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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的逻辑：人人都必需读懂的货币常识 [:1703683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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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的逻辑：人人都必需读懂的货币常识 帝国如风，“元宝钞”大起大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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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1279—1368年）延续和发展了宋代的纸币制度，以纸币为主要通货，是中国古代史上纸币流通最为通行的全盛时期，管理制度也有了重大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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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版图辽阔，诸汗国横贯欧亚。国家发行的纸币，携之可“北逾阳山，西极流沙，东尽辽东，南越海表”，非常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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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年）在1275-1292年两度游历中国。他在1298年发表的游记中惊奇地说：“纸币流通于大汗所属领域的各个地方，没有人敢冒着生命危险拒绝使用……用这些纸币，可以买卖任何东西，可以换取金条。”“可以确凿断言，大汗对财富的支配权，比任何君主都来得广泛。”他向欧洲和世界详细介绍了中国的纸币印制工艺和发行流通情况。美国当代学者劳伯特·坦普尔（Robert G.Temple）在他的《中国英才》（The Genius of China）中如是说：“最早的欧洲纸币是受中国的影响，在1661年由瑞典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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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统元宝交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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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南宋殷鉴不远，蒙元王朝特别制定了详尽的信用货币法规《至元宝钞通行条例》。设立“钞券提举司”垄断货币发行；拨足丝和银为钞本来维持纸币信用；允许民间以银向政府储备库换钞或以钞向政府兑银，同时严禁私自买卖金银；对于伪造纸币，以伪造的数量、规模来定罪轻重，从受刑时间、罚没财产数量直至死刑都有明细规定；所有钞券均可完税纳粮；明令白银和铜钱退出流通，确立交钞的法偿地位。如此定制，可谓世界史上首创银本位纸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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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年）印发“中统交钞”和“中统元宝交钞”，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印发“至元通行宝钞”，元武宗至大二年（1309年）曾发行“至大银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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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世祖于至元十三年（1276年）收兑江南当时流通的南宋纸币即“关子”“会子”，禁用铜钱。“中统交钞”则由木版印刷改为铜版印刷。这样，全国的纸币就统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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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好景不长，元朝早熟的信用纸币制度，因为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局限性而悲剧性地走向了反面。那个依靠爆发性武力而起，但如风而逝的庞大帝国，不存在起码的权力制衡机制，也无力形成一个支持发展先进生产力的社会大环境，即便订了个好制度，也没有可靠履行的保障。日趋腐化的蒙元皇室，受到巨大短期收益的诱惑和面对连年对外用兵造成的财政压力，很快就自坏成法，超发纸币，失信于民。短短二十年后，宝钞便贬为原值的十分之一。之后，政府进一步滥发宝钞，元末米价竟比元初上涨六七万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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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末群雄并起，各自为政，并自铸货币，俨然一朝之政，但这些政权货币都是昙花一现，不久均为大明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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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的逻辑：人人都必需读懂的货币常识 [:1703683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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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的逻辑：人人都必需读懂的货币常识 拿着强权当信用，谁都逃不掉纸币崩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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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通行宝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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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建立之初，太祖朱元璋深明元朝倾覆的基本原因之一在于币制崩坏，但出于缓解财政压力、强化中央集权、置贵金属于政府掌控之中、降低交易成本等考虑，明廷仍决定采行纸币为主、铜钱为辅的货币制度。洪武八年（1375年）立钞法，颁行“大明通行宝钞”，这是有明一代印发的唯一钞票。票幅面积为338×220毫米，是中国和世界上迄今为止票幅最大的纸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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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通行宝钞”的发行，与宋元纸币不同，完全违背了信用准则，不设发行准备，又不分界（期）发行，是长期全面流通但无储备担保的“信用纸币”。而且只出不进，亦即一方面发钞支付军饷和政府采购以及单向兑入金银，另一方面收取租税时却不收宝钞只要白银或搭收少量宝钞。如此行事，纵有严刑酷法和种种补救措施，随着发行量无限扩大，不久就开始膨胀贬值，沦为“无信用的信用货币”。不及百年，其值仅为最初的千分之二三，民间视同废纸，宝钞流通名存实亡。到了嘉靖元年（1522年），明廷规定入库一律为金银，无异于宣判了宝钞的死刑，回归贵金属货币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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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无信用的“信用货币”制回归贵金属货币制，不失为明智之举，可以约束政府任意印发纸币的权力，切断通向恶性通货膨胀之路，为市场带来相对稳定的预期，借以鼓励投资与贸易，有利于晚明的经济繁荣。但本国产银很少，通货数量严重依赖于不稳定的海外进口，中央政府仍然非常缺乏对货币和信用的控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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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强敌当前，天灾人祸，社会动荡，辽东等战局日渐恶化，社会生产力直线下滑，税收却不断加大，人们对于国家民族前途信心黯淡，货币持有人（白银所有者）越来越倾向于窖藏白银作为自保的储备。上至达官贵人下至中小地主竞相搜刮积银，付之窖藏。社会性大量货币沉积，势必催生通货紧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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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二年（1639年）夏天，日本德川幕府实行锁国政策，限制日本人进行海外贸易，并为根绝天主教，终止了来自澳门的葡萄牙商人的贸易。入秋，华人和西班牙人在马尼拉发生暴力冲突，西班牙在菲律宾屠杀2万多名中国人，切断了美洲白银流向中国的通途。这两条以丝绸、瓷器和茶叶换取白银之主要商路，一旦突然受阻，进一步导致通货紧缩、银贵物贱，迅即诱发了一场全面经济危机，和天灾、人祸、内乱和外敌一道，摧枯拉朽般地埋葬了朱明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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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自成抄掠北京城时出现了如此奇观：平民饿殍遍野，军费左支右绌，官兵无饷养家，崇祯皇帝穿着破龙袍，而仅在北京官宦家里，就抄出了至少3700万两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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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明三代和金朝都用纸币，都不能有效控制其发行数量，造成了巨大的社会灾难。除了明朝主动废弃纸币，掉头转向仍告失败，加速了王朝末日来临，宋、金、元三朝的灭亡都同纸币高度通货膨胀有重要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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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面对前朝惨痛教训，经再三权衡，决定禁行纸币，全面承袭了类似于明朝嘉靖年间实行的银两制度，维持着原始的金属秤量货币体制，即以金属币材本身的重量、成色及价值为基础来确定的交易媒介和储藏手段。和信用纸币相比，“确实是中国的倒退”（《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黄仁宇著，三联书店2001年版），但也是无奈的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