方联盟得以影响政策。正如我们在第六章讨论的,这些联盟迅速削弱大银行试图建立分支机构的各种努力。在加拿大,银行业的权力从一开始就是集中的。因为利益集团间的任何政治谈判都发生在国家层面,大银行设立多分支机构的基础构架从未受到严重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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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政治集权是如何捍卫银行业总分行体系的?州或省层面的政治博弈比国家层面的政治博弈更易产生单体银行制。第一,在国家层面,既得利益者聚集,其利益权重取决于相关政治权力。一项政策(如单体银行制)可能在某个区域获得支持(比如伊利诺伊州或堪萨斯州,当地的单体银行家和单体银行制“民粹主义”支持者可能占主导地位),但在国家层面赢得支持则非常困难。大多数政治势力(包括国家层面的商业和工业利益联盟)支持总分行制。第二,州或省层面的博弈排斥了银行体系的全国布局。因为州政府关于设立分支机构的决策只在本州有效。比如,堪萨斯州通过一部法律允许银行设立分支机构,但该法律无法直接赋予银行在全国开设分支机构的权利。除非堪萨斯州立法机关与其他州的立法机关能够协调一致,同步行动,而这是一种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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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拿大,关于银行的政治角力从一开始就是在国家层面展开的。既得利益集团集中在国家层面,因为银行许可规则将对遍布全国的选区产生利益,政治斗争的结果适用于整个国家。困扰美国银行业政策制定长达两个世纪的地方纷争与协调问题在加拿大银行体系的构建中从未出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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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加拿大地理特点决定了其最重要的选举力量之一——商人——成为支持这一银行体系的强大游说团体,他们支持少数有能力设立分支机构的大型银行主导的银行体系。加拿大的麦田、森林和矿藏等自然资源多位于偏远地区,广袤的无人区将这些自然资源与城市或乡村相隔离,而这种布局也符合商人的意图。就像美国北部一样,加拿大商人面对的首要任务不是将食物从内陆地区运往城市或将工业制成品从一个城市运往另一个城市,而是将原材料横跨加拿大,再横跨北大西洋运往大英帝国。因此,加拿大商家认为一个全国化的银行体系符合他们的利益,可以远程处理国际和国内银行票据。正如一位学者所说,这是有利于他们的制度设计,借此“银行实际上拥有了所有借助运输的农产品的资金”。16在这个意义上,加拿大商人有点类似于美国南方的商人,后者赞成建立有分支机构的银行体系,因为这样的银行体系有利于棉花出口。不同的是,加拿大商人能够对国家金融政策施加影响,而美国南部商人仅能影响个别州的银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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