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674853
20世纪90年代一段民间轶闻可以说明政府受到的限制。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著名的卢拉总统，2002年就任的中左派政治领袖）在青年集会中演讲时，发现每次他承诺对富人加税时，前排一大帮穿着考究的巴西年轻人都会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喝彩声。演讲结束后，卢拉询问富家子弟为何会支持自己的观点？其中一个回答说：“因为我们的父母答应我们，如果你当选的话，我们就搬到巴黎去。”
1703674854
1703674855
面对如此多的挑战，雷亚尔计划能否成功尚不得而知。计划几乎没有涉及政府改革措施，也没有明确承诺汇率要长期与美元挂钩。在与通货膨胀的斗争中，政府最大的资产就是大量的外币储备（约值380亿美元），可用来防止新货币贬值。但是，如果政府赤字得不到有效遏制，外汇储备也无法发挥作用。
1703674856
1703674857
最终，雷亚尔计划的胜利论证了“银行交易博弈”的主要逻辑。无法终止税收累退会使民主政府难以长久生存。如图12.2所示，通货膨胀率戛然而止，从1993年的2477%降到1994年的917%，到1995年的22%，再到1996年的10%，最终到1997年的5%，然后基本维持在这一水平。
1703674858
1703674859
降低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很快对银行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对巴西的民营银行而言，雷亚尔计划令它们左右为难。（和之前的许多货币改革一样）银行必须要做好雷亚尔计划成功和失败的两手准备。
1703674860
1703674861
如果雷亚尔计划奏效，银行就要结束从通货膨胀中套利的业务，转而靠贷款盈利。这需要对人员和网点进行大幅调整，特别是，它们将需要比现在少得多的柜员和多得多的贷款人员。如果银行不能尽快调整结构并转型，就无法争取到好客户，就会在竞争中失利。
1703674862
1703674863
但是，假如雷亚尔计划失败，赌雷亚尔计划成功并持有贷款资产组合的银行就只能拼命再转回套利生意。比如，1994年的伊塔乌银行（Banco Itaú）就在此战略问题上纠结。该银行曾因支持此前的一项通货膨胀改革（1986年的克鲁扎多计划）而焦头烂额，在该计划失败后蒙受了巨大损失。41最终，伊塔乌银行选择支持雷亚尔计划并获利，在此后巴西银行业的扩张中扮演了主要角色。
1703674864
1703674866
国有银行私有化
1703674867
1703674868
通货膨胀的大幅下降需要政府承诺缩减赤字，但这绝非易事，因为就连政府也无法完全控制其财政支出。因此，财政改革也要求改革州政府的运行，因为其影响着全国的财政赤字，其中，对州立银行的私有化改革首当其冲。
1703674869
1703674870
在巴西联邦政府的执政年表中，州政府一直占有独立的一页，州政府设有州立银行。其初衷是为当地咖啡种植园等的经济发展提供所需信贷补贴，但最后，这些银行都沦为州政府弥补财政赤字的工具。最早的州立银行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当时，米纳斯吉拉斯和圣保罗州政府控股了苦苦挣扎的民营银行。42到了20世纪70年代，巴西的19个州都成立了商业银行，还有一些州成立了储蓄银行。20世纪80年代，这些银行控制了银行业13%的存款。43
1703674871
1703674872
州立银行之所以可以玩花招，是因为中央政府不会允许州立银行倒闭。因此，州立银行可以毫无顾忌地贷款给关键选民和州政府，然后向巴西中央银行（Banco Central do Brasil）（成立于1965年的央行）寻求救助，救助资金就来自印钞或财政借款。获得救助后，州立银行可以再次贷出同类不良贷款。1989年、1993年和1997年，发生大量州立银行倒闭和政府纾困行动。44雷亚尔计划带来的经济紧缩加重了最后纾困的成本。为执行反通货膨胀政策，政府实行加息，从而导致了经济放缓，出现违约和破产的浪潮，推高了所有银行的贷款损失。45
1703674873
1703674874
一旦联邦政府开始认真约束赤字，就会真正关停州立银行，并寻找其他能够降低州立银行纾困成本的方法。早在1993年初，联邦政府修订了宪法，禁止州政府在1999年12月前再发新债，除非是用于偿付1988年宪法之前已有的司法赔偿。46接着，推动各州将州立银行私有化，并基本于2000年改制完毕。47最终，2000年，联邦政府立法禁止中央银行或州政府在没有明确法律诉讼时对破产银行进行纾困，违反这一法令的官员将予以刑事处罚。2000年改革还要求总统对各公共部门的年度债务设置预算，并对违反预算限制的下级政府进行处罚，违法发行债券也将被处以监禁。48
1703674875
1703674876
这些措施改变了巴西银行业。正如几位研究者所述，私有化后的州立银行不再是财政的负担，与重组而未改制的州立银行相比，显得更具效率。49另有证据表明，私有化提高了实体经济的生产力。根据利奥·费勒（Leo Feler）的研究，银行私有化后，巴西最贫穷地区的信贷规模、就业和工资水平下降了，但富庶地区的上述指标都上升了。这意味着私有化促使信贷重新配置到了信贷资源利用效率更高的地区。50
1703674877
1703674879
总有例外
1703674880
1703674881
2000年改革降低了央行救助倒闭银行的意愿。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更是如此，当时的央行甚至对提供短期流动性援助都有所顾虑。51央行转而劝诱民营存款保险机构（Fundo Garantidor de Créditos，FGC）提高保险上限，并说服大银行借款给小银行。从某种意义上说，央行用强制监管权替代了直接救助。
1703674882
1703674883
尽管联邦政府使得州政府或央行难以在没有国家立法支持的情况下对破产银行进行纾困，但还是保留了纾困的自由裁量权。也就是说，联邦政府给自己提供了巴西人所谓的jeitinho——绕过规则的方法。尽管央行不能直接参与纾困，但这并不意味着破产银行必须被清算（或者会导致巴西银行业危机），虽然确实有一家银行——南克鲁塞罗银行（Cruzeiro do Sul）于2012年被清算。州立银行可选择通过收购吸收破产银行的损失。在2008年之前，尽管州立银行和政府一样不得收购处于危机中的银行，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政府还是通过了一个法案（2008年443号临时法案，后来的2009年11908号法），允许州立银行购买其他银行或资产。52巴西银行对沃特兰亭银行（Banco Votorantim）的收购就是一个重要案例。53政府还动用其监管权力，借助公共利益支持民营银行。例如，在泛美银行（PanAmericano）陷入会计丑闻并破产后，央行借助监管手段，迫使一家民营银行百达银行（BTG Pactual）对其进行收购。54并且，随着问题银行的缩减和消失，为减轻对经济的短期冲击，各州政府还允许州立银行扩大借贷规模、降低贷款利率。55
1703674884
1703674885
在危机期间利用国有银行支持民营银行展示了1990年后巴西民主政府的一个奇特特征。尽管联邦政府强迫州政府将州立银行私有化，并对纾困和债务保险实施限制，但它并未将国有银行——巴西银行、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银行和联邦储蓄银行——私有化。如前所述，这三家银行的资产占巴西银行业总资产的41%。
1703674886
1703674887
政府的这一选择可以从政治逻辑上来解释。政府有三种方式对收入进行再分配：调节各阶层税负，增加对穷人的支出，或利用银行业通过补贴贷款对穷人进行隐性利益输送（见第七章对克林顿“第三条道路”的讨论）。在过去的10年中，巴西政府把三种方式都用上了：通过终止通货膨胀税提高了富裕阶层和中产阶层的税负；通过一系列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计划直接为家庭提供补贴，并提高了反贫穷计划的支出；以及利用自身对巴西银行和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银行的控制，实行转移支付，对那些为重要政治地区提供大量就业机会的制造业企业提供了贷款。
1703674888
1703674889
通过银行业进行再分配的机制，丹尼尔·卡瓦略（Daniel Carvalho）进行了详细研究。他发现，那些能够满足国有银行信贷条件的公司会在一些地区增加就业岗位，即与执政党（1994—2002年是社会民主党，2002年后是工党）结盟的本地政客再次当选将面临巨大困难的地区。重要的是，他的研究表明，不符合国有银行贷款条件的公司，或依赖于政府补贴贷款但贷款不由国有银行提供的公司，并不存在类似情况。也就是说，在选举政治上的必争之地，企业就业岗位的增加和国有银行提供的贷款量紧密相关。证据显示：1994年之后的巴西政府并不只是鼓励银行借贷以刺激就业增长，还利用权力要求银行刺激就业以提高赢得地方选举的概率。56
1703674890
1703674892
银行与政治的双向道
1703674893
1703674894
尽管本书的大部分篇幅都在关注政治对银行体系的影响。但是，巴西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由威权政府向民主政府的转变也告诉我们（如第二章和第三章所述）：银行体系也会对政治产生巨大的意料之外的影响。
1703674895
1703674896
巴西在军政府威权统治期间，征收通货膨胀税的银行必然被当作政府的工具，因为对“弱小”政府来说，通货膨胀税是比直接对富裕阶层加税更优的选择。这一选择直接导致了通货膨胀攀升，削弱了军政府统治的合法性，为带有强烈民粹主义色彩的民主转变奠定了基础，为私营部门提供大量贷款也成为巴西私有银行的主要目标。
1703674897
1703674898
有很多理由可以相信，巴西银行业的前景乐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2a）对巴西金融稳定的评估结果相当不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了巴西银行业有很多积极的方面，包括高资本充足率、银行监管质量的大幅提升、银行业的充分竞争（银行的高度集中除外），以及资本市场建设的不断深化等。57在政府和财政体制深度改革的背景下，巴西银行业也在不断进步。一些研究者认为，这将开辟政府政策不仅是应付眼前收支平衡而是更关注公民长远福利的新纪元。58
1703674899
1703674900
另一个乐观的理由是，银行业和财政状况的改进是在广泛改革的背景下发生的，这些改革不仅涉及政治体系和财政政策，也囊括贸易政策、产业私有化政策和公司治理。大量研究表明，这些领域的改革可以有效遏制贪污腐败，给政治体系带来了积极变化。59相应的，雷亚尔计划实施后，巴西的外商直接投资和新股发行比例都直线上升。最终，即便是卢拉等左翼民粹主义者当选总统，巴西的经济改革进程也没有像有些人担心的那样受阻。在2012年12月最高法院的一次审讯中，卢拉政府的很多成员因贪污腐败被判入狱，很多人视此为当局对贪污腐败容忍度降低的信号。
1703674901
1703674902
新股发行的飞速增长尤其令人鼓舞，因为这代表市场对政府没收风险下降的预期。正如第二章所述，高的政府没收风险有利于股权集中：大股东作为既得利益获得者，有强烈的动机进行寻租，要么在没收风险方面补偿他们，要么降低被没收的风险（比如，通过贿赂政府官员规避征税或监管）。60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通过巴西的证券交易所（Bovespa）的新市场板块（Novo Mercado），巴西的公司积极对其公司治理（包括信息披露、投票权、董事资格、随售权及其他治理政策等）采取自我约束，61以加强对小股东权益的保护、降低股权集中度。这些公司治理的自我改进提高了股票的市场交易量、股价及增发新股的可能性。62有更多的公司愿意将股权多样化，也是政府侵占风险下降的强有力信号。此外，公司领域的这些政策通过减少腐败，提高了私人和公共部门的治理水平。
[
上一页 ]
[ :1.703674853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