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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Friedman,“Monetary Data and National Income Estimates”,p.280,Tab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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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强调的是,对于以当前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净值年变化率的粗略测算,即1.1%(表3,第1行,第2项),在统计上是完全独立于国民生产净值数据的,后者预示的是3.0%的增长率。除了一个极小的例外,在表中基本上没有一个用于计算1869-1879年间国民生产净值的数据被用于粗略的货币测算。[38]在0.5%的精确测算中,货币流通速度是由国民生产净值中的价格指数推导出的,所以没有完全独立于国民生产净值序列,但它完全独立于得出国民生产净值的数据,表中基于货币数据的其他估计值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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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货币数据的估计值证实了Kuznets估算中的一个惊人发现,即1869-1879年的产出经历了一个不寻常的高速增长期:总产出的年增长率为4.3%或4.9%,人均产出的年增长率为2.0%或2.6%。像这样从经济周期顶峰一直持续到长时期衰退来临前的快速增长是相当了不起的。从这个方面讲,货币测算证实了Kuznets的估计值从一般意义上讲是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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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货币估计值也表明经济增长率没有国民生产净值估计值显示得那么高,后者的误差可能比Kuznets估算的最大值还要大。假定它们是精确的,那么表3中的货币估计值意味着1869-1879年的国民生产净值比率分别被低估了18%(粗略计算)和22%(精确计算),而Kuznets估算的最大误差是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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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为止,我们所引用的货币估计值并没有指出造成1869-1879年数值误差的原因。这些误差可能完全来自1869年国民生产净值的低估,而1879年的数据可能是正确的;或者1869年的数据是正确的,误差完全来自1879年国民生产净值的高估;又或者是其他多种原因的综合。然而,对接下来10年的类似分析表明,1879年的国民生产净值数字相对于1889年是比较高的。[39]如果我们假设1889年的数字是精确的,这就表明1879年的数字太高了。因此,我们可以将误差在1869年和1879年之间进行分摊,提高1869年的数字而降低1879年的数字,这会使收入和货币的数据在1869-1879年及1879-1889年都保持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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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9-1879年的货币数据让我们有理由质疑Kuznets的收入变化数据,以及图3所示的该时期的收入走势。我们来看一下图3中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货币流通速度从1869年开始下降,1871年之后上升,1873年又开始下降并持续到1875年。截至此时,情况还较为合理。1869年6月是一个顶峰,1870年12月是一个谷底,1873年10月也是一个顶峰,这些变化与实际的经济周期是相符的。但是马上出现了一个严重的矛盾:货币流通速度从1875年到1879年上升了17%,并且最终货币流通速度比1869年上升了4%,比1873年上升了8%,而这两年都是高峰的年份。像这样在经济衰退末期货币流通速度的快速上升在迄今为止的统计记录中都是独有的:在此后的20个衰退期中,只有一个衰退期(1899-1900)的货币流通速度是上升的,并且上升幅度还低于2%,而这个唯一的例外也有可能是源于该衰退期过短而带来的数据上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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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告诉我们,增长率的高估主要集中在1875-1879年国民生产净值的估算上。国民生产净值年度数据的估计值本身也能证明这一点:以不变价格计算,1873-1879年的衰退期间产出根本没有下降,而只是在最初的几年(1873-1875)里增长率有所下降。估计值显示1875-1879年的增长率很高——实际上,在整个19世纪70年代中只有1871-1872年超过了这个增长率,在衰退期最后4年中的年增长率是9%。即使在经济稳定时期,也只有1933-1937年的4年(即1929-1933年大萧条后的恢复阶段)中的年增长率超过了这一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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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货币估计值也会受到误差的影响,不可能完全精确。货币存量的误差和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可能导致国民生产净值的误差有所放大。但是,它们也可能缩小误差。正如一些独立证据表明的,事实上货币估计值与国民生产净值的估算误差之间是正向变动的关系,而且变动的比率也很相似。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验证了货币数据的精确度以及用货币存量变化率估计收入变化率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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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采用国民生产净值的哪种估算,主要结论都是一样的:由于产出不寻常的高增长,货币存量的低增长表现为价格的快速下降。我们之所以反复考察这一结果并且从多种证据中寻求支持,是因为这与对该时期的定性评价以及当前很多经济学家关于价格变化与经济行为变化之间关系的观点是完全相左的。例如,这与被广为接受的对英国20世纪20年代经历的解释形成了对比。当时英国决定重新使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铸币支付平价,而按照1925年重建铸币平价时的价格水平(那时的价格比战后的价格高峰时期已经下跌了50%),战前的平价对英镑高估了10%,因此要回到战前的黄金平价,就要求国内物价水平再下降10%,人为的进一步通缩造成了经济的停滞和大量的失业,此后直到1931年英镑贬值,英国经济才恢复增长。根据这一解释,恢复铸币支付产生影响的传导机制是从人为的通缩到经济的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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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绿钞时期,1865年后的15年里通货紧缩达到50%。但伴随这一通货紧缩的并不是经济的停滞,相反却是实际收入的高速增长,传导机制是从产出的增长到价格的下降。从1869年到1873年,货币存量增长的速度大于人口和劳动力增长的速度,所以货币工资没有下降。这无疑使调整过程变得容易,因为这只要求产品价格和工人人均产出的增长之间富有弹性即可。在1873年后,货币存量增长放慢并随后下降,但是人口仍继续增长,所以货币工资下降了,这与1873年开始的严重衰退有关。尽管如此,由于工资下降得很快,所以也避免了更为严重的失业和生产的停滞。[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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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从整体上来说,价格的下降没有阻止这段时期实际收入的快速增长,但是由此产生了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价格的下降不同程度地影响了社会各阶层,而且给经济带来了不确定性,这使调整变得十分必要。另外我们看到,无论是价格的下降还是实际收入的增加都不规则。与1873年开始的周期性衰退相伴的是,1873年9月发生的金融恐慌以及大量公司的倒闭[41],之后是价格的再次下降——这次下降被1870-1873年的增长暂时打断。直到1879年3月,这次经济衰退才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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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习惯于透过货币面纱来看待经济事件,1873-1879年价格的平稳下降可能导致当时和以后的观察者夸大了实际产出下降的严重程度。我们可以看到,Kuznets的估算中以不变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净值根本就没有下降,只是在1874-1875年增长率有所下降,之后就高速增长。虽然这似乎给我们描绘了一幅较为乐观的景象,但经济衰退的严重性也只是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减轻,事实上并不能改变其结果。1874-1875年一些实体经济指标有所下降,而另一些指标在整个经济衰退期中都在上升,在1875年后大部分指标都有所上升。[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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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衰退是严重的,但是如果分析者只以实物量为基础来评估这次衰退,就低估了其真正的持续时间和严重程度。1873-1878年价格的下降和货币的不确定性使那个时代的人将其视为大衰退的开端,并且影响了国民经济研究局对衰退起始时间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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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评论认为,价格的下降和经济的衰退主要是由货币存量的因素造成的——考虑到经济的快速增长,如果货币存量能够增长得快一些,则可以避免价格的下跌,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种说法是正确的。正如我们之前指出的,当时讨论的重点几乎都是绿钞,而对1875年后存款的下降则关注得很少。[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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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恢复铸币的政治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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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19世纪后30年的标志,政治活动对货币扩张的影响从内战刚一结束就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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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接近尾声时,政府、议会和民众总体上都倾向于重新恢复铸币支付,而且认为货币紧缩是恢复铸币支付的必要步骤之一。财政部部长Hugh McCullough在1865年12月的年度报告中写道:“现在的法偿货币法案……一天也不应该存在,人们要准备迎接法定货币的回归。”[44]并且建议绿钞尽早退出流通。最终,议会以144票对6票通过了这一议案。[45]几个月后国会通过了1866年4月12日的法案,这一法案的目的就是推行McCullough所建议的政策。银行和商人当时非常支持恢复铸币支付,尽管他们后来在此问题上产生了很大分歧;工人和农民组织尽管后来是主张绿钞扩张和银币自由铸造的主要力量,但当时却仍然倾向于使用硬通货,他们至少从银行战争以来就一直坚持这一立场。[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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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过一段时滞后,战后价格的剧烈下降和经济的衰退使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868年2月,国会中断了绿钞的退出。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都提议用绿钞代替黄金来支付政府的债券,尽管这一提案并没有获得通过。实际上,民主党的竞选纲领中包括了一个该方面的条款——“政府和人民、工人和政府官员、养老金领取者和士兵以及生产者和债券持有者使用统一货币”——虽然民主党的候选人Horatio Seymour遭到了强烈的反对。[47]而共和党的竞选纲领却反对这一提议,在共和党赢得选举以后,国会通过了1869年3月18日的法案,许诺除了个别发行时有明确条款规定以其他方式支付的证券外,其余的证券仍用铸币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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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公众的论战仍在继续。一些人认为货币的紧缩是立即恢复铸币支付的必经阶段,尤其是那些从事国际贸易的人、东部的银行家、产业工人和美国新英格兰的纺织工人更希望如此。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货币的扩张是抵消通货紧缩的良好手段,支持这一做法的人群很广泛,包括起初就是货币紧缩坚定反对者的农民、劳工组织的发言人、西部的商人和银行家、宾夕法尼亚的钢铁业主以及对西部不动产和运输感兴趣的商人。[48]另外还有一些人主张不要干预货币,用George Opdyke的话来说就是“巧妙的消极”——把恢复铸币本位看成遥远的最终目标。[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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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盛顿,争论的焦点是财政部是否有权力重新发行在1868年就退出流通的0.44亿美元的绿钞。尽管民主党对此表示支持而共和党表示反对,但是两党之间并没有绝对的分歧,最后由共和党委任的财政部部长多次行使了这项权力。[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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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争论愈演愈烈的时候,法院也在考虑一个相关的问题:使绿钞成为所有公共和私人债务的法定支付手段,甚至包括那些在《法偿货币法案》(Legal Tender Acts,授权绿钞发行的一系列法案的名称)出台之前就已达成的债务合同的做法是否合法。在1870年2月7日宣判的第一起著名的绿钞案(Hepburn v.Griswold)中,最高法院以多数对少数判定这一做法是不符合宪法的。也许这一判决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大法官Salmon P.Chase就是第一批绿钞发行时的财政部部长,可是他并没有判定自己是失职的,也没有质疑他现在作为大法官审判在其财政部部长任期内发行绿钞这一事件本身就是不符合宪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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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的判决没有引起骚动,因为在判决时人们认为这只适用于战前的合同——这正是Hepburn v.Griswold案件涉及的问题——但后来人们很快就认识到判定《法偿货币法案》不合法的理由同样适用于战争后。为了撤销这一可能引发灾难性后果的裁决,人们发起了一场迫使法院重新查证其他所有未决“法偿货币”案件的行动。自从该项裁决后,法庭的另外两个空缺职位已经被填补,这给了行动支持者巨大的动力。[51]在1871年5月1日判决的Knox v.Lee案件中,扩大的法庭宣布将绿钞作为法偿货币是符合宪法的,以5比4推翻了之前的判决,其中Chase大法官投了反对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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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3年9月银行业危机和后来的经济衰退刺激了重新扩大绿钞发行的努力。1874年,一个本要在1876年1月1日前重新发行铸币的议案被改变成扩大绿钞发行的法案,这就是著名的《通货膨胀法案》(Inflation Bill)。在共和党的支持下,该法案在参众两院中获得了通过,但后来被Grant总统否决。之后,1874年6月20日的法案确定了以当时的流通量作为绿钞的最大发行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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