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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美元和英镑汇率的因素纷繁复杂。但是，显然从第5节对黄金升水的讨论中可以看出，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内战后美国国内价格相对于以英国为代表的金本位制国家价格的变化。因此，铸币支付的主要条件是美国的绿钞价格要像在1861年停止使用铸币以前那样与英国的英镑价格保持相同的变化关系。以Sauerbeck批发物价指数衡量的1879年英国价格水平比1861年下降了15%[93]，而以Warren-Pearson每月批发物价指数衡量的美国价格水平在1864年8-9月达到顶峰，在1865年1月时只略微下降，这两个顶峰是1861年平均价格水平的2.5倍，1865年略高于1861年水平的2倍。为了在战前平价水平上恢复铸币支付，价格需要下降到1865年水平的一半以下，当然事实也确实如此：1865年平均价格指数是185（1910-1914年是100），1878年12月是86，1879年1月是87，这比1861年的水平大约低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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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2节中我们看到，虽然货币存量有小幅的增长，但是价格还是下降了很多。这是因为产出的飞速增长和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即单位产出对货币的需求提高了。造成价格下降的因素也恰恰使铸币支付变得可能，这个主要因素就是实际收入的快速增长——经济的增长与货币存量相适应。[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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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铸币支付始终是一个主要的政治目标，而政府为了达到这一意图而采取的行动是否过快或过慢则是一个主要的政治问题。我们在第3节中看到，这一特点在有关1875年《恢复铸币支付法案》的争论中可能达到了极致。因此，十分有趣的是，人们在解释铸币支付的成功时往往只把政府作为一个并不重要的角色。政府通过出让公共土地、授权修建铁路以及类似的措施促进西部扩张，以推动产出增长。但是在当时并不是每个人都认为政府的这些行为的直接目的是恢复铸币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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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行为对货币存量温和的增长速度产生了综合的影响。一方面，联邦和州政府的立法为商业银行的快速成长奠定了基础，尤其是在1867年后对州立银行的作用更大。我们在上面看到，这带来了战后大多数时期内存款准备金比率及存款通货比率的增长。另外，1874年美国取消了对国民银行券的准备金要求，这使存款准备金比率上升。这两个存款比率的增长又促使货币存量上升，从而抑制了价格的下降并推迟了恢复铸币支付先决条件的完成。另一方面，政府成功地使高能货币存量小幅下降，这主要是通过1865-1869年政府使用政府盈余和偿还债务的方式使“其他美国通货”退出流通领域来完成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两个存款比率增长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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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反复出现的要求扩大绿钞发行的政治压力——对政府来说主要是在1873-1874年——以及为了获得预算盈余以偿还债务的政治困境，哪怕高能货币很小幅度的下降都是不小的成就。[95]但人们往往忽视了政府的这一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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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趣的是，在恢复铸币支付之前的几年中，货币存量的下降促使价格快速下降。而正如我们看到的，对于这一货币存量的下降，银行业危机所带来的两个存款比率的下降要比财政部的行为影响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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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77-1879年，财政部利用低利率的优势偿还了一半的附息公债。对于持有债券的国外投资者来说，债券赎回得正是时候，因为新发行的债券可以替换旧债券，如果新债券的销售金额不足以支付赎回旧债券所需的资金，财政部可以动用经常账户盈余来偿付退出流通的旧债券，而无须出口美国的黄金。实际上，美国在那几年中黄金的净进口额超过了500万美元，而美国政府这一阶段向国外投资者偿还了3亿美元的政府债券。[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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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铸币支付恢复以前及刚恢复时，财政部为了不给外汇市场造成过大的冲击，偿还计划拖延了很久。如果当时财政部采取了错误的措施，势必会影响铸币支付的恢复。因此，财政部的举措值得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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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5年《恢复铸币支付法案》像政府的其他行为一样，对铸币支付最终的成功恢复起到了多重作用。直到John Sherman在1877年3月成为财政部部长后才开始正式积累铸币储备。在这个法案条款之下，铸币储备的借贷与积累行为对恢复铸币支付有三方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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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该法案的实行以及铸币储备加强了人们对铸币支付未来可持续性的信心，而这既防止了投机资本从美国抽逃，又阻止了投机性的铸币积累行为，还增强了外国人持有美元的动机。如果没有《恢复铸币支付法案》，1876-1878年外国人对美国证券的抛售可能会比实际情况更加严重。更重要的是，政府通过设立一个确定的汇率以及达到这一汇率水平的日期来使投机者相信政府可以达到这些目标，并且使汇率稳定在某一水平上。实际上，到1878年3月黄金的每月平均升水降到了2%以下，并且以后再也没有超过这个水平。这明显有利于铸币支付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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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卖出债券是一种公开市场操作。如果债券以国内货币卖出，获得的收入会增加财政部持有的通货，减少货币体系中的高能货币基础并加剧货币紧缩。实际上，债券不是以通货而是以黄金卖出的。以黄金卖出债券与以绿钞卖出债券再把绿钞换成黄金是等价的。在一个非金本位制的体系中，用新发行的通货或者用货币当局持有的通货来购买黄金是一种公开市场购买，具有货币扩张效应。因此，以黄金卖出债券的效果相当于公开市场卖出债券以及相同数量的公开市场购买黄金，这两项操作一起进行，并不会改变货币基础。实际上，虽然黄金不是法定本位货币，但我们注意到它与绿钞都服务于货币目的。结果，国内公众或银行出于货币目的的黄金购买，首先减少了货币体系中的储备基础。然而，如果银行愿意，它们可以在国内外的自由市场上通过购买黄金或其等价物（如英镑）的方式补充准备，实际上它们也是这样做的。财政部的黄金储备增长并不是明显以公众和银行持有高能货币的低增长为代价的[97]，因此这样的考虑并不能改变的一个结论就是：国内外市场上以黄金卖出的债券对货币基础的效用是中性的，这也意味着这样的操作会影响黄金溢价，在第3点中我们会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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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因为黄金是外汇的等价物，财政部对黄金的购买增加了外汇需求。[98]借用国外的资源相应增加了贷款，进而增加了外汇供给。这种对国外资源的借入一定是以向这个国家的贷款为代价的（尽管这个国家的净资本是向外流动的，借款也在进行）。在某种程度上，即便有国外借款，供给的增长仍小于需求，而国内的借款影响更大。通过向国内借款，财政部获得了一些本该用于其他用途的资源，其中也包括一些外汇需求。本来这些资源中仅有一部分会用来购买外汇，而现在财政部将它们全部用来购买外汇。需求比供给更大幅度的增长使英镑的绿钞价格比应有的水平高出许多，从而进一步加大了铸币支付实行的难度，因为这不仅要求国内价格下降至足以平衡国际收支以达到期望汇率的水平，还要有大量的盈余用来积累铸币准备。《恢复铸币支付法案》总体上是否能帮助或阻碍铸币支付的恢复，取决于该效应与对恢复铸币支付的信心和投机效应孰重孰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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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由此可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一旦铸币支付得到恢复，政府就会停止用于建立黄金准备的借款，此举将消除汇率压力的来源，并且允许国内价格在铸币支付恢复后立即快速上升，而不带来国际收支问题。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进一步分析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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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前面的叙述让我们认为铸币支付与其法案中的日期的达成纯属巧合，那么以下两个解释会让我们觉得这种巧合不完全是偶然的：（1）直到黄金溢价降为顶峰时期的1/10时，该日期才被敲定，所以当时铸币支付所需的大部分调整已经完成了。（2）大量的研究表明，只要人们对官方汇率的稳定有信心，国际收支还是有很大的回旋余地的，毕竟投机以及相应的资本流动的调整也需要时间。这意味着成功恢复铸币支付的条件并不是苛刻的，而是较为宽松的，恢复铸币支付有可能比原定日提前一年甚至更早完成，而在原定日之后则肯定可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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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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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1879年绿钞与黄金之间没有法定的联系，所以在美国通货与英镑之间也没有固定的平价，而英镑是严格与黄金挂钩的。黄金的绿钞价格实际上是英镑的绿钞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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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和英镑每月的平均价格在这一时期变化很大。在战前价值1美元的黄金到1864年时，价格升高到2.5美元。这相当于每英镑折合12美元以上，即之前及之后平价（4.86美元）的2.5倍。随后黄金和英镑的价格不规则地下降，并在1879年1月1日恢复铸币支付时达到平价水平。黄金的价格变化主要是由美国与国外商品及服务的相对价格水平的变化造成的，而这又主要是由美国国内价格水平的变化造成的。战争期间批发物价上涨了两倍多，但在后来的15年中又超常地下降到原来的水平。价格的下降是成功恢复铸币支付到战前平价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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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战期间，仅仅商品价格的运动还解释不了美元大幅度贬值（即英镑的美元价格大幅上升）。可信的解释应该是南方、北方以及与世界其他地方联系的切断：南方用出口棉花的收益从北方进口商品，而北方则用向南方出口的盈余向国外购买商品。由于国外预期美元升值，所以投机性资本涌入美国，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北方的外汇流失。因此，贬值幅度仅超过由价格变动水平引起的贬值的20%，投机性资本的流入也造成了1863-1864年异常低的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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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后的五六年中，英镑的美元价格要低于商品价格变动所预示的水平。这是由于1870年前国外的大量资本到美国进行投资，尤其是投资美国政府债券和后来的铁路债券，使美元没有大幅度贬值。当资本流入在1873-1879年大幅下滑的时候，英镑的美元价格先是高于美国与英国的物价比率，然后与这一比率的变动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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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期间美国最初的价格增长伴随着为支付政府支出发行绿钞和其他法定货币而导致的货币存量的大幅增长和银行存款的扩张。不幸的是，无论是战争期间价格的上升还是战争刚结束时价格的下降，我们都没有令人满意的统计数据。我们可用的连续的统计数据始自1867年，而那时的价格与战争期间的最高水平相比降幅已经超过了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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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67年1月到1879年2月，我们对货币存量的估计接近于恢复铸币支付日的货币存量，货币存量增长了17%，或者说其年增长率是1.1%。这主要发生在1870年到1872年年初。从1875年起，货币存量实际是下降的。价格的走势与此类似，价格的上升主要发生在1871年到1873年年初，而在1876-1879年则大幅下降。以后来的标准来看，货币存量的这种变化是很不寻常的：在如此长的时期中增长的幅度如此之小而下降的年份又如此之多。而在之后的时期，货币存量的增长率倾向于在经济周期顶峰来临之前减速，在经济周期谷底来临之前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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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存量小幅增长的原因是1868-1878年高能货币（公众持有现金以及银行持有现金准备的总和）的数量保持稳定。高能货币在内战后起初是短暂下降的，因为战时政府债务工具退出流通。然后随着关于恢复铸币支付、绿钞和银币势均力敌的政治争端，高能货币在一个稳定水平周围波动。直到铸币支付的恢复成为既定事实，关于恢复铸币的争论才平息，并被银币的问题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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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公众持有美元存款数量和银行派生存款数量的增加，这种高能货币的持续稳定就转化为货币存量的增加。存款通货比率的增长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商业银行的扩张。存款准备金比率的增长反映了国民银行几乎两倍的增长以及非国民银行相对重要性的提高。这两个存款比率的增长都集中在1873年以前，而在1875年后这两个比率都下降了，这也是货币存量与其有相同的变化趋势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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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产出的快速增长，相对缓慢的货币存量增长造成了物价的大幅下降。我们不能精确地计算出产出的增长。唯一可用的综合性指标（以不变价格衡量的国民生产净值）是从1869年开始的，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一估计值严重高估了此后10年的产出增长率。不过也有很多的证据证明，虽然仅凭国民生产净值并不能完全说明产出的增长，但事实上产出的确增长得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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