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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章对威权的讨论中，我们根据权力集中程度划分了威权政体。其中威权的“坐寇”——即个人权力之大，可不经任何人同意控制一切，可随喜好劫掠任何人的任何东西——对于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而言，是一个实用的抽象概念。现实世界存在该种威权的近似情形，比如萨达姆·侯赛因时期的伊拉克，一小撮人对其他人口具有近乎绝对的控制权；但即使在那里，威权统治者也需要依靠盟友。单一威权统治者的绝对集权从未存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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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关于20世纪90年代前的墨西哥和巴西这两个威权国家的案例研究表明，现实世界的威权统治者总是需要寻找盟友，为其服务支付报酬，需要诱使盟友投入资源和精力。在威权政体中，单纯依靠命令无法建立银行：需要在预期获得经济收益的基础上，吸引资本和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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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威权者及其盟友形成的银行体系并不相同。在威权政府达到一定程度的政治集权后——比如，迪亚斯时期的墨西哥——银行成为工业资本家、银行家和政府官员结成的复杂联盟网络（如通婚）的关键。这些政治体系往往将银行特许权限制在其精英网络的成员内部，银行贷款也几乎无一例外地流向联盟内部。在这些政体中，银行信贷少于一般的民主政体，银行体系也往往更为脆弱，因为一旦政府遇到严重的财政危机（包括革命等，如1911年的墨西哥革命），就可能没收银行。然而，与其他形式的威权政体相比，集权的威权制度下，借贷充足，银行体系相对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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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如果威权政府弱小、权力分散，上述复杂网络，包括参与者互相监督，惩罚机会主义，就会变得不可行。巴西帝国开创初期以及旧共和时期就属该类示例。当时，巴西无法建立稳健的全国商业网络，甚至很难从抗拒中央政府的地区精英阶层中获取税收。这种情形下，银行特许权成为政府少有的能够掌控的权力之一，所以政府必须使用这一权力获取通胀税，尽管将银行体系变成通胀税工具导致了金融抑制，甚至导致精英阶层成员也很难获得银行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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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粹主义相关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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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章的民主分类中，我们指出了民主与信贷充足、银行稳定性间的不同关系。理论分析和我们对所研究各国的历史叙述都反映了人民主权这一讽刺性事实：对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的政治权力约束最少的民主，恰恰损害了多数人的利益。很少有民粹主义政府能够选择同时实现信贷充足和银行业稳定的政策。事实上，短期追求信贷充足可能在长期导致银行体系不稳定，并减少信贷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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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粹主义者认为，不对少数服从多数原则进行约束可给普通人带来更多权力和机会，这一观念是基于对民主制度运行的错误理解。民主制度中存在“代理”问题，即选举产生的代表往往有动力违背其本应代表的人的利益。代理人有多种方式出售自己的选票，也有活跃的政治交易市场，但其交易很难被选民发现，更加难以为选民所控制。我们已经揭露了一些最重要的制定银行立法的交易，并且叙述了特殊利益集团、党纲、所谓的“投桃报李”（log rolling）和“银行交易博弈”的其他要素如何在立法者之间达成共识，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服务于特殊利益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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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现实，约束民粹主义有助于限制特殊利益集团从大多数人手中攫取财富和政治权力的能力。绝对多数制投票原则、赋予少数派更多权力的投票规则（例如美国分给各州两名参议员席位）、两院立法制、对立法的独立司法审查、终身制的大法官（在加拿大为上议院的任命制），以及其他类似的制衡机制都限制了多数公民的代表做出影响所有人决策的能力。“否决门”（veto gates）要求获得众多不同党派的同意，从而削弱了当选政客选择损害社会中大多数人利益的政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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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任命而非选举参议员，其小型省份在参议院拥有超比例席位，这些在本书许多读者看来可能十分奇特，甚至有些愚蠢。但是，加拿大政治制度的上述特点及其下议院得票多者胜的选举方式，造就了它既稳定又能为家庭和企业提供充足信贷的银行体系。这一银行体系反过来又为加拿大的经济增长提供资金，支撑起一个相比于其有限的资源条件而显得规模巨大的经济。事实上，加拿大的大部分领土无法耕种：距美国边境以北100英里以外的区域，都因为过于寒冷而只能种植木材。看到这一点，人们忍不住好奇：如果历史上美国经济没有在历次银行危机中踉跄前行，资源更为丰裕的美国可以增加多少人均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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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主义相关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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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美国小学生都学到，美国宪法是已知的最伟大的政府理念（尽管在学习这一点时，他们完全不了解其他国家的宪法）。美国宪法的成功之处包括它将联邦政府权力分为同等重要的三部分，进而又将立法机构分为参议院和众议院。美国政府体制的另一个特征是在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间分配权力。事实上，美国宪法的特别之处就是保护了各州的自治权，赋予其所有宪法未明确授予联邦政府的权力。美国宪法的这些条款被认为是防止联邦政府积聚权力、采取不明智措施的重要保护。这一观点得到了各种关于“市场保护型联邦主义”研究的支撑。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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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美国银行业历史的研究表明，上述观点中确实有正确的成分，但并非绝对。美国联邦制结构下的权力划分意味着在美国历史的多数时期，联邦政府无法决定银行体系的结构和规模。20世纪90年代之前，各州是决定银行特许权和监管的主角。即便在联邦政府通过内战收回纸币供给的控制权后（之后将这一权力交给了美联储），州政府仍然控制着联邦和州银行须遵守的银行分支机构设立规则，所有银行都不能跨州运营（无论其特许权由联邦还是州政府颁发）。由于无法形成复杂的全国性政治交易，这一联邦银行业结构确实对掌控银行业结果的政治交易形成了约束。各州之间的竞争也确实有利于废除19世纪初对银行的特殊授权，正如它有利于放松选举权限制以及其他的州际政治、经济竞争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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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联邦制对美国“银行交易博弈”的限制并没有带来稳定或有效的银行体系。州法律不允许跨州设行导致银行体系割裂，使银行无法跨州竞争或分散风险，也限制了银行的规模和经营范围。其结果是银行体系不稳定、信贷分配缺乏效率。更根本的是，各州之间的竞争也没有引发有效的银行设立和监管制度，即便在单个州内也是如此。农业民粹主义者和单体银行家们结成的区域联盟能够形成损人利己的规章制度。因为各州在境内拥有制定银行设立规则的垄断权力，州际竞争也没能产生高效的特许权制度。糟糕的特许权制度确实于州不利，但由于任何州都不能授权设立全国性银行，损失相对有限。制造业主和广大民众却深受信贷不足和金融体系不稳定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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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派互责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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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客们喜欢将银行体系的缺陷，尤其是银行危机，描述成伦理剧：其政敌联合一小撮不法之徒导致了大多数公民受害的后果。这一策略对选民十分有效，这可从关于2007年次贷危机的书籍热销中得到印证：这类书籍指责是贪婪的银行家和不诚实的政治家导致了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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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故事也许能赢得选票、销售书籍，但它们并不是对“银行交易博弈”的精准描绘。在民主政体中，从定义来看，成功的政治联盟不可能是狭义的。一套规章制度要成为银行体系重要、持久的决定因素，就必须广泛反映并得到两党支持。指出政敌的罪行并不是自利的：它忽视了政治谋略的基本逻辑。为了生存，联盟需要足够兼容并蓄才能打赢竞选之战。这就意味着希望获取有别于公众利益的特定监管结果的联盟必须联合看似不可能的伙伴：可能有着不同意识形态、阶层、职业等任何其他要素的党派。事实上，这些看似不可能的伙伴也许憎恨彼此，但这不妨碍他们在看到合作利益后走到一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看似不可能的伙伴关系之所以更为稳定，恰恰是因为其聚集的人群并不因天然的亲近感和归属感而聚集，而这恰恰可以吸引更广泛的选民。他们的博弈结果也更不容易因政党间选举和执政权的转变被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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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看似不可能的伙伴关系在民主政体下有很多先例。在20世纪初的英国，工会（他们为普通成员谋求更好的工作条件，为自己谋求更多的政治权力）和自由党政客（他们希望保持大英帝国）结成了联盟，使得特许银行得以推广，劳动法得以修改，大英帝国又延续了40年。19世纪的美国也提供了不同背景和经济利益团体形成联盟的典型案例：不相信任何精英阶层的民粹主义农民同单体银行家达成共识，共同对抗大银行。美国最近的历史提供了另一个案例：20世纪90年代，持有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的城市激进团体同“大而不倒”的银行、协调民主党和共和党中权势分子利益的政府支持企业结成联盟。这一联盟开启了破坏所有美国人借贷标准的运动，加速了2007年次贷危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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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上述所有联盟持续多年，但政治和经济的变化不可避免地导致控制银行业结果的合作关系发生变化。这些看似不可能的伙伴关系不可能永远存在。我们能够预测合作结构的变化方向吗？比如，对于美国现行的由超大银行和激进团体组成的政治联盟的持续性，我们能够说些什么吗？我们并不从事预测，也不认为未来的结果是明确的。我们唯一比较确信的是，这一联盟如果要在未来持续下去，就必须重订部分条款。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美国银行业并购潮为大银行和激进团体创造了良好的合作机会，合作形式则是双方基于《社区再投资法》的合作约定。但这一兼并大潮已经结束，而且银行危机已严重破坏了公众对大银行和高风险抵押贷款的支持。在美国当前环境下，未来将是何种联盟主导“银行交易博弈”并不明朗。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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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大西洋月刊》引用了金融奇才维斯波尔·索尔（Whispering Saul）杜撰的谚语：“如果你正在打牌，却发现牌桌上没有一个笨蛋，快站起来！你就是那个笨蛋。”12如果听从索尔的，你很可能省下一大笔钱、避免重大损失。遗憾的是，在“银行交易博弈”中，你无法起身离开：你被紧紧捆在了椅子上。比如，如果你生活在美国，除非愿意躲在夏威夷州或西北部爱达荷州的乡村某地，否则，你根本无法躲过与危机有关的信贷供给中断带来的高昂代价、失业以及纾困成本，这些都已成为过去两个世纪美国版“银行交易博弈”的组成部分和必然结果。作为美国大多数公民的一员，通常还不是美国“银行交易博弈”获胜方的一员，你是获胜者的收入来源。你就是牌桌上的那个笨蛋，并且无法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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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银行交易博弈”的牌桌上，并非必须有一个笨蛋。政府对银行的监管措施可以是温和的、有利于促进竞争、增加信贷可得性以及提高长期的稳定性。在加拿大、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苏格兰以及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银行博弈中都没有明显的笨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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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更多的情形下，掌控银行监管的联盟会为自己攫取利润。他们将由此带来的信贷紧缺和不稳定视为建立可攫取利润的银行体系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有时，包括政客和银行家的联盟通过通胀税牟利，如巴西大部分历史时期发生的。有时，则是热衷于巩固统治的政客和金融家、实业家结盟，如迪亚斯时期的墨西哥。在其他时间和其他地方，获胜的联盟包括民粹主义者和银行家组成的看似不可能的伙伴，如美国一再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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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威权国家的公民不同，民主国家的公民也许有能力影响“银行交易博弈”的结果。但是，要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必须完成两项艰巨任务：第一，他们必须理解“银行交易博弈”如何产生扭曲、租金以及补贴。第二，他们必须能够协调行动，从而推动持久的改革，这些改革可能有悖于掌控银行监管的联盟的利益。作为工人、父母、学生或者家庭主妇，每个人都有自己忙碌的生活，而金融和政治又十分复杂，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弄清暗藏在表面下的真相，需要投入更多来组织联合行动，实现改革。对大多数人而言，很可能并不值得为减轻其作为纳税人的税负付出这么多，尤其是他们的努力还可能遭到组织完善的既得利益联盟的强烈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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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公民很难挑战掌控银行体系结果的联盟的地位，其中一个原因是统治联盟有时会为打消努力而向反对者妥协。“银行交易博弈”通常不会产生赢者通吃的结果。为避免政治对抗风险，统治联盟可能愿意向挑战者做出些许让步。例如，为减少人们对设立竞争性银行的诉求，英格兰银行在19世纪初愿意以更宽松的条款贴现票据。类似的，在20世纪的加拿大，作为政治交易的一部分，从事住房抵押贷款的财务公司可以得到一定的存款保险，主导性的银行则保持了对市场的控制。这最终导致小型放贷机构被大银行吞并。在巴西，尽管政府利用银行征收通胀税导致了金融抑制，非银行金融机构（如金融公司）被允许以影子银行的方式提供信贷，部分储户可以通过国债回购协议或通胀指数化债券规避或减轻通胀税。并非巧合的是，那些有能力离开巴西金融系统或者成功对抗通胀税的人，可以免除通胀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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