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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经济学理论的核心观点并非“错误”：相反，诸多证据表明，它们所揭示的风险来源是真实的。包括美国次贷危机在内的银行危机史表明，银行运营如果过于依赖短期负债，那么一旦债权人拒绝展期，金融机构就会面临风险。同理，次贷危机表明，复杂金融体系中出现的交易对手风险，会导致负面冲击在金融机构间的传导。而且，同明斯基和金德尔伯格的观点一致，风险资产定价研究发现，市场对风险的敏感度随时间而变化（虽然不能明确知道这一波动是否反映短视或定价“基本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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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的不稳定性随国家和时间而变化，并不说明银行危机理论不适用，而是上述三种普适性解释并非构成银行危机的充分条件。银行结构蕴含着流动性风险，但银行可以通过审慎经营降低这一风险——比如，通过持有充足的现金资产，降低运营杠杆，与其他银行一起加入流动性风险互保机制（如通过私营的银行清算所）等。银行间的关联性会在银行体系中产生外部性，但适当的风险管理和高效的银行机构可以缓解这一风险。房地产、股票市场和风险债务工具的泡沫可由诸多原因引发，但并不必然导致银行危机。危机发生与否由银行家的选择决定，这些选择包括持有多少现金，募集多少股本，以及如何在各类贷款和其他资产间分散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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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种理论所强调的威胁因素是否会引发银行危机，其决定性要素是政治。如果政府决定建立保护银行的慷慨安全网，但并不配套建立政治上可信的审慎监管体系，那么银行在管理流动性风险、偿债风险和交易对手风险时就会更加不谨慎。以下观点应予反复强调：银行业安全网和审慎监管的程度取决于政治家，而政治家在做选择时，其目标一般是最优化自己的短期政治前途，而非长期社会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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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也会引发银行风险经济学分析中无法预见的冲击。战争、政变以及政府财政紧张都可能给银行带来政治压力，甚至政府的没收行为。这些冲击的形式和强度可能不同：美国内战中，银行为了支持北方，集体自发承担了大量债务，而墨西哥革命中，银行被直接没收了。正如巴西在其大部分历史时期所发生的，政治联盟还可能阻挠合理赋税体系的发展，促使政府可通过银行征收通货膨胀税，但这样做削弱了银行作为信用中介的能力。事实上，银行体系的结构及其对负面冲击的敏感度都是政治选择的结果。譬如，20世纪末以前，美国限制银行开设分支机构，不允许其在不同州放贷，导致其银行更容易受到如农产品价格波动等地区经济波动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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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政治因素排除在银行危机的理论之外，就像是戏剧中删除了王子。“银行交易博弈”的政治结果形成了银行运作的规则，决定了银行业可能遭受的冲击。不同时期、不同地区银行危机爆发的巨大政治差异表明：要理解银行危机何时、何地发生，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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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业集中度与稳定间关系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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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大量理论综述和实证文献分析了决定银行盈利能力和稳定性的因素。其中一个热门话题就是集中度更高的银行体系，即由少量大型银行组成的银行业，其盈利能力和稳定性是强还是弱。关于银行集中度及其影响的理论很多，且角度不尽相同。一方面，集中度高被认为可以促进盈利能力和稳定性，因为它使银行拥有高价值的特许经营权、获得市场影响力、分散风险。另一方面，集中度高也被认为不利于盈利能力和稳定性，理由是它催生了政府眼中“大而不倒”的银行，从而鼓励道德风险，同时还提高了投资者对银行管理不善的容忍度。部分模型则表明高集中度可同时带来高盈利性、低稳定性。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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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文献尚未在集中度和不稳定性间得出相关关系。一项综合跨国研究检验了69个国家在1980—1997年间的情形，试图回答系统性危机的概率与银行体系集中度是否相关。作者发现，集中度高的银行体系发生危机的可能性更低。但同时发现，限制竞争的监管举措会导致发生银行危机的风险更高。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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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本书读者，这一结果不足为奇。银行集中度是否与其稳定性相关取决于银行所处的政治环境。美国的银行体系并没有在集中度提高时变得更稳定，因为1990年后，伴随集中度上升的还有政治博弈。博弈赋予大银行更多租金，例如市场影响力、“大而不倒”的保护和更宽松的审慎监管政策。作为交换，银行将部分租金分享给受到优待的选民。在19世纪中期之前的英国，英格兰银行控制着伦敦市场，但它要为这一特权支付政治租金，即执行可能增加票据市场道德风险的政策，结果形成了一个蹒跚前行的准垄断银行体系，屡经危机磨难。苏格兰的银行体系则由三家特许银行和众多其他银行组成，更富竞争性，也更为稳定。加拿大自治以来，银行业集中度与稳定性同步提升，因为加拿大的政治博弈避免由纳税人出资对银行纾困，同时防止银行滥用其市场力量。在波费里奥·迪亚斯统治时期，墨西哥特有的政治博弈虽然也带来了银行业的高集中度和稳定性，但原因不同：由精英集团掌控的银行集中度确保了该政权存续期间政治寻租的稳定性。一旦政权崩溃，银行体系也随之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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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的国别研究说明：集中度和稳定性都是政治上“银行交易博弈”的结果。二者并不存在因果关系，都由塑造银行业的政治交易引起。因为存在多种不同的政治环境以及诸多类型的银行博弈，所以，集中度和稳定性之间不存在一致的实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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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历史的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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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重要主题是揭示，在通行的银行业理论中，其命题的正确性是有条件的，即依赖于所处的历史环境。历史环境的变化由银行体系之外的因素引起。在当代，最显见的推动民主国家进步的因素包括战争、通信和交通等领域的技术变迁。在英国和美国，公民权的扩展给政治家带来压力，要求其增发银行牌照以提高信贷可获得性。不太显见的是，技术变迁也在改变银行业，如信息技术的进步使单体银行家更难维持垄断特权。即便住所远离银行网点，银行家也可以收集潜在借款者的信息，储户们也可以通过自动取款机网络获取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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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离历史环境对不同国家政治与银行业关系的探讨几乎都是伪命题。政治权力的集中可以改善银行业运行吗？也许会，也许不会，这取决于集权发生时所处的政治环境。在加拿大，许可权的集中同时带来了竞争性的提高。但在20世纪末的美国，许可权的集中却是围绕全国性银行和政府支持企业的一场完全不同的政治交易的一部分，即以市场力量和政府保护特权换取新的授权。减少保护的立法能否稳定银行业呢？这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智利成立，但对于其他政治环境不同的国家，这种限制却在银行危机时取消了（例如，美国在次贷危机中，废止了1991年《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改进法》对银行的保护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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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重视历史的研究者倾向于把复杂的银行体系研究简化为各影响因素的相关性分析（例如民主、银行集中度和受保险的存款等）。因为没有考虑模型因素所处的环境，这类方法常常无法找到相关性。即便找到实证相关性，其结果也往往被错误地诠释，因为研究者发现的相关关系反映着影响所有评估变量的深层因素，但这些因素却被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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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和其他希望通过研究银行业来改善银行体系运行的人，都需要学会在决定银行业形态的政治和技术环境下思考银行及其改革措施的合意性。要理解为什么有的银行体系可以提供稳定而充足的信贷、有的却不能，需要研究各国银行体系建立的政治基础，以及决定各国“银行交易博弈”结果的政治联盟的本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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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银行博弈的本质随时间而变，可能反映其剧烈的政治变迁。最显著的变化在于，我们所分析的每个国家都发生了革命或政府组织形式的根本性变迁。1688年的光荣革命及其后英法两国长期的政治纠葛，深刻影响了英国的银行业历史。军事竞争对英国相对稀少的人口的压力是英国政治历史的主题：它推动了选举权的扩大，进而在19世纪增强了银行业的竞争，在20世纪中叶削弱了银行信贷在经济中的重要性。美国独立战争使特许银行成为可能，美国宪法规定如何分配政治权力，从而长远地决定银行许可和监管的模式；此后，包括内战在内的主要事件也深刻影响了银行业结构。在墨西哥和巴西，主要源于政治斗争的银行危机给银行业结构带来巨大变化，例如没收银行财产、恶性通胀等，挤出了仅有的私人银行，银行体系主要服务受（政客）青睐的借款者，从而导致墨西哥和巴西进入长期的金融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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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剧烈的政治变迁，其他渐进的变迁往往导致主导银行业政策的政治联盟被新联盟所取代。但是，这些变迁是否发生以及是否影响银行博弈，不仅取决于人口或行业增长机会，也取决于一国的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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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加拿大和美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发展的异同为例。西方移民和交通进步提升了农业利益，两国都经历了相似的农业民粹主义者对现有银行体系的挑战。加拿大的政治制度被设计成抵制这些挑战，其最初的银行业结构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在加拿大，政治制度的设计旨在减少发生重大政治变革的可能性，其政治系统由英国而非新生国家的革命先驱设计，其目的是减少可能威胁金融、贸易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大英帝国关键战略领域的政治风险。加拿大的1840年《联合法》以及1867年宪法都试图将经济和金融体系与政治危机隔离，包括来自农业民粹主义运动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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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美国，农业民粹主义者和单体银行家结成的联盟改变了1830年之前的银行特许制，即银行特许权自由化，但不能在全国设置分支机构，从而确保准入门槛的有效性。纵观两国历史，美国与加拿大银行博弈的核心区别在于美国的宪法结构使银行许可权分散化，且没有隔绝金融体系和民粹主义政治。这一制度性区别使美国的民粹主义运动能够与银行家及政府联合，重新塑造符合其利益的银行体系（包括全国性银行体系，联邦储备体系，以及20世纪30年代的各种银行业创新政策）。20世纪后期，随着美国人口由乡村转入城市、银行业危机、技术变化以及其他青睐银行整合的因素逐渐成熟，新的主导联盟得以产生，其核心是新兴全国性银行和激进团体之间看似不可能却成功联手的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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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告诉我们，尽管政治和银行业分类及理论十分有用（如图2.1），银行业历史仍不能简单地抽象为由政治联盟到银行业的单向因果关系。银行业也影响着政治。正如我们在第三章所讨论的，对一国的生存和扩张而言，为国家财政利益服务的银行业和军事、贸易战略同等重要。银行体系不仅是政治的结果，也影响着未来的“银行交易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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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威权政体还是民主政体中，银行不仅通过影响财政和军事塑造国家，它还影响博弈各方的谈判力。获胜团体可获得财富和政治权力，进而巩固他们在下一轮博弈中的实力。因此，银行博弈具有持续性，比如迪亚斯统治时期的墨西哥精英集团。加拿大的银行在早期建立了全国性的分支机构，并利用自身影响力挫败或招安民粹主义者。美国根深蒂固的单体银行家们则维持准入壁垒长达150年之久，尽管这耗费了巨大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即使在1933年金融危机中，单体银行家仍然凭借其政治影响保住了联邦存款保险和其他有利于维系其地位的监管政策，并终结了威胁其自身的银行整合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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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既受政治环境影响，又影响着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发展。在银行业和政府财政中引导金融创新的个人及公共企业家行为，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银行业的经济功能，同时决定了战争结果和帝国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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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特许银行和汇票的产生，这是早期现代银行的标志，既改变了银行业的历史，又改变了国家的性质。苏格兰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就宣布银行可自行决定经营地点和服务，苏格兰也因此成为银行业创新的摇篮，苏格兰银行体系的成功，包括纸币、有息存款、银行分支机构、授信额度和其他创新，促使英格兰在19世纪30年代初开放银行竞争，从而成为全球现代银行业的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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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行为对结果也有影响，主要在于一些个人能够识别并抓住组建政治联盟和实施金融创新的机会。如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不仅在勾画美国宪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还建立了特许银行的金融策略和公共财政制度。汉密尔顿知道如何达成政治共识：作为财政部长，他挫败了美国银行的反对者，对方认为他的政策违背宪法、背离自身利益。还有许多其他政治企业家，他们建立联盟的想法和能力在银行业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安德鲁·杰克逊成功阻止了美国第二银行的再设，尼古拉斯·比德尔则在这场政治斗争中失手，而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如果比德尔能以不同方式运作手中筹码，他本可以获胜。8何塞·利芒图尔（José Limantour），迪亚斯时期的墨西哥金融奇才，是另一个很好的范例。他发现了如何促使各地区权贵和金融家形成稳定联盟，为数十年来动荡的墨西哥筹措资金；在美国1907年金融恐慌前夕，他发明了贷款证券化，以此为政府银行提供流动性支持。此后贷款证券化被广泛模仿。总之，银行博弈的结果并非机械地由联盟谋划决定：有影响力的政治企业家既可以放大，也可以中断历史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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