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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情况又如何呢？难道银行业和重工业的增长不是发生在俾斯麦大权独揽的时期吗？难道俾斯麦不是一位因在统一的德国推行中央集权而闻名的普鲁士贵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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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在德国银行体系向全能银行发展的同时，贷款迅速增长，尤其是对工业的贷款迅速增长。这也是银行业的一个新模式。这种模式在19世纪最后25年中得到完善，让一家银行能同时在全国设分行、开展贷款、吸收存款、承销证券、资产管理等多种业务。因此这使得最大的几家银行相比英国和美国的银行对工业企业具有更强的控制力。通常，德国的银行通过提供短期贷款与一家工业企业建立联系，贷款的资金来源是该银行的存款。随着企业成长及其资金诉求增加，这家银行会为其发行股票。股票通常由该银行的资管账户认购。以上做法使得企业的投票权和控制权集中于银行体系，因此股东拥有更大的权力来规范企业的经营管理。实际上，这段时期德国经济之所以会形成卡特尔格局，至少可以部分追溯到寻求建立有序市场（即并无过多竞争的市场）的大银行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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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央行控制纸币的供给，并采用金本位制。至1913年，储蓄银行和信用合作社总资产约占金融系统总资产的30%。在当时储蓄银行联盟和信用合作社联盟各自发展自己的民营机构，为该行业提供行业自律监管，并在危机发生时提供救助。这在某种程度上与加拿大以及南北战争前的印尼安纳州与俄亥俄州的银行间合作关系类似。德国的银行体系不仅有丰富的信贷资源、多样的资金来源，而且在1860—1930年间基本没有发生危机（唯一的例外发生在1873年，这次危机发生于德国银行体系发展早期）。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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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是，19世纪末期的德国是否构成我们从结构化陈述中得出的规律的反例？当时德国的政治体系是怎样支持德国银行体系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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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是：虽然德国当时处于威权政治环境，但还是有许多具有代表性的机制制约德国宰相和皇帝的威权统治。在1871年德国政治统一之前，德国是一个政治脆弱、由多个主权国家组成的松散邦联体。普鲁士在1866年与1871年分别击败奥地利与法国，经过战争和谈判，德国终于从松散的邦联变成了以普鲁士为主导的联邦制国家。实际上，联邦建立后各州仍保留其原有的地方政府结构。德意志帝国自身采用两院制的立法系统，各州有其自己的议会，具有一个两院制的立法系统。德意志帝国参议院是非民选的上议院，代表各州利益。德意志帝国众议院（下议院）由全国成年男子普选产生。立法的前提是众议院和参议院都要以绝对多数赞成票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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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并不表明德国的政治体制是百分之百民主的。参议院的权力比众议院的权力更大。无论上议院或下议院都无法提起立法议案，他们只能阻止、修订或通过立法。总理直接听命于皇帝，而不是立法机构，只有皇帝对总理有任免权。尽管如此，当时的德国与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还是有着天壤之别。当时的德国总理不具有不受限制的权力，他无法触动财产权。总理是可以被免职的，正如俾斯麦在1890年被皇帝威廉二世免职一样。重要的是，俾斯麦之后到希特勒上台之前，没有哪一任总理获得过如此集中的权柄或如此之长的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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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需要德国金融家和实业家，正如金融家和实业家需要俾斯麦一样。刚统一的德国比较贫穷落后。为了在经济和军事上赶上竞争者，德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经济政策以促进德国工业化，其中一项就是发放银行牌照，允许银行成立并为工业提供贷款。实际上，政府促进德国全能银行发展主要是为了实现其军事和殖民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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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德意志帝国成立时，它能否成为一个成功的国家还远未可知。当时德国受到来自东方处于上升期的俄罗斯帝国的威胁，来自南方奥匈帝国的威胁，以及来自西方法国的威胁。由于国家存亡取决于能否建立起强大的经济实力来击败其对手，俾斯麦需要将这个新生国家的实业家和金融家拉在一起形成联盟。这些金融家和实业家中很多不是普鲁士人，而是来自很大程度上不受总理控制的西部或南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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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19世纪末德国银行业快速发展并不构成我们结构化陈述中得出的规律的反例。第一，银行体系的发展由建设国家经济基础的需求所驱动。第二，俾斯麦并没有不受约束的权力，他的权力受到一个非民选上议院和一个由全国成年男子普选产生的下议院的限制。德国总理的权力比美国总统或英国首相的权力大，但也不像墨西哥迪亚斯在执政末期那样的傀儡议会；不像巴西在旧共和时期最高领导人能事先决定选举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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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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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又是怎样的情况呢？日本构成我们得出的规律的反例吗？至1973年，日本是西欧、美国或英国殖民国家以外唯一的人均GDP达到西欧水平的国家。20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关键时期是“一战”前的40年，这段时期内日本通过模仿西方国家，推动工业化，以出口带动经济增长使其变为世界强国。1878—1914年间，日本GDP年均增速约4%，出口增速是这个值的2倍。21因此日本是独具特点的早期非欧洲经济发展的历史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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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世纪60年代末期，日本还是一个人均GDP相对较低的封闭农业经济体。1853年，马修·佩里（Matthew Perry）船长率领的美国舰队以炮击为威胁强迫日本开放国际贸易，那时日本的落后显而易见。和我们之前讨论的其他国家精英一样，日本的精英意识到他们如果不能推动经济现代化，将会面临被竞争对手殖民或吞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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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经济基础脆弱，与欧洲的封建制度情况高度相似。经济现代化的需求开启了10年的动荡，并最终造就了明治维新，虽然这一名称并不完全准确。皇帝恢复了最高权威，但构建与西方政治体系相似的新政府体系。日本用数十年时间设计的政治体系，最终体现为1890年颁布的明治宪法。对日本的政治体系争议不多，其皇帝不是一个立宪君主，皇帝与两院制立法系统分享权力。立法机构中，上议院主要由贵族和政治寡头组成，其中大部分有军方背景；下议院是民选的，但对于财产要求的设置使日本社会仅少部分人（约不到1%）有资格参选。上议院政治寡头之间的不协同导致下议院各政党对议员席位的激烈竞争。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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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前的30年间，明治政府积极促进经济发展。日本不仅完成了工业化，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在1905年日俄战争中战胜俄国，还成为西方国家重要的贸易伙伴，在伦敦资本市场上积极参与融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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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德国一样，明治政府意识到，现代化金融体系对于其实现政治及军事野心非常重要。23小型、非正式借贷组成的金融体系被现代化金融体系所取代，这种现代化金融体系主要由政府许可设立的有限责任的商业银行，以及根据西方国家先例设计的金融机构组成。日本最初模仿美国的全国银行体系，但发现这种体系存在一些问题，此后，政府迅速地转向一种与英国更相似的特许经营制度，包括许可设立一家遵循金本位制的中央银行。从1888年至1901年，银行数量和银行贷款增长了6倍。这样的快速增长与1890年《银行法》对银行牌照的整理和统一息息相关，这项法律鼓励了银行业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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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年间的银行体系构成包括：为大型工业或商业集团即“财阀”提供融资服务的超级银行，由政府资助设立的政策性银行，以及1000多家为当地市场提供服务的小银行。在明治年间，这些小银行通过影响当时两大政党之一的政友会（Seiyukai），阻止了大银行推动的关于制定银行业最小资本规模的立法。这些大银行推动的立法议案本意是逼迫小银行兼并或停业。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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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史学家将日本经济发展归功于其银行体系。一方面，由于日本政府致力于工业发展及出口，日本银行体系是为满足工业部门信贷需求和金融服务需求而被设计出来的；另一方面，为了准确地扮演好这个角色，银行——尤其是规模大的银行——获得了特许，而且做得很成功。25政府利用政策性银行来促进农业、工业、电力和交通等方面的固定资产投资。政府在银行运营中也扮演积极角色，保证这些银行在设立的最初10年内股息率达到5%。这些银行的管理层和董事由财政部任命，在危机发生时政府提供援助。比如，日本兴业银行在日俄战争期间根据政府要求向金矿公司提供贷款后形成坏账，后来在1913年得到了政府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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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应当怎样解读日本案例呢？若我们将明治时期政治体系彻底解构，将发现日本的威权政治体系由具有极深军方背景的政治寡头主导，而由于这些政治寡头之间缺乏互相信任，日本的政治体系又带有西方代议制的某些特征。26明治宪法的设计师们非常谨慎地从美国、英国、德国和西班牙政治体系中吸取经验并借鉴，比如从德国借鉴了立法的方式和管理。日本政治体系的民主程度与德国相比远不可及。但无论日本天皇还是首相都不具有不受限制的权力。另外与德国相似的是，明治年间日本当权政党很清楚，正如实业家与银行家需要他们一样，他们也需要实业家与银行家。若想保持国家的延续，就不能随意地剥夺财产权。1913年政府对兴业银行的纾困，表明政府意识到其成功与否与银行体系存亡密切相关。因此，毋庸置疑，明治政府时期，银行业快速发展且成为经济现代化的重要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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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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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德意志帝国、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相比，20世纪后期的智利在威权统治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在1973—1990年间奥古斯托·皮诺切特的严酷统治之下，甚至不存在象征性的代议制政府。皮诺切特军政府折磨并暗杀其竞争对手，中止宪法、关闭国会、禁止政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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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诺切特当权期间，智利的银行体系增长显著。1975年至1990年，银行信贷/GDP值增长8倍，从5%增长到41%。在皮诺切特被迫下台之后仍然继续增长，到2010年达到了69%。银行业成功私有化的同时，27智利建立了一个交易活跃的资本市场，养老金体系也实行了私有化，体量巨大的民营养老金体系成为股票及债券的活跃购买者。这些养老金的参与使智利资本市场获得了令人瞩目的增长。至2000年，智利的股权价值相对GDP的比值在发展中国家位居前列。资本市场和银行间市场的极大发展也对智利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1985年至2011年，智利的人均GDP翻了近3倍。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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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验主义的角度出发探求因果关系，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皮诺切特在位时期的智利是本书得出的规律的明确反例。然而如果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智利银行业的情况并不例外。皮诺切特威权政府终结了长达40年的民主实践和金融抑制。从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中期，智利金融系统体量很小而且监管相当严苛。29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总统在任期间（1970—1973年），规模很小的银行很容易被国有化，政府只要收购仅有的几家银行，而且由于金融行业长期受到抑制，这些银行股价非常便宜。阿连德政府不仅将智利银行业国有化，还将采矿行业充公，并扩大了其前任政府开启的土地改革。30阿连德还征收通货膨胀税用于扩大社会福利。当阿连德政府被推翻时，财政赤字达到了GDP的14%，年化通货膨胀率接近10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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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诺切特政府改变了阿连德政府的政策。1975年，皮诺切特政府开始了重大的财政改革，使得财政赤字在1976年被消除。该项财政改革包括减税以及鼓励外国直接投资。此外，很多阿连德政府时期被国有化的企业被私有化了。这一系列改革除了雷厉风行还具有很多引人注目的特征。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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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皮诺切特政府重新私有化银行业的过程并不引人注目。1975年，当政府拍卖银行时，政府对待私有制经济的态度还不太明确。部分军方人士倾向于由政府控制或主导的经济，因为这些人担心智利在很多行业缺乏比较优势，这样会有损智利的国家安全。这些军政府成员发挥着相当大的影响，直至1978年皮诺切特在政治斗争中战胜了空军古斯塔夫·雷（Gustavo leigh）将军，将后者赶下台。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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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军政府做出的承诺都缺乏公信力，因为他们食言也不受惩罚，这让银行私有化变得更加困难。1975年6月，智利发生储蓄和贷款机构危机时，政府强行限制提取存款，强制延长债务期限。这导致智利的储蓄和贷款机构几乎遭遇全面崩溃。这项证据有力地说明，当时智利有意进入银行业的人非常担心政府会毫无顾忌地剥夺他们的财产权，而且可以通过强行调整央行制定的存款准备金率等各种方式实现。34在银行拍卖时，尽管政府允许购买者通过借款购买银行，且借款额可以达到总价的90%，这一定程度抬高了售价，但不出所料，买家仍然出价很低。35为进一步鼓励对银行进行投资，政府在银行出售后未对关联贷款设置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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