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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1908—1916年任英国首相）的自由党政府使英国进入对德国的海军军备竞赛，最后加入“大战争”中。作为阿斯奎斯的海军大臣，丘吉尔带领舰队转换为以石油为燃料、全大枪装备的战舰（所谓的无畏舰），并指挥海军作战。直到1915年灾难性的加里波利战役后，丘吉尔才被解职。自那以后他被迫离开政府，获得了英国陆军中校的职位，带领苏格兰皇家第6禁卫队在西线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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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参见M.Gilbert(1991)，第146页。对于丘吉尔提倡公民权利，不可过分乐观，因为他的一句名言将其立场表露无遗：“对民主最好的反驳就是和普通选民进行五分钟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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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1904年，丘吉尔离开托利党，和阿斯奎斯、劳合·乔治以及其他自由党成员结盟，他们的政纲支持帝国实力、自由贸易和造福民众的社会政策。丘吉尔的观点很大程度上是他在南非经历第二次布尔战争时形成的。一开始丘吉尔是一名战地记者，后来是南非轻骑兵的军官。丘吉尔1900年从战场返回，并在众议院拥有了一个保守党席位。南非的经验让丘吉尔明白，战争所需的新科技（例如机关枪、有刺铁丝网、火力密集的榴弹炮）需要庞大的军队，会带来无法想象的可怕后果。布尔战争开始时，所有参加南非战争的英国军队的人数为12000人。人数很快增加到280000人，其中有22000人死于战争。参见M.Gilbert(1997)，第7—11页、第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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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参见M.Gilbert(1991)，第143页；M.Gilbert(1997)，第5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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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参见M.Gilbert(1991),第2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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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参见Roberts、Reading and Skene(2009)；Collins(2012)，第269—2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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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参见Moggridge(1972)，第38页；Park(2012)，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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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参见Moggridge(1972)，第163页；Park(2012)，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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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参见Grant(1937)，Thomas(1978)，Morton(1978)，Winton(1982)，Billings and Capie(2011)，Park(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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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参见Billings and Capie(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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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参见Park(2012)，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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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参见Capie and Billings(2001)，第3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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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参见Collins(2012)，第2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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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参见Collins(2012)，第317—3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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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参见Collins(2012)，第3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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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参见Chester(1975)；Tiratsoo and Tomlinson(1998)；Collins(2012)，第327—3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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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英国工业化政策历史的更多详细信息，参见Chester(1975)，Tomlinson(1994)，Tiratsoo and Tomlinson(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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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参见M.Gilbert(1991)，第8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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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参见Goodhart(1988)，特别是第6—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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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一些工党成员提倡银行国有化并创建国家投资银行。建立国有银行体系的呼吁可追溯到1932年，当时工党为此通过了一项决议。然而，有趣的是，工党上台后，并没有实施银行国有化。参见Collins(2012)，第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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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参见Collins(2012)，第220页、第317—3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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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参见Capie(2010)，第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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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20世纪50年代英国资本管制放松，1961年强化，在1965年和1966年再次强化。参见Capie(2010)，第209—210页、第295—3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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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关于英国货币增长、通货膨胀、贸易和国际收支平衡的历史，参见Capie(2010)，第7—31页；最终英镑贬值，参见Capie(2010)，第138—251页。Capie详细研究了出台的经济政策及其后果、这些政策的思想基础。他的研究表明，混乱的思维导致英国愿意追求两相矛盾的货币扩张政策和固定汇率政策。直到20世纪60年代，这一经济思维定势（坚持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和通货膨胀不相关）才受到重大挑战并最终被推翻。Capie分析了Radcliffe委员会的1957年报告，特别令人信服地说明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英国政策框架的不连贯，参见Capie(2010)，第77—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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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参见Capie(2010)，第271—2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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