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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的逻辑:人人都必需读懂的货币常识 帝国如风,“元宝钞”大起大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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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1279—1368年)延续和发展了宋代的纸币制度,以纸币为主要通货,是中国古代史上纸币流通最为通行的全盛时期,管理制度也有了重大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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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版图辽阔,诸汗国横贯欧亚。国家发行的纸币,携之可“北逾阳山,西极流沙,东尽辽东,南越海表”,非常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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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年)在1275-1292年两度游历中国。他在1298年发表的游记中惊奇地说:“纸币流通于大汗所属领域的各个地方,没有人敢冒着生命危险拒绝使用……用这些纸币,可以买卖任何东西,可以换取金条。”“可以确凿断言,大汗对财富的支配权,比任何君主都来得广泛。”他向欧洲和世界详细介绍了中国的纸币印制工艺和发行流通情况。美国当代学者劳伯特·坦普尔(Robert G.Temple)在他的《中国英才》(The Genius of China)中如是说:“最早的欧洲纸币是受中国的影响,在1661年由瑞典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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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统元宝交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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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南宋殷鉴不远,蒙元王朝特别制定了详尽的信用货币法规《至元宝钞通行条例》。设立“钞券提举司”垄断货币发行;拨足丝和银为钞本来维持纸币信用;允许民间以银向政府储备库换钞或以钞向政府兑银,同时严禁私自买卖金银;对于伪造纸币,以伪造的数量、规模来定罪轻重,从受刑时间、罚没财产数量直至死刑都有明细规定;所有钞券均可完税纳粮;明令白银和铜钱退出流通,确立交钞的法偿地位。如此定制,可谓世界史上首创银本位纸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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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年)印发“中统交钞”和“中统元宝交钞”,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印发“至元通行宝钞”,元武宗至大二年(1309年)曾发行“至大银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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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世祖于至元十三年(1276年)收兑江南当时流通的南宋纸币即“关子”“会子”,禁用铜钱。“中统交钞”则由木版印刷改为铜版印刷。这样,全国的纸币就统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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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好景不长,元朝早熟的信用纸币制度,因为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局限性而悲剧性地走向了反面。那个依靠爆发性武力而起,但如风而逝的庞大帝国,不存在起码的权力制衡机制,也无力形成一个支持发展先进生产力的社会大环境,即便订了个好制度,也没有可靠履行的保障。日趋腐化的蒙元皇室,受到巨大短期收益的诱惑和面对连年对外用兵造成的财政压力,很快就自坏成法,超发纸币,失信于民。短短二十年后,宝钞便贬为原值的十分之一。之后,政府进一步滥发宝钞,元末米价竟比元初上涨六七万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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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末群雄并起,各自为政,并自铸货币,俨然一朝之政,但这些政权货币都是昙花一现,不久均为大明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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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的逻辑:人人都必需读懂的货币常识 拿着强权当信用,谁都逃不掉纸币崩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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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通行宝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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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建立之初,太祖朱元璋深明元朝倾覆的基本原因之一在于币制崩坏,但出于缓解财政压力、强化中央集权、置贵金属于政府掌控之中、降低交易成本等考虑,明廷仍决定采行纸币为主、铜钱为辅的货币制度。洪武八年(1375年)立钞法,颁行“大明通行宝钞”,这是有明一代印发的唯一钞票。票幅面积为338×220毫米,是中国和世界上迄今为止票幅最大的纸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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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通行宝钞”的发行,与宋元纸币不同,完全违背了信用准则,不设发行准备,又不分界(期)发行,是长期全面流通但无储备担保的“信用纸币”。而且只出不进,亦即一方面发钞支付军饷和政府采购以及单向兑入金银,另一方面收取租税时却不收宝钞只要白银或搭收少量宝钞。如此行事,纵有严刑酷法和种种补救措施,随着发行量无限扩大,不久就开始膨胀贬值,沦为“无信用的信用货币”。不及百年,其值仅为最初的千分之二三,民间视同废纸,宝钞流通名存实亡。到了嘉靖元年(1522年),明廷规定入库一律为金银,无异于宣判了宝钞的死刑,回归贵金属货币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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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无信用的“信用货币”制回归贵金属货币制,不失为明智之举,可以约束政府任意印发纸币的权力,切断通向恶性通货膨胀之路,为市场带来相对稳定的预期,借以鼓励投资与贸易,有利于晚明的经济繁荣。但本国产银很少,通货数量严重依赖于不稳定的海外进口,中央政府仍然非常缺乏对货币和信用的控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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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强敌当前,天灾人祸,社会动荡,辽东等战局日渐恶化,社会生产力直线下滑,税收却不断加大,人们对于国家民族前途信心黯淡,货币持有人(白银所有者)越来越倾向于窖藏白银作为自保的储备。上至达官贵人下至中小地主竞相搜刮积银,付之窖藏。社会性大量货币沉积,势必催生通货紧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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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二年(1639年)夏天,日本德川幕府实行锁国政策,限制日本人进行海外贸易,并为根绝天主教,终止了来自澳门的葡萄牙商人的贸易。入秋,华人和西班牙人在马尼拉发生暴力冲突,西班牙在菲律宾屠杀2万多名中国人,切断了美洲白银流向中国的通途。这两条以丝绸、瓷器和茶叶换取白银之主要商路,一旦突然受阻,进一步导致通货紧缩、银贵物贱,迅即诱发了一场全面经济危机,和天灾、人祸、内乱和外敌一道,摧枯拉朽般地埋葬了朱明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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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自成抄掠北京城时出现了如此奇观:平民饿殍遍野,军费左支右绌,官兵无饷养家,崇祯皇帝穿着破龙袍,而仅在北京官宦家里,就抄出了至少3700万两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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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明三代和金朝都用纸币,都不能有效控制其发行数量,造成了巨大的社会灾难。除了明朝主动废弃纸币,掉头转向仍告失败,加速了王朝末日来临,宋、金、元三朝的灭亡都同纸币高度通货膨胀有重要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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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面对前朝惨痛教训,经再三权衡,决定禁行纸币,全面承袭了类似于明朝嘉靖年间实行的银两制度,维持着原始的金属秤量货币体制,即以金属币材本身的重量、成色及价值为基础来确定的交易媒介和储藏手段。和信用纸币相比,“确实是中国的倒退”(《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黄仁宇著,三联书店2001年版),但也是无奈的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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