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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以上这些并不能保证巴西银行业的前景一片光明。新的体制安排还未受到经济冲击的压力测试。如果巴西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实体经济萧条将严重威胁借款人和银行的偿付能力,那时,政府会允许银行倒闭,还是对其救助?如果对其进行救助,在直接加税受到限制的情况下,会不会对通货膨胀税产生路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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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银行业是在民主制度下承受民粹主义重压的典型。和同时代的巴西一样,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将信贷补贴作为绕过财政再分配约束政策的手段。在美国,预算外的“灰色”政策都采取了政府支持企业法定要求、《社区再投资法》监管要求和为“大而不倒”的银行提供支持的形式。而巴西在政府支出和对银行纾困的法定限制外,找到了对定向受众提供信贷支持的其他方式,包括通过州立银行贷款、允许州立银行收购问题银行、监管当局“促使”大银行救助小银行等。如果说美国的经验有何启示的话,那就是巴西银行业危机的管理将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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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第四部分 超越结构化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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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其他国家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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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实践检验想象,眼见为实,而不再凭空幻想,正是旅行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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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缪尔·约翰逊(1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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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是由事实组成的,正如房子由石块组成。但简单堆砌事实得不到科学,正如胡乱堆叠石块造不出房子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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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加莱,《科学与假设》(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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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述并确定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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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分析主要围绕着确定因果关系展开。经济学家都致力于通过理解事物之间的关联结构来揭示事实。经济学中的结构模型都在试图辨析经济运行中遭遇冲击的原因,并解释这些冲击是如何诱发个人、企业、政府和银行家可观察到的行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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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说明结构性思维的重要性,我们先来看看如果缺少结构性思维会给我们造成什么样的困扰。2007—2009年间美国的次贷危机就是很好的例子。记者们大多会罗列可能与危机有关的诱因,有些清单甚至罗列了超长串的内容。但这些清单里有些内容实际上是与危机同时发生的,而不是危机的起因;另一些内容对危机的产生有影响,却是其他因素的产物。为辨认危机的最根本原因,我们必须建立一个结构模型,在解开内在因果联系的前提之下,将各事件连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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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科学这个大框架下,特别是对银行业的研究中,辨别因果关系最主要的方法是运用统计学技术,设置“识别性限定条件”(identification restrictions),指导因果关系的推导。从本质上看,计量经济学通常采用一些经济学或政治学理论中可能的因果链条作为先验观点,以助于将因果关系从相关关系中区分出来。我们热情倡导并实践这种寻求因果关系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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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我们相信本书记录各国历史的方法证实了另一种补充方法的实用性,即在较长时间跨度内对一些特定国家连续发生的事件进行研究。只要不简单将事件按先后串联,历史陈述对辨析因果关系是非常有效的。正如本章开篇所引用的庞加莱的名言,搜集事实对研究而言是必要的,但不充分。历史陈述必须与经济和政治的逻辑相结合才更有价值。因此我们推崇的方法,就是建立“结构化陈述”,将经济政治逻辑与某个国家的历史事件分析相结合。我们相信结构化陈述能够为寻找塑造政治史、经济史、金融史的主要因素提供有力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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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避免的是,这种陈述方法是建立在作者对历史的主观判断之上,所有本书的读者以及后续研究的读者都必须对作者的主观观点自行研判。然而这并不是陈述方法的缺点,相反我们必须强调无论是通过统计分析还是历史陈述,因果关系推导都是基于一些对因果链先验性的主观判断。这种主观观点首先需要检验其内在逻辑是否合理,其次还要检验其能否推广应用至其他的案例或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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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无论在本书所研究的相关国家的历史方面,还是在“银行交易博弈”的一般性结构方面,我们的陈述都不应被视为最终结论。我们希望其他学者能检验我们和其他相关研究者的结论,不仅仅通过统计的方法,还可通过对其他国家的详细陈述,或是提供对本书所涉五国的不同陈述来进行比较并予以检验。事实上,我们觉得现在是时候强调叙事研究方法在因果关系推理中的作用,并通过坚持统计和叙事证据的平衡,恢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上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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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国家的历史都极具特殊性,要通过找出许多国家之间的共性因素(对各国做时序面板数据分析就需要这样做)来理解银行体系的发展过程及与之息息相关的经济政治历史变得几乎不可能。正因为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需要研究的因素相差甚远,陈述方法提供了一条很好的研究因果关系的道路。如果将统计分析生硬地套用到历史中,会使我们不能清晰地理解不同国家银行体系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巨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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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研究方法可以展示政治经济体制的作用,也透视了政治经济冲击对真实情况的影响。结构化陈述是良好统计模型的坚实基础。同时,了解事实还有助于识别那些未加入时间地点变量的模型的缺点,这一点我们将在下一章详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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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陈述方法也有不足之处。最显而易见的缺点是,案例研究的代表性不足。本书中的叙事研究方法,无论是拿来与理论模型相比较(第二章),还是对现代世界的广泛讨论(第三章),都局限于案例所讨论的那五个国家。细致的历史叙述需要花大量的时间来研究、规划、撰写和研读。因此一本书难以穷尽世界上所有国家,即使只是大部分国家也写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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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可以做的是,通过将书中所研究国家的经验教训与其他国家联系起来进行总结。我们把从近年跨国统计研究证据与案例分析中得出的三则经验相结合:第一,给定其他因素不变,民主制度下的银行体系比相对威权制度下的银行体系更倾向于广泛地提供信贷资源;第二,给定其他因素不变,在民主国家,使银行家与民粹主义者的结盟更难实现,因而能够更广泛地提供银行信贷资源,同时减少银行危机出现的可能;第三,政府安全网让银行体系变得更不稳定,这种安全网并不是出于提高经济效率的考虑,而是政治博弈的结果。我们的陈述研究得出的结论不止这些,但这三条最显而易见并且是可以用跨国统计研究检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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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心的读者或许会提出四个国家作为反例来质疑民主制度更有助于银行体系稳定与有效的观点,例如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俾斯麦时期的德国、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以及奥古斯托·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时期的智利。我们将对此做简单的讨论。我们将在下文指出这四个国家中的三个——中国、德国和日本,实际上适用于我们书中第二章构建的模型。尽管证据不是非常清晰明确,但皮诺切特时期的智利银行体系发展确实是个反例。在威权统治者的权力缺乏制衡的情况下,智利还是建立了一个成功的民营银行体系。但仅仅发生在银行私有化和政府救助之后。在威权制度下,银行家的私人财产权难以得到保障,银行私有化和政府救助是这种情况下的常见现象。实际上,20世纪70年代皮诺切特上台后不久的智利银行私有化和20世纪90年代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当权时期非常相似(见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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