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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采用国民生产净值的哪种估算，主要结论都是一样的：由于产出不寻常的高增长，货币存量的低增长表现为价格的快速下降。我们之所以反复考察这一结果并且从多种证据中寻求支持，是因为这与对该时期的定性评价以及当前很多经济学家关于价格变化与经济行为变化之间关系的观点是完全相左的。例如，这与被广为接受的对英国20世纪20年代经历的解释形成了对比。当时英国决定重新使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铸币支付平价，而按照1925年重建铸币平价时的价格水平（那时的价格比战后的价格高峰时期已经下跌了50%），战前的平价对英镑高估了10%，因此要回到战前的黄金平价，就要求国内物价水平再下降10%，人为的进一步通缩造成了经济的停滞和大量的失业，此后直到1931年英镑贬值，英国经济才恢复增长。根据这一解释，恢复铸币支付产生影响的传导机制是从人为的通缩到经济的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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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绿钞时期，1865年后的15年里通货紧缩达到50%。但伴随这一通货紧缩的并不是经济的停滞，相反却是实际收入的高速增长，传导机制是从产出的增长到价格的下降。从1869年到1873年，货币存量增长的速度大于人口和劳动力增长的速度，所以货币工资没有下降。这无疑使调整过程变得容易，因为这只要求产品价格和工人人均产出的增长之间富有弹性即可。在1873年后，货币存量增长放慢并随后下降，但是人口仍继续增长，所以货币工资下降了，这与1873年开始的严重衰退有关。尽管如此，由于工资下降得很快，所以也避免了更为严重的失业和生产的停滞。[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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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从整体上来说，价格的下降没有阻止这段时期实际收入的快速增长，但是由此产生了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价格的下降不同程度地影响了社会各阶层，而且给经济带来了不确定性，这使调整变得十分必要。另外我们看到，无论是价格的下降还是实际收入的增加都不规则。与1873年开始的周期性衰退相伴的是，1873年9月发生的金融恐慌以及大量公司的倒闭[41]，之后是价格的再次下降——这次下降被1870-1873年的增长暂时打断。直到1879年3月，这次经济衰退才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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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习惯于透过货币面纱来看待经济事件，1873-1879年价格的平稳下降可能导致当时和以后的观察者夸大了实际产出下降的严重程度。我们可以看到，Kuznets的估算中以不变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净值根本就没有下降，只是在1874-1875年增长率有所下降，之后就高速增长。虽然这似乎给我们描绘了一幅较为乐观的景象，但经济衰退的严重性也只是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减轻，事实上并不能改变其结果。1874-1875年一些实体经济指标有所下降，而另一些指标在整个经济衰退期中都在上升，在1875年后大部分指标都有所上升。[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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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衰退是严重的，但是如果分析者只以实物量为基础来评估这次衰退，就低估了其真正的持续时间和严重程度。1873-1878年价格的下降和货币的不确定性使那个时代的人将其视为大衰退的开端，并且影响了国民经济研究局对衰退起始时间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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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评论认为，价格的下降和经济的衰退主要是由货币存量的因素造成的——考虑到经济的快速增长，如果货币存量能够增长得快一些，则可以避免价格的下跌，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种说法是正确的。正如我们之前指出的，当时讨论的重点几乎都是绿钞，而对1875年后存款的下降则关注得很少。[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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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恢复铸币的政治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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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19世纪后30年的标志，政治活动对货币扩张的影响从内战刚一结束就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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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接近尾声时，政府、议会和民众总体上都倾向于重新恢复铸币支付，而且认为货币紧缩是恢复铸币支付的必要步骤之一。财政部部长Hugh McCullough在1865年12月的年度报告中写道：“现在的法偿货币法案……一天也不应该存在，人们要准备迎接法定货币的回归。”[44]并且建议绿钞尽早退出流通。最终，议会以144票对6票通过了这一议案。[45]几个月后国会通过了1866年4月12日的法案，这一法案的目的就是推行McCullough所建议的政策。银行和商人当时非常支持恢复铸币支付，尽管他们后来在此问题上产生了很大分歧；工人和农民组织尽管后来是主张绿钞扩张和银币自由铸造的主要力量，但当时却仍然倾向于使用硬通货，他们至少从银行战争以来就一直坚持这一立场。[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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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过一段时滞后，战后价格的剧烈下降和经济的衰退使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868年2月，国会中断了绿钞的退出。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都提议用绿钞代替黄金来支付政府的债券，尽管这一提案并没有获得通过。实际上，民主党的竞选纲领中包括了一个该方面的条款——“政府和人民、工人和政府官员、养老金领取者和士兵以及生产者和债券持有者使用统一货币”——虽然民主党的候选人Horatio Seymour遭到了强烈的反对。[47]而共和党的竞选纲领却反对这一提议，在共和党赢得选举以后，国会通过了1869年3月18日的法案，许诺除了个别发行时有明确条款规定以其他方式支付的证券外，其余的证券仍用铸币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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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公众的论战仍在继续。一些人认为货币的紧缩是立即恢复铸币支付的必经阶段，尤其是那些从事国际贸易的人、东部的银行家、产业工人和美国新英格兰的纺织工人更希望如此。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货币的扩张是抵消通货紧缩的良好手段，支持这一做法的人群很广泛，包括起初就是货币紧缩坚定反对者的农民、劳工组织的发言人、西部的商人和银行家、宾夕法尼亚的钢铁业主以及对西部不动产和运输感兴趣的商人。[48]另外还有一些人主张不要干预货币，用George Opdyke的话来说就是“巧妙的消极”——把恢复铸币本位看成遥远的最终目标。[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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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盛顿，争论的焦点是财政部是否有权力重新发行在1868年就退出流通的0.44亿美元的绿钞。尽管民主党对此表示支持而共和党表示反对，但是两党之间并没有绝对的分歧，最后由共和党委任的财政部部长多次行使了这项权力。[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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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争论愈演愈烈的时候，法院也在考虑一个相关的问题：使绿钞成为所有公共和私人债务的法定支付手段，甚至包括那些在《法偿货币法案》（Legal Tender Acts，授权绿钞发行的一系列法案的名称）出台之前就已达成的债务合同的做法是否合法。在1870年2月7日宣判的第一起著名的绿钞案（Hepburn v.Griswold）中，最高法院以多数对少数判定这一做法是不符合宪法的。也许这一判决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大法官Salmon P.Chase就是第一批绿钞发行时的财政部部长，可是他并没有判定自己是失职的，也没有质疑他现在作为大法官审判在其财政部部长任期内发行绿钞这一事件本身就是不符合宪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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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的判决没有引起骚动，因为在判决时人们认为这只适用于战前的合同——这正是Hepburn v.Griswold案件涉及的问题——但后来人们很快就认识到判定《法偿货币法案》不合法的理由同样适用于战争后。为了撤销这一可能引发灾难性后果的裁决，人们发起了一场迫使法院重新查证其他所有未决“法偿货币”案件的行动。自从该项裁决后，法庭的另外两个空缺职位已经被填补，这给了行动支持者巨大的动力。[51]在1871年5月1日判决的Knox v.Lee案件中，扩大的法庭宣布将绿钞作为法偿货币是符合宪法的，以5比4推翻了之前的判决，其中Chase大法官投了反对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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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3年9月银行业危机和后来的经济衰退刺激了重新扩大绿钞发行的努力。1874年，一个本要在1876年1月1日前重新发行铸币的议案被改变成扩大绿钞发行的法案，这就是著名的《通货膨胀法案》（Inflation Bill）。在共和党的支持下，该法案在参众两院中获得了通过，但后来被Grant总统否决。之后，1874年6月20日的法案确定了以当时的流通量作为绿钞的最大发行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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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74年的国会选举中，共和党严重失利，自1860年以来第一次失去了对国会的控制。在立法期的最后几周，即新一届国会开始前，即将解散的国会违反程序通过了1875年1月14日的《恢复铸币支付法案》，这一法案宣布在1879年1月1日恢复战前的铸币支付平价，同时还赋予财政部部长使用财政盈余和通过出售债券积累黄金储备的权力。在当时，该法案仅仅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如果说它起到什么作用的话，那就是激起了人们对恢复铸币支付的反对。[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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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5年“绿钞党”的成立反映了货币发行的重要性。这个党吸收了19世纪70年代早期以包括独立、反垄断、改革和农民等各种名义成立的第三方组织。绿钞主义在1873年的危机之后传播得很快，其目标包括货币的充分供给、打破货币垄断、消除外国投资者在美国的投资和减少债务负担。该党认为铸币的重新使用是银行家紧缩货币供给的阴谋，并在1876年提名Peter Cooper作为总统候选人，要求无条件撤销《恢复铸币支付法案》。[53]然而绿钞党获得的投票极少，甚至少于全部选票的1%，但是绿钞党使之前支持货币扩张的一些商业组织开始动摇，例如宾夕法尼亚州的钢铁业主就改变了他们的观点。绿钞党的支持率在1878年选举时达到顶峰，获得了10%的选票并赢得了14个国会席位。到1880年，人们对《恢复铸币支付法案》的指责已经司空见惯，取而代之的是要求政府垄断纸币和不限制银币铸造。尽管绿钞党倡导的金融制度仍然存在，但后来该党走向了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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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6年的总统选举是充满争议的。尽管Samuel J.Tilden赢得了大多数人的支持，但是Rutherford B.Hayes以一票领先的优势当选总统，也使共和党控制了白宫，民主党在众议院中占据多数，参议员中有38个共和党席位、37个民主党席位和1个独立席位（绿钞党）。[54]在1877年后期，众议院通过了撤销《恢复铸币支付法案》的议案。该议案在参议院以一票之差未获通过。这一纸决议在政治上是很重要的。1878年5月31日颁布的法案禁止绿钞将来以任何形式退出，而且没有改变1879年1月1日恢复铸币支付的承诺，尽管当时人们怀疑这一承诺是否会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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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大家争论绿钞和《恢复铸币支付法案》时，从1875年开始有人呼吁在货币体系中给予白银更大的空间，建立金银复本位制而不是金本位制。在1873年的《造币法案》（Coinage Act）取消白银作为货币的权利之前（在下一章中还会讨论到），美国在名义上都是金银复本位制。当时这并没有带来太大的争议，但是后来白银价格的下降引发了政治事件。1876年国会建立了货币委员会来举行有关白银作用的听证会和撰写报告。由8人组成的委员会中，来自参众两院的各有3人，还有两位是来自非政府部门的专家。在1877年主要的报告中，他们赞成实行金银复本位制但反对绿钞的发行。George S.Boutwell，一位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提交了一份同意在国际上使用金银复本位制但反对仅在美国采用的少数派报告。哈佛大学的Francis Bowen教授和路易斯安那州的代表R.L.Gibson提交了第二份少数派报告，认为复本位制不切实际，因为市场比率与铸造比率会有很大不同，后果肯定是又变成其中一种货币的本位制。[55]这三个报告相当准确地代表了当时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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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一章我们将详细讨论金银复本位制论者的“银币自由铸造”运动为何接近成功。国际的金银复本位制论者从来就没有达到他们实施复本位制的标准，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他们在国会的支持下与外国政府进行了有关将白银重新作为国际法定货币的谈判，并且组织国际会议，希望在与会国家中确定一个铸造比率，但是他们从未达成有效的国际货币合作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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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章中我们可以看到，恢复铸币支付的政治措施是混乱而又矛盾的。此外，政治措施与经济因素结合，最终使铸币恢复成为可能，这些我们将从本章关于经济复苏的讨论中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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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影响货币存量变化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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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文中，我们假设货币存量的变化是理所应当的。现在我们开始分析货币存量发生变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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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战开始，美国的货币体系中日常流通的货币就包括铸币或信用货币，以及公众持有的存款，前两者是政府的直接或间接负债[56]，后者是商业银行使用部分准备金向公众支付日常流通货币的承诺。在这样的体系中，区分三个影响货币存量变化的主要因素是十分必要的。[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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