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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分析之所以从1867年开始，是因为1867年是美国货币存量估计值形成连续序列的最早时点。当《国民银行法》（National Banking Act）在内战期间通过的时候，人们都相信州立银行很快就将不复存在。结果，联邦针对州立银行的系统的数据统计中止了。但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州立银行只是经历了暂时的萎缩，并没有完全地衰落。因此，我们的统计数据中有一段严重的缺失。内战前的统计数据也要比1863-1867年的数据更容易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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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在其他时期、地点一样，在本书覆盖的这段时期里，货币在美国的政治、经济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我们深入探究了这些重要角色背后的细节，这使得本书读起来可能有点像一般的经济史。不过我们要提醒读者事实并非如此，本书所涉及的内容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自始至终，我们都在跟踪一条线索，那就是货币存量，我们对这条线索的关注也决定了本书将详细分析哪些事件，而哪些将被一带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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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构筑的货币存量估计值第一次给出了时间跨度超过90年的连续序列。[1]如图1所示（表A-1中给出了具体数据），这些估计值清晰地显示了自南北战争以来，美国历史上大多数主要事件对货币存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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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所研究的时间跨度内，货币存量最显著的特点是其急剧的上升趋势。1867年，也就是我们有估计值的第一年，公众[2]持有大约5.85亿美元的通货[3]和7.29亿美元的商业银行存款[4]，也就是共计13.14亿美元的狭义的“货币”，本书所使用的“货币”据此定义。其中，通货当时主要包括为内战筹资而发行的“绿钞”（greenbacks）以及国民银行券（national bank notes）和金属辅币（subsidiary coinage）。另外，公众还持有2.76亿美元互助储蓄存款，也就是共计15.9亿美元的广义的“货币”。以上的早期数据并没有将商业银行存款区分为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因为这种区分在当时无论是对于银行还是它们的客户来说都毫无意义。银行的准备金是对存款征收的，并不区分活期还是定期。像定期存款一样，活期存款也支付利息；像活期存款一样，定期存款也可以频繁地通过支票转账。直到1914年《联邦储备法》（Federal Reserve Act）规定了对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的不同准备金要求以后，两种存款的区别对银行来说才变得重要，也是从那时起，两种存款才分别有了可靠的连续数据。因此，在1867年我们缺少对第三种可能更为狭义的“货币”（即只包括通货和活期存款）的估计值。[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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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0年（图1所示估计值序列的最后一年）中期，公众持有大约290亿美元通货、1100亿美元活期存款和670亿美元定期存款，总计2060亿美元本书定义的货币。其中，通货主要是联邦储备券（Federal Reserve notes），也包括一些残余的银元券、金属辅币以及其他一些遗留下来的早期货币。另外，公众还持有大约350亿美元互助储蓄存款以及不到10亿美元的邮政储蓄存款。也就是说，加上这些存款，公众共持有2420亿美元的货币。根据我们的数据，与1867年相比，1960年年底公众持有的通货增长了50倍，商业银行存款增长了243倍，互助储蓄存款增长了127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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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定义的货币在这九十多年的时间里总计增长了157倍，年增长率为5.4%。[6]由于在此期间美国人口增长了将近5倍，因此人均货币存量增长了大约32倍，年增长率为3.7%。我们把全部增长分为三个部分：1.9%基于人均产出的增长；0.9%基于物价的增长；剩下的0.9%则基于货币余额的增长，表现为公众持有的货币收入的一部分。[7]复合增长率的力量非常强大，以至于小小的增长率对应到公众持有的货币上，从1869年的总共不到3个月的收入一下子增长到1960年的总共超过7个月的收入。当然，如图2所示，这种增长并不稳定。而本书主要关注的就是这种变迁所遵循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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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这些变化时，我们发现利用商业活动的经济周期顶峰或谷底来划分时期很方便。为此，本书使用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NBER）建立的经济周期年表作为参考。我们广泛使用这种年表也从侧面更明确地提醒各位读者，本书提供的不是全面的美国经济周期历史。货币因素在这些经济活动中扮演了主要角色，而非货币因素也常常对货币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就算是把货币史学家关注的问题加在一起，仍然比经济周期史学家研究的问题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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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1869-1960年每年以货币形式持有收入的月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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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月数=货币存量×12/货币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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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货币存量的数据来源于表A-1列（8），并以6月30日为中心进行平均；1908年之前的年度平均数据是通过上述方法取得的，并采用逐步法（step method）进行插值。货币收入的数据来源同图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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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67年到1879年的13年中，内战因素对金融的影响占支配地位。1862年年初，受到北方为战争融资发行货币、外贸混乱、战争带来的金融整体不确定以及财政部筹资策略等因素的综合影响，联盟通货对铸币的可兑换终止了。从那时起直到1879年1月1日恢复铸币支付为止，美国采用一个法定的信用货币本位，即所谓的“绿钞本位”。美元通过市场决定的汇率与其他货币联系起来，并且逐日浮动。在这一时期，从不能在固定平价下兑换铸币的传统意义上讲，美元是不可兑换的；而以货币买卖方面受法律限制的现代标准来衡量，美元又是可兑换的。对于国内支付，黄金只是一种商品，和其他商品一样有变化的市场价格。对于国际支付，黄金则等同于外汇，因为这一时期英国自始至终维持金本位，其他一些主要国家在这一时期的后期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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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战时和战后都有许多商业组织支持不可兑换通货，而且随着农产品价格下跌，农民对不可兑换通货的支持在战后与日俱增，但是人们仍然普遍认为铸币支付的中止是暂时的。政府宣称的金融政策的主要目标仍是以战前平价恢复铸币支付。这一目标最终在1879年1月1日实现。整个事件清晰地反映在图1的序列中，我们在第2章还将对此作详细探讨。回顾起来，1875年到1878年期间，货币存量的下降可以说是恢复铸币支付的必要前奏，此次下降是整个历史序列中为数不多的几次货币存量绝对下降中的一次，并且仅次于降幅最大的那次[2]。此后，货币存量极为明显的增长也可以部分地归因于铸币支付的成功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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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银行的急剧增多，这导致存款通货比率明显提高。战时的金融措施包括建立国民银行体系以及1866年7月1日对州立银行券征收寓禁税（prohibitive tax）。起初，并没有几家国民银行创立，而税负的预期对州立银行形成了极大的威慑。结果，《国民银行法》的主要影响在战后开始显现，加之州立银行的复苏，两者共同促使存款有了明显的增长，如图1（见插页）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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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币支付的成功恢复并没有终结货币本位的不确定性。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在其后的将近20年里，对于白银在货币体系中地位的争论充斥着美国金融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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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几十年中西方世界产出的快速扩张以及金本位制的更为广泛的采用，使得在任何给定的价格水平上，对黄金的货币性需求都大量增加。虽然黄金产出增加，但结果仍然是需求的膨胀超出了当时供给的增加。产品价格出现缓慢而又平稳的下降趋势。这种趋势延长和加剧了内战结束以后价格迅速下降所带来的政治上的不满。于是“绿钞主义”（greenbackism）和“银币自由铸造”（free silver）的呼声开始不绝于耳。虽然支持使用白银的力量仍不足以使白银替代黄金成为本位币，但是已经强大到足以迫使当局做出让步，并动摇了维持金本位的信心。因此，这一时期的美国货币史危机重重，立法机构的态度摇摆不定。回顾起来，William Jennings Bryan在1896年总统大选中的失败标志着这一时期的结束（见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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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yan的失败标志着一个时期的结束，而不只是成功路上的小小挫折，因为他的失败碰巧伴随着黄金在南非和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发现以及萃取黄金的氰化过程日臻完善。这些发展注定了Bryan的政治失败，比他任何讲演上的苍白或是其政治组织的不足更致命。世界黄金产量因金矿的发现和冶金技术的完善而快速膨胀。尽管产量在增加，但是巨大的黄金供给仍然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年中强烈地推动了价格上涨。在美国，货币存量从1890年到1896年基本保持不变。在此期间，尽管世界范围内黄金存量在温和地加速上升，但货币本位的不确定以及相关的银行业和国际支付问题抑制了美国黄金存量的增长。在此后的20年中，美国货币存量以绝对超过1881年到1896年的速度增长（见图1）。其伴随着的价格的逐步上涨，使得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金本位在美国都毫无争议地保持着稳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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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货币本位的争论消除之后，金融和政治的焦点转移到了银行业体系上。银行业反复出现的危机引发了不满。最为严重的银行业危机发生在1873年、1884年、1890年和1893年。当时，银行破产、挤兑，以及对更多银行破产的广泛恐惧引发了银行业危机。在一些年份，比如最明显的1893年，大多数银行中止了客户提现。1893年的事件反映在图1中，表现为通货的增加以及存款的减少，以及通货和存款总额的减少。随着1907年银行业危机的又一次爆发，对银行业体系的不满最终达到极点。那次危机重演了早期的现象，包括中止提现。从图1中可以看到，那是1897年到1914年期间货币存量唯一的一次下降，像1893年一样，伴随着的依旧是通货增加以及存款急剧下降。结果是国会于1908年制定了《奥德利奇瑞兰法案》（Aldrich-Vreeland Act）作为暂时的解决措施。随后，1910年国家货币委员会（National Monetary Commission）开展了针对货币和银行业体系的探索性研究，出版了一些关于货币与银行业的著名学术著作。1913年，《联邦储备法》作为一项永久性的措施被国会采纳（见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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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联邦储备体系（Federal Reserve System）开始运转。这一美国货币体系内部的深远变革恰好与同样意义非凡的外部变革（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外部环境与内部货币供给间的纽带有所松动）同时发生，这注定了联邦储备体系会存续下来。两种变革共同促使1914年成为美国货币史上的一个重要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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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两种变革很重要，但它们都是程度上的变化。很长时间以来，财政部都在行使中央银行的权力，由于权力的边界没有明确的界定，并且一直以来在不断拓展，财政部的央行权力十分强大，这在第4章中将会介绍。相对于世界经济，美国经济的规模在增长，而且美国经济中对外贸易相对于国内贸易的重要性在降低，这使得美国的内部变革对世界货币环境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并且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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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变革起初虽然相互独立，但注定要变得密切相关。国际金本位的弱化赋予了联邦储备体系更大的决策自由以及更广泛的职责；反过来，联邦储备体系使用权力的方式又对国际金本位的命运有着重要影响。不了解之后美国货币史的人很有可能推测这两种变革会通过降低货币存量的不稳定性而彼此强化。外部联系的弱化为国内货币存量免受外部冲击提供了可能。而旨在应对货币不稳定的联邦储备体系则有能力对货币存量进行控制，并且可以利用此控制促进货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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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推测与事实并不相符。图1很清楚地显示，货币存量在1914年以后表现出比1914年以前更大的波动，而且即便排除货币存量在战时的巨大增长，情况也是如此。金本位能够以看不见的、没有征兆的、类似自动的方式产生一种对货币的调节，这种调节带有可预测性和规律性（也许是因为金本位有着客观的、无法回避的机理），能比审慎的、有意的制度安排更好地维持货币稳定。这是一个表面具有迷惑性的典型例子，表面现象下往往运行着不为表象所反映的支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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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货币存量快速增长，当时联邦储备体系被视作为政府支出提供通胀式融资的机器。这种快速增长在战后又持续了大约18个月，起初是政府支出扩张的伴生品，之后是联邦储备体系无意间为私营部门货币扩张融资的结果。联邦储备体系在1920年年初所采取的措施使此次货币扩张得以突然逆转。这是联邦储备体系第一次慎重、独立的重要货币政策行为，然而该行为也受到了严厉的抨击（见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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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20年代剩余的时间里，联邦储备体系的功能在很多方面得到了充分发挥。货币存量以非常稳定的速度增长，经济活动也显示出了高度的稳定性。两者都被普遍地归功于联邦储备体系的良好运行。在联邦储备体系内部，对金融市场的运行机制以及联邦储备体系应扮演的角色进行了很多深入而细致的研究，加深了联邦储备体系对自身的运作以及政策工具的理解。在联邦储备体系之外，不仅本国的银行家和商人对联邦储备体系的力量心怀敬畏，而且其他国家也寻求美联储的帮助来完善自己的货币制度。美国联邦储备体系与英国、法国、德国的中央银行合作更加密切；而且通过这样的合作，增强了中央银行家们保持国内外经济稳定的信心（见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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