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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关键时刻，身居要位的个人会对银行业结果产生重大影响。1994年，国会发言人纽特·金里奇撰写了《与美国的契约》（Contract with America），领导共和党成功夺取了众议院控制权。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共和党在改革房地产金融尤其是政府支持企业的问题上产生分歧。部分国会精英倾向推动改革降低政府支持企业的风险。如果金里奇站在改革者一边，将政府支持企业改革作为共和党的政治目标，他也许就阻止了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对政府支持企业增加补贴和其他房地产融资的政策。正因为金里奇身居高位，对政府支持企业及其拥趸而言，说服他不进行改革的政治收益非常丰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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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卓越政治企业家的失败也值得聆听，它有助于我们追踪政治权力的起伏。20世纪之交，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在总统竞选中连续失败，从而无法推行其农业民粹主义纲领，包括物价通胀，保留地区性银行以及联邦存款保险等。尽管如此，20世纪30年代，在亨利·斯蒂格尔等人的推动及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默许下，布赖恩坚持的民粹主义运动最终还是结出了政策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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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乌托邦主义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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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第二章所述，银行体系两大关键目标——信贷充足和避免银行危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取决于其所处的政治环境。如第三章所述，无论是从历史视角还是逻辑角度，完成现代国家的使命促使其必须成立并利用银行，而银行又在现代国家和现代银行业的共同进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逻辑在本书国别分析中已详细论述。认为银行体系可以自发形成，或在没有政府积极参与的情况下也能有效运转的，都是乌托邦式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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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自由市场环境最接近乌托邦式的银行理想，但即便在那里，银行运转也要依赖于国家的法律和实际保护。苏格兰的银行体系没有公共财政负担、特许权管制以及其他干扰力量，其环境具有特殊性。最重要的是，苏格兰银行的运营之所以能少受政府干预，恰恰是因为英格兰的银行发挥了与国家分租的核心作用。如果没有英格兰的银行，苏格兰银行业将不得不在国家公共财政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也就不可能与政治分离得如此彻底。毕竟，如果苏格兰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它不可能在1707年解散议会，这是以皇冠换取自由主义银行发展的单方面政治缴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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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义的自由主义认为，国家的理想状态是提供国防，并在清晰的法律条款下确保自愿合约的执行。在这一概念下，自由主义理论家认为国家在银行许可和监管方面不应发挥任何作用。这一观点建立在对国家本质的不完全认知之上。国家需要银行作为融资工具。一个没有银行的国家不可能存在也从未存在过。事实上，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自由主义理论家指出的国家的基本功能——国防——使得银行如此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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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整个历史，国家间的军事竞争和经济竞争一直是银行许可和监管的推动力量。有组织的武装是国家的主要功能，这正是国家需要银行许可和管理的最重要原因。狭义的国家观念忽略了政府在塑造银行业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具体包括两个根本性问题。第一，从历史的角度看，它忽视了政府在建立有效银行体系中的核心和必要作用。文艺复兴时期的银行业长期处于信贷匮乏的状态。第二，它忽略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逻辑，无论对错，政府都必须创造且分配权力：任何一个自我约束、不将银行作为获取军事和经济利益工具的政府，都会很快被利用银行的政府取代。无论赞同与否，银行业政策永远是国家管理的有力工具。狭义地将国家理解为保证法律实施的法庭，忽略了法律的政治基础以及政权间斗争的军事和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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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权主义相关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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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章对威权的讨论中，我们根据权力集中程度划分了威权政体。其中威权的“坐寇”——即个人权力之大，可不经任何人同意控制一切，可随喜好劫掠任何人的任何东西——对于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而言，是一个实用的抽象概念。现实世界存在该种威权的近似情形，比如萨达姆·侯赛因时期的伊拉克，一小撮人对其他人口具有近乎绝对的控制权；但即使在那里，威权统治者也需要依靠盟友。单一威权统治者的绝对集权从未存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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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关于20世纪90年代前的墨西哥和巴西这两个威权国家的案例研究表明，现实世界的威权统治者总是需要寻找盟友，为其服务支付报酬，需要诱使盟友投入资源和精力。在威权政体中，单纯依靠命令无法建立银行：需要在预期获得经济收益的基础上，吸引资本和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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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威权者及其盟友形成的银行体系并不相同。在威权政府达到一定程度的政治集权后——比如，迪亚斯时期的墨西哥——银行成为工业资本家、银行家和政府官员结成的复杂联盟网络（如通婚）的关键。这些政治体系往往将银行特许权限制在其精英网络的成员内部，银行贷款也几乎无一例外地流向联盟内部。在这些政体中，银行信贷少于一般的民主政体，银行体系也往往更为脆弱，因为一旦政府遇到严重的财政危机（包括革命等，如1911年的墨西哥革命），就可能没收银行。然而，与其他形式的威权政体相比，集权的威权制度下，借贷充足，银行体系相对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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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如果威权政府弱小、权力分散，上述复杂网络，包括参与者互相监督，惩罚机会主义，就会变得不可行。巴西帝国开创初期以及旧共和时期就属该类示例。当时，巴西无法建立稳健的全国商业网络，甚至很难从抗拒中央政府的地区精英阶层中获取税收。这种情形下，银行特许权成为政府少有的能够掌控的权力之一，所以政府必须使用这一权力获取通胀税，尽管将银行体系变成通胀税工具导致了金融抑制，甚至导致精英阶层成员也很难获得银行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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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粹主义相关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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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章的民主分类中，我们指出了民主与信贷充足、银行稳定性间的不同关系。理论分析和我们对所研究各国的历史叙述都反映了人民主权这一讽刺性事实：对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的政治权力约束最少的民主，恰恰损害了多数人的利益。很少有民粹主义政府能够选择同时实现信贷充足和银行业稳定的政策。事实上，短期追求信贷充足可能在长期导致银行体系不稳定，并减少信贷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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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粹主义者认为，不对少数服从多数原则进行约束可给普通人带来更多权力和机会，这一观念是基于对民主制度运行的错误理解。民主制度中存在“代理”问题，即选举产生的代表往往有动力违背其本应代表的人的利益。代理人有多种方式出售自己的选票，也有活跃的政治交易市场，但其交易很难被选民发现，更加难以为选民所控制。我们已经揭露了一些最重要的制定银行立法的交易，并且叙述了特殊利益集团、党纲、所谓的“投桃报李”（log rolling）和“银行交易博弈”的其他要素如何在立法者之间达成共识，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服务于特殊利益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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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现实，约束民粹主义有助于限制特殊利益集团从大多数人手中攫取财富和政治权力的能力。绝对多数制投票原则、赋予少数派更多权力的投票规则（例如美国分给各州两名参议员席位）、两院立法制、对立法的独立司法审查、终身制的大法官（在加拿大为上议院的任命制），以及其他类似的制衡机制都限制了多数公民的代表做出影响所有人决策的能力。“否决门”（veto gates）要求获得众多不同党派的同意，从而削弱了当选政客选择损害社会中大多数人利益的政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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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任命而非选举参议员，其小型省份在参议院拥有超比例席位，这些在本书许多读者看来可能十分奇特，甚至有些愚蠢。但是，加拿大政治制度的上述特点及其下议院得票多者胜的选举方式，造就了它既稳定又能为家庭和企业提供充足信贷的银行体系。这一银行体系反过来又为加拿大的经济增长提供资金，支撑起一个相比于其有限的资源条件而显得规模巨大的经济。事实上，加拿大的大部分领土无法耕种：距美国边境以北100英里以外的区域，都因为过于寒冷而只能种植木材。看到这一点，人们忍不住好奇：如果历史上美国经济没有在历次银行危机中踉跄前行，资源更为丰裕的美国可以增加多少人均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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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主义相关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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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美国小学生都学到，美国宪法是已知的最伟大的政府理念（尽管在学习这一点时，他们完全不了解其他国家的宪法）。美国宪法的成功之处包括它将联邦政府权力分为同等重要的三部分，进而又将立法机构分为参议院和众议院。美国政府体制的另一个特征是在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间分配权力。事实上，美国宪法的特别之处就是保护了各州的自治权，赋予其所有宪法未明确授予联邦政府的权力。美国宪法的这些条款被认为是防止联邦政府积聚权力、采取不明智措施的重要保护。这一观点得到了各种关于“市场保护型联邦主义”研究的支撑。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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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美国银行业历史的研究表明，上述观点中确实有正确的成分，但并非绝对。美国联邦制结构下的权力划分意味着在美国历史的多数时期，联邦政府无法决定银行体系的结构和规模。20世纪90年代之前，各州是决定银行特许权和监管的主角。即便在联邦政府通过内战收回纸币供给的控制权后（之后将这一权力交给了美联储），州政府仍然控制着联邦和州银行须遵守的银行分支机构设立规则，所有银行都不能跨州运营（无论其特许权由联邦还是州政府颁发）。由于无法形成复杂的全国性政治交易，这一联邦银行业结构确实对掌控银行业结果的政治交易形成了约束。各州之间的竞争也确实有利于废除19世纪初对银行的特殊授权，正如它有利于放松选举权限制以及其他的州际政治、经济竞争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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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联邦制对美国“银行交易博弈”的限制并没有带来稳定或有效的银行体系。州法律不允许跨州设行导致银行体系割裂，使银行无法跨州竞争或分散风险，也限制了银行的规模和经营范围。其结果是银行体系不稳定、信贷分配缺乏效率。更根本的是，各州之间的竞争也没有引发有效的银行设立和监管制度，即便在单个州内也是如此。农业民粹主义者和单体银行家们结成的区域联盟能够形成损人利己的规章制度。因为各州在境内拥有制定银行设立规则的垄断权力，州际竞争也没能产生高效的特许权制度。糟糕的特许权制度确实于州不利，但由于任何州都不能授权设立全国性银行，损失相对有限。制造业主和广大民众却深受信贷不足和金融体系不稳定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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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派互责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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