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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74年的国会选举中，共和党严重失利，自1860年以来第一次失去了对国会的控制。在立法期的最后几周，即新一届国会开始前，即将解散的国会违反程序通过了1875年1月14日的《恢复铸币支付法案》，这一法案宣布在1879年1月1日恢复战前的铸币支付平价，同时还赋予财政部部长使用财政盈余和通过出售债券积累黄金储备的权力。在当时，该法案仅仅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如果说它起到什么作用的话，那就是激起了人们对恢复铸币支付的反对。[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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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5年“绿钞党”的成立反映了货币发行的重要性。这个党吸收了19世纪70年代早期以包括独立、反垄断、改革和农民等各种名义成立的第三方组织。绿钞主义在1873年的危机之后传播得很快，其目标包括货币的充分供给、打破货币垄断、消除外国投资者在美国的投资和减少债务负担。该党认为铸币的重新使用是银行家紧缩货币供给的阴谋，并在1876年提名Peter Cooper作为总统候选人，要求无条件撤销《恢复铸币支付法案》。[53]然而绿钞党获得的投票极少，甚至少于全部选票的1%，但是绿钞党使之前支持货币扩张的一些商业组织开始动摇，例如宾夕法尼亚州的钢铁业主就改变了他们的观点。绿钞党的支持率在1878年选举时达到顶峰，获得了10%的选票并赢得了14个国会席位。到1880年，人们对《恢复铸币支付法案》的指责已经司空见惯，取而代之的是要求政府垄断纸币和不限制银币铸造。尽管绿钞党倡导的金融制度仍然存在，但后来该党走向了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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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6年的总统选举是充满争议的。尽管Samuel J.Tilden赢得了大多数人的支持，但是Rutherford B.Hayes以一票领先的优势当选总统，也使共和党控制了白宫，民主党在众议院中占据多数，参议员中有38个共和党席位、37个民主党席位和1个独立席位（绿钞党）。[54]在1877年后期，众议院通过了撤销《恢复铸币支付法案》的议案。该议案在参议院以一票之差未获通过。这一纸决议在政治上是很重要的。1878年5月31日颁布的法案禁止绿钞将来以任何形式退出，而且没有改变1879年1月1日恢复铸币支付的承诺，尽管当时人们怀疑这一承诺是否会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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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大家争论绿钞和《恢复铸币支付法案》时，从1875年开始有人呼吁在货币体系中给予白银更大的空间，建立金银复本位制而不是金本位制。在1873年的《造币法案》（Coinage Act）取消白银作为货币的权利之前（在下一章中还会讨论到），美国在名义上都是金银复本位制。当时这并没有带来太大的争议，但是后来白银价格的下降引发了政治事件。1876年国会建立了货币委员会来举行有关白银作用的听证会和撰写报告。由8人组成的委员会中，来自参众两院的各有3人，还有两位是来自非政府部门的专家。在1877年主要的报告中，他们赞成实行金银复本位制但反对绿钞的发行。George S.Boutwell，一位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提交了一份同意在国际上使用金银复本位制但反对仅在美国采用的少数派报告。哈佛大学的Francis Bowen教授和路易斯安那州的代表R.L.Gibson提交了第二份少数派报告，认为复本位制不切实际，因为市场比率与铸造比率会有很大不同，后果肯定是又变成其中一种货币的本位制。[55]这三个报告相当准确地代表了当时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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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一章我们将详细讨论金银复本位制论者的“银币自由铸造”运动为何接近成功。国际的金银复本位制论者从来就没有达到他们实施复本位制的标准，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他们在国会的支持下与外国政府进行了有关将白银重新作为国际法定货币的谈判，并且组织国际会议，希望在与会国家中确定一个铸造比率，但是他们从未达成有效的国际货币合作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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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章中我们可以看到，恢复铸币支付的政治措施是混乱而又矛盾的。此外，政治措施与经济因素结合，最终使铸币恢复成为可能，这些我们将从本章关于经济复苏的讨论中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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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货币史：1867-1960（精校本） [:1703687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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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影响货币存量变化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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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文中，我们假设货币存量的变化是理所应当的。现在我们开始分析货币存量发生变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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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战开始，美国的货币体系中日常流通的货币就包括铸币或信用货币，以及公众持有的存款，前两者是政府的直接或间接负债[56]，后者是商业银行使用部分准备金向公众支付日常流通货币的承诺。在这样的体系中，区分三个影响货币存量变化的主要因素是十分必要的。[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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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能货币：公众日常持有的所有现金加库存现金，在1914年后，还包括银行在联邦储备体系中的存款。后两项构成了银行的准备金，根据我们的定义，这里面不包括银行间存款，并且1914年前只有库存现金。[58]因为银行准备金中的1美元可以派生出好几美元的存款，所以这些货币被称为高能货币。在其他因素（即下述两个因素）不变的情况下，高能货币总量的增长会使货币存量发生相同比率的增长。[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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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商业银行存款和银行准备金之间的比率存款准备金比率。对于给定的准备金率，这个比率越高，存款的数量就越大。然而，这个比率对货币存量的影响不像高能货币的变动对货币存量的影响那么简单，因为假定其他因素不变，存款准备金比率的增长意味着更多的货币进入公众流通，从而改变准备金的数量。因此这一比率变化产生的影响还与下一个比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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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商业银行存款对公众持有货币的比率（存款通货比率）。给定其他两个因素不变，这个比率越大，高能货币中用于银行准备金的量就越大，从而货币存量也越大。这一比率变化产生的影响也与前一个比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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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比率从数学意义上决定了货币存量，给定了它们的数值，就可以计算出货币存量。[60]因此，我们称它们是货币存量的直接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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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决定因素在经济学上作用很大。它们被认为是影响货币存量的三个近似独立的因素，而且这三个因素在很大程度上由不同的经济部门影响或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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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信用货币本位制下，也就是1862-1879年，高能货币是由政府行为决定的。政府对高能货币尚无明确的政策，其发行量完全是税收和支出、借债和偿还的多种其他行为的作用结果。但是政府最终有权决定向公众和银行发行货币的数量，从而决定高能货币的总量。从这方面讲，绿钞党及其前身对绿钞的重视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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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下一章中还会看到，铸币本位制和信用货币本位制之间有明显的差异。在国际铸币本位制下，任何一个国家的货币数量必须能够与其他采用相同货币本位制的国家保持平衡，所以高能货币的数量要根据铸币进出口情况来调整。在单一国家使用铸币本位制或者全世界都使用铸币本位制时，铸币的存量是由可用的实物储量和对货币及其他用途的相关需求所决定的；而其数量的变化是由铸币及其他商品和服务的生产成本决定的。无论在哪种情况下，高能货币的数量都是一个内生变量，而且不受政府左右。绿钞时期，美元与其他货币的弹性汇率切断了货币存量和国际环境的联系。这使高能货币和货币存量完全由国内情况决定。两者仅有的联系也不是货币机制层面的，而是政治层面的：政府要恢复战前平价水平的铸币本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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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存款准备金比率首先取决于银行体系。当然，这不是指银行的一致行动，而是指每家银行独立行动的综合作用。一家银行可能只分别关注储蓄和准备金的绝对量而不是它们的比率，并且任何一家银行至少可以在自己的资产范围内确定准备金的数量。而从整个银行体系的视角出发，则是另一番情形。全部准备金的数量受到银行和公众手中全部高能货币数量的限制，银行能得到的份额除了取决于自身的行为，还取决于公众愿意持有存款而不是货币的动机。银行体系能决定的只是存款准备金比率。不论政府和公众采取何种行动，银行都可以达到任意比率。同时，这一比率与政府规定的准备金率相关；与银行对公众存取款变化的预期相关，即与存款通货比率的变化相关。当然，这一比率还会受其他资产运用渠道收益变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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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存款通货比率是由公众决定的。同样，这不是指公众的一致行动，而是指所有持有货币的个体行为的综合作用。虽然个体的行为能够决定上面两个变量，但是公众作为一个整体既不能决定存款的数量，也不能决定通货的数量。因为这两个变量取决于银行创造存款的意愿和高能货币的数量。公众仅仅能决定存款通货比率，而且该比率是与政府和银行密切相关的。对政府而言，存款通货比率是与货币发行和吸收存款的法律环境相关的，会影响公众的意愿；而对银行而言，该比率是与其向存款人提供的服务和存款利息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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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两个比率共同反映了在分母中的准备金和通货对增加高能货币总量的重要性。银行可用高能货币发放贷款，投资，支付营运费用，加上银行面临的竞争环境，促使它们向公众提供存款利息，并为了吸收更多存款而提供免费服务。相应地，公众的行为也会决定一个存款通货比率。如果这一比率使银行的高能货币少于银行希望的持有量，那么银行就要变卖资产以充实其准备金，这样一来存款额就会减少，在给定的存款通货比率下，公众就会持有更少的通货。如果这一比率使银行的高能货币多于其希望的持有量，那么银行就会用多余的准备金去购买资产，这样一来存款就会增多，公众将会持有更多的通货。在均衡的条件下，银行会从准备金资产或非准备金资产的成本与收益角度来评估，并根据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相等的原则来持有存款和准备金，当然两者都包括直接和间接的成本和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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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简短分析表明，这种决定因素的分析框架是为了便于分析货币存量的各种决定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不是孤立地去理解它们，这也正是我们希望在这本书中阐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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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描述了1867-1879年的货币存量及其三个决定因素，它的最大特色就是高能货币以平稳甚至近乎水平的走势运动到1879年2月的经济周期谷底（后来又伴随着经济的扩张上升，见第3章）。从1867年到1879年货币存量的增长反映了两个存款比率的变化，尽管此时高能货币是下降的。从1867年1月到1879年2月，高能货币每年降低1%。也就是说，如果两个存款比率保持不变，货币存量也会以同样的速度下降。但实际上，货币存量每年却增长了1.3%。从高能货币下降到货币存量增长的转换过程之中，两个存款比率基本上各贡献了一半作用。[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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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能货币的影响在1867-1868年最为明显，这时其他两个比率的增长仅部分抵消了高能货币的下降，从而使货币存量下降。在其他时期，高能货币对货币存量的影响并没有上述两个存款比率对货币存量的影响这么明显。货币存量仅在如下年份中与高能货币同方向变动：存款比率与高能货币同方向变化的年份（1870-1873、1878-1879），或存款比率基本不变的年份（1875-1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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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1867-1879年的货币存量及其直接决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