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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智利的银行业私有化过程非常像墨西哥在1991—1992年间革命制度党当权期间的情形：买家基本上都是通过杠杆收购的方式购买银行，投入的自有资本极少，承担的风险很小。因此银行家们有强烈的动机大规模发放内部人贷款并承担巨大风险。智利的银行家开始了贷款狂欢。与墨西哥的情形一样，智利的银行家享受到了极大的监管容忍。“关于抵押担保贷款的规则非常简单，很多贷款甚至没有很好地被担保；对不良贷款和贷款减值损失准备方面的要求低于国际标准；贷款风险的测算和分级方面的制度是逐渐实施的……关于关联贷款的规则基本上无法执行，银行可以通过各种监管漏洞套利。”36和墨西哥的情况一样，智利银行的大部分贷款给了银行关联方，也就是贷给了银行董事或者董事亲属的公司，并且给关联方的贷款利率要低于非关联方。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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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点与墨西哥相似，就是政府采用高估本国汇率38的固定汇率制，并允许银行从国外以美元融资。39和墨西哥一样，智利政府最终不得不让本币贬值，这使许多以美元负债支持本币资产的银行加速崩溃。许多银行无力偿债，迫使政府介入并同时援助银行的债权人和债务人。和墨西哥一样，对政府纾困的预期导致了道德风险，直至政府纾困规模越来越大、有始无终。1981年至1986年间，智利政府介入了21家本国金融机构，这些机构资产占银行业总资产比例达到半数以上。其中一些机构被清算。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清理了其余机构资产负债表上的坏账，然后重新将这些机构私有化。40清算小组接手这些机构后，发现这些银行近1/4的贷款给了关联方。在圣地亚哥银行（Banco de Santiago），关联方贷款相当于银行资产的4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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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诺切特政府是如何重塑公信力以使智利的银行体系发展成为拉丁美洲之最的过程仍需进一步探索。我们猜测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公众相信皮诺切特的威权统治不会对他们的财产权构成威胁。相反，对财产权的威胁来自被皮诺切特赶下台的左翼民主政府。因此皮诺切特对金融财产权即银行股权及存款做出的承诺是可信、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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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1982—1983年的灾难似乎并没有破坏民众对皮诺切特威权政府会加强保护而不是损害民众金融财产权的信心。智利政府在1985年开始改进其审慎监管体系。42事实证明，智利的改革比很多发达国家的改革更有效，包括在财务透明度、充足资本要求、有限的安全网保护等方面。因此，自1983年以来，智利躲过了波及许多其他拉美国家及发达国家的银行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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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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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第一章中提出的核心问题：为什么不是所有国家都能建立起提供稳健而充裕信贷的银行体系？答案是，政治条件限制了一些国家这样做的可能性。历史环境以及根植其中的政治制度对银行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建设性作用，但同时也限定了该国银行体系的一些可能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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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主要论点是所有国家的银行体系都是“银行交易博弈”的产物，后者决定了银行如何获得许可、如何接受监管、如何与政府互动。这些结果反过来又决定了该国在两个核心领域的境况：经济中的私人部门是否容易获得信贷，以及是否容易发生银行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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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牌银行通常都是政治合作的产物，政治合作的参与者包括政府，以及赢得银行体系构建主导权的公民联盟。国家以银行业作为收入、借贷以及其他资金援助的来源。国家需要银行，同时银行开展业务也需要国家在多方面的配合：维护其合法性，保护合同权利，允许银行在可预知的规则下运行，可预知的规则可增加银行对于储户、股东和借款人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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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威权政治下，政府无法约束自己不剥夺银行财产，导致民营资本没有动力去设立为市场提供贷款的银行。因此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倾向于建立国有银行体系。当某个威权统治者无法完全集中权力时，就可能与一些金融家结盟建立民营银行体系，但这种银行体系与金融教科书中所述的独立信用中介截然不同。其目的只是向政府以及与银行董事有利益关联的非金融企业融资。一些相互间有千丝万缕个人或政治联系的政府官员和商人组成了一个具有排他性的小群体，主导着“银行交易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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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况下，民主导致的最终结果比威权好一些，因为民主政府剥夺私有财产的能力受到政治和法律制度的限制。尽管民主制度下信贷资源更易获得，但银行资产被具有投票权的多数派剥夺成为新的风险，并且银行业准入仍可能扭曲并限制信贷资源。在民主国家中，私人部门可获得的信贷资源比威权国家要多得多，但民主国家信贷资源供给程度不尽相同，因金融危机而遭受信贷不稳定的程度也各不相同。历史环境塑造了政治制度以及决定银行业特征的政治联盟，同样，在民主国家遭受信贷资源紧缺和银行危机的程度方面，历史环境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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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制造的脆弱性：银行业危机和信贷稀缺的政治根源 第十五章现实对理论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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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经历告诫我们，许多曾经被认为是不可推翻的基本理论，或是没有我们之前想象得那么重要，或是我们还未曾注意到另有一些更重要、更有力的理论，它们足以推翻曾被视为万能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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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蒙·伯克《与美国和解》的演讲（1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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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知优于谬误。无知者与真理的距离小于相信谬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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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杰斐逊《弗吉尼亚州的声明》（1781—1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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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章中，我们提出了一个分析框架，论证不同类型政治因素与银行体系实现充足稳定信贷之间的关系，阐述银行体系如何在我们称之为“银行交易博弈”的政治交易过程中形成。在这一博弈中，不同政治利益集团结成联盟，进而决定了形成何种银行及其如何运行。本书通过历史描述揭示政治交易的逻辑如何适用于相关国家的具体历史，如何与历史相结合，从而证明第二章的分类方法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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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并不认为，图2.1中的政体和银行体系分类是分析政治与银行关系的永久性框架。将政治形态和银行体系划分为有限的几个类型可以帮助我们思考，有效但并不完美。事实上，随着此书的撰写，这些分类也在修正。未来随着知识的增长，我们也将进一步优化分类。正如伯克和杰斐逊在本章引言中所说：科学认知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扬弃错误假设与累积事实同样重要。1这一观点适用于观察很多现象，也同样适用于现代世界与银行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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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并不试图兜售一个精巧的、永恒不变的模型来解释银行成败的一切。相反，我们只是尝试一种特殊的思考方法来展示政治和银行体系的关系，以理解银行体系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运行方式。我们的框架结合了历史知识和对政治交易逻辑的理解。这一思维方式为我们理解所观察到的世界提供了独特视角，并具有重要的否定意义，即我们需要对现存的主流观点或理论进行修正。本章，我们将重新审视其中比较重要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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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危机的经济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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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银行业基本史实略有了解的人都会发现，主流银行危机理论有一个明显缺陷：它们都是普适性理论，认为导致银行危机的银行业因素在所有时间和地点不变。但正如我们在本书中阐释的，银行危机并非随着时间和国家有规律地发生，因此危机不由银行业普遍的经济特征引起，确切地说，危机是由银行业普遍经济特征与银行所处政治环境共同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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