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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银行体系作为一个整体应该持有通货。1867年6月，银行体系共持有2.47亿美元的通货，这一数字基本等于公众持有量的一半，并且等于银行体系对公众净负债的1/3。通货构成了银行体系全部的净现金资产。我们也可以说这是银行体系的“准备金”，但要注意到我们这里所使用的“准备金”并不适用于某家银行的现金资产——很明显包括其他银行的应收款，也不适用于作为法定存款准备金的资金——这通常包括一定条件下在其他银行的存款，并且不是每种通货都可以当作“准备金”。[4]不幸的是，现有的数据不能区分银行与公众之间不同种类的通货，所以我们不得不将两者作为一个整体（表1，第1行到第8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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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对通货的影响要大于其对存款的影响：构成通货的三个最大的项目（国民银行券、美国流通券及其他通货）和其中另一个小的项目（辅钞）都是内战的产物。这四部分构成了1867年公众及银行持有通货总额的90%。如果仅考虑公众持有量，那么接近3/4的货币存量——即以上几项再加上国民银行的存款——都是在内战期间产生的，而这些货币种类在内战以前甚至都还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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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银行券是国民银行的负债。国民银行在发行国民银行券的同时必须存入相当于所发行票据面额111%的特定政府债券。[5]在1874年后，银行还被要求以法定货币在财政部存入相当于所发行国民银行券价值5%的偿债基金。[6]另外，在1900年以前银行可以发行的国民银行券额度最高不能超过银行资本的90%，在1900年之后这一比例变为100%。国民银行券在1864年首次发行，1866年发行余额就已经增长到3亿美元，1874年平稳增长到3.4亿美元。[7]在直到1935年所有含有流通特权的债券都按要求赎回的长达60多年中，国民银行券在货币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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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国民银行券名义上是发行银行的负债，但由于其需要政府债券担保及其赎回条件，它们实际上是联邦政府的间接负债。因此，它们的价值并不取决于其发行银行的财务状况。如果发行银行倒闭了，法律就会要求财政部赎回该银行发行的国民银行券并授权货币监理署（Comptroller of the Currency）宣布用于抵押的债券退出流通。对于银行的资产、股东的个人负债，财政部享有第一留置权，这是为了弥补财政部赎回国民银行券的金额和发行银行存放于财政部5%的偿债基金（1874年之后）以及货币监理署销售作废债券收入之间的亏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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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银行券与联邦政府直接发行的通货之间的唯一差别是联邦法律不允许前者作为国民银行的法定准备金，而大部分州允许其作为州立银行的法定准备金。只有法定货币才能作为国民银行的准备金，而国民银行券不属于法定货币。但是，因为公众总体上认为国民银行券与其他债券和通货是相同的，它们都是银行库存现金的一部分，所以以上限制在实际中意义不大。我们看到在1874年后银行也没有因此产生重大问题。[8]因此，国民银行券自流通之日起就与其他类型的通货保持了平价关系，我们也很少将它们与由财政部直接发行的通货作区分。内战前由于受到距离发行银行远近等因素的影响，由不同银行发行的银行券之间存在着折价或溢价关系，银行券审查员任由商人及其他人决定某些特定银行券的价值，这些现象在战后就再没有发生过。从该意义上说，内战时期和战后的立法在实现统一国家通货这个首要目标方面是很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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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银行券就好比财政部的通货，这不仅仅因为它们是联邦政府的间接债务，还因为联邦政府的行政和立法行为间接决定了其最大发行量。这个总量取决于含有流通特权的政府债券的总量。这个最大发行量也部分取决于发行的财务动机，而后者反过来又取决于在市场上购买含有流通特权债券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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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预期没有完全被实际情况所证实。在1890年以前，国民银行券的实际发行量仅为最大可能量的20%，1900年这一比例上升为28%，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大约为80%。实际上直到20世纪20年代，当用于担保流通的美国债券及政府存款（它也需要担保）首次接近合法债券总量时，国民银行券的发行量才临近最大值。在1905年以前，国民银行的资本量比较少，相较于合格债券的发行，国民银行券的发行面临较大的限制，但即便如此，实际的发行量仍然远低于可以承受的最大发行量。后来，国民银行的资本量超过了合格债券的数量，这样一来资本金就不是一个有效的限制因素了。尽管没有达到最大发行量，但含有流通特权的联邦政府债券在发行市场的低价格仍使国民银行券的发行有利可图（1884-1891年除外）。最大发行量的一部分随着发行利润的波动而波动，但其仍然始终低于预期发行量。我们对此也困惑不解。[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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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流通券是内战时期的“绿钞”，其最早发行的目的是补充税收、支付贷款，为战争筹集经费，其总余额（在财政部内部和外部）在1864年1月达到了4.49亿美元的峰值。由于1866年4月12日的法案条款，其余额在1867年年底下降到了3.56亿美元，直到1873-1874年，其数量一直都被法定控制在这一水平。作为1875年《恢复铸币支付法案》（Resumption Act）的一部分，绿钞的退出是与国民银行券的增长相联系的，即国民银行券每增长5美元，财政部就令4美元的绿钞退出流通，然后在绿钞余额降到3亿美元时停止退出。然而，1878年5月31日出台的法案暂停了绿钞退出流通，这一法案规定了当时的余额——3.47亿美元为永久发行量，这一流通券发行水平一直持续到今天。1865-1878年法律的反复是在有关绿钞及其价格下降作用问题上存在着的政治矛盾的体现，我们在下面将对此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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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美国通货”（表1，第8行）都是在内战中发行的可流通的通货。它包括附息的法偿票据（我们所知道的极少的公众持有附息货币的例子之一）、政府即期债券和其他非法定支付的债券。[10]这些通货在1865年达到2.4亿美元的最大发行量，然后发行量在1867年减少了一半，并于1872年基本退出流通，之后的余额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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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黄金，只有辅钞和白银辅币的发行规模是任意的。其中，辅钞是在内战时开始发行的，由于白银辅币作为金属比作为货币更加有价值，因此铸币的出口增加。在财政部发行辅钞代替白银辅币之前，邮票和私人发行的“纸币”替代银币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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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黄金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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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中我们讨论的最后一项是金币和金元券[11]，在纸币时期对其进行估计是最不可靠的了。统计的不确定性导致难以确定黄金在经济中的作用和货币分析中对其进行处理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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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作为货币，主要用于国际交易。自从像英国这样的重要国家采取金本位后，黄金在国际支付中的作用就相当于外汇。一些主要贸易国家通过买卖黄金来对冲持有外汇负债而产生的汇率波动风险。[12]（这种风险在1866年跨大西洋电缆没有建成之前是很高的。[13]在此之前，纽约和伦敦的交易者需要两周的时间才能知道彼此市场的汇率，电缆的竣工大大缩短了信息时滞并使其以小时或分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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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交易者和其他进行大量国际交易的机构发现持有黄金和绿钞都很便利。为了提供这一便利，纽约的银行和其他一些机构都有两种存款账户：普通的绿钞支付存款账户和特殊的黄金支付存款账户。黄金存款像绿钞存款一样用美元来表示，不过这个“美元”的意义有所不同。它表示在内战前和1879年后1“美元”所对应的黄金实物数量。在此期间，黄金实物量对应的1“美元”的价值要高于绿钞所对应的1美元，从1864年中期到1865年年初甚至相当于绿钞的2美元，1867年6月则相当于绿钞的1.383美元。（见后文图5的虚线部分，图中标明了1861-1879年黄金的绿钞价格，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内战前及恢复铸币后100美元的黄金相当于多少美元的纸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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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在国内支付中的作用尽管不大，但值得关注。海关税使用黄金支付。另外，在铸币支付中断的时期，财政部所有债务本金和利息实际上都是按战前货币价值以黄金支付的，尽管这样做是否符合法律要求还存在争议。[14]一些私人债权的本金和利息也要求用黄金支付。结果，西海岸主要还是铸币本位。在其他地区，人们是用绿钞来报价的，用黄金支付时也要按其当前的市场溢价以绿钞来计算。而在西海岸则相反，人们使用黄金报价，用绿钞支付时按一定的市场折价以黄金来计算。[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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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这个时期有两种货币本位同时存在，即绿钞本位和黄金本位，其中前者是官方的，而后者是非官方的。两者之间的价格比率是由自由市场，即黄金市场或英镑市场来决定的，而并不存在一个固定的兑换比率。这就是为什么它们能够同时存在而不会驱逐对方的原因。[16]在表A-1、表1的9-14行以及其他我们所知道的绿钞时期货币统计的总和中，通过将一单位的绿钞美元视为一单位的黄金美元来得到两者之和的做法，严格来讲是毫无意义的：这就如同现在按1:1的比例把加元加到美元上。为了得到公众持有的货币存量的绿钞价值，他们所持有的金币、金元券以及用黄金支付的存款都应随着黄金的溢价而增长，到1867年6月末增长了约38.3%，这也是表1各项统计截止的日期。不幸的是，因为我们既没有足够的财政部以外银行和公众持有黄金存量的数据，也没有绿钞存款和黄金存款的分类数据，所以即使我们假设表1中的黄金存量数据是正确的，也不能精确地对数据进行修正。在表1第15行我们做了一个修正，即认为银行为每1美元的黄金存款持有1美元的金币或金元券。人们可能会认为这样修正会低估总额，因为对绿钞存款持有准备金的银行，似乎没有必要持有与以黄金支付的存款负债等量的黄金。然而事实表明，它们确实是这样做的，而且从银行实务和法律监管方面讲，这样做也是明智的。[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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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修正必须考虑到，作为货币的黄金的绿钞超额价值肯定会随着黄金美元的绿钞价格的下降而下降。黄金的存款可能会随着黄金升水的降低而增加，因为这样会减少以黄金形式持有流动性资金的风险，而黄金是以绿钞表示的负债的准备金。[18]然而，事实上黄金的存款好像并没有增长，如果的确有的话，应该能够抵消黄金升水量的下降。因此，虽然我们估算的1867-1879年货币存量低估了经济总量，但低估的数量是逐步下降的。[19]虽然这种低估数值较为可观，但并不显著，正像我们在表1中所作的极小的修正一样，这也是我们没有精确修正表1中数字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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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货币史：1867-1960（精校本） [:1703687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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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货币、收入、价格和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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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67年1月，也即我们研究开始的时间，货币存量甚至可能少于内战末期美国北方的货币存量。根据图3中的年度数据，我们看到，这一数量一直在下降，直到1868年1月开始上升，一开始上升速度较慢，后来越来越快，而后又再次放缓，在1873年暂时达到顶峰。经过不断调整，1875年货币存量达到最高值，然而到1879年又下降了9%，跌至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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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现象。这一时期货币存量有5年在下降，有7年在上升，而且上升的平均幅度要大于下降幅度。尽管这样，1879年2月的货币存量仅比12年前（1867年1月）的水平高出17%。通过与后来的经验比较，这是一个很低的增长幅度并且其中的下降与上升幅度的比率非常之高。我们必须由1879年开始向后50年，也就是到1933年才能找到另一个12年，其中有5年货币存量都在下降。从1879年到1960年的整整81年中只有13年货币存量是下降的。[20]而关于上升的幅度，只有1931-1939年的货币存量比12年前仅高出17%，这反映了1929-1933年货币存量的巨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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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虽然1867-1879年货币存量的巨幅下降不是典型现象，但当时的环境却很典型。这一时期大部分的货币存量下降都发生于1873-1879年的衰退期间（图3中的最右侧阴影部分），这次衰退也被认为是最长和最严重的衰退之一。除了三次例外，之后所有的货币存量大幅下降的情况也都发生在一些异常严重的经济衰退中。[21]在其他的经济衰退期，货币存量仍然以相对于经济扩张期较低的速度增长。1868年1月-1870年1月货币存量较低的增长速度伴随着1869年1月-1870年1月的经济衰退，而1870年1月-1872年1月货币存量的高速增长则伴随着1870年12月-1872年10月的经济扩张，以上都是非常典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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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1867-1879年经济扩张期和紧缩期中的货币、物价相关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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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阴影部分代表经济紧缩期，非阴影部分代表经济扩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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