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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高能货币”这个概念并不是我们提出的。见W.R.Burgess, The Reserve Banks and the Money Market, New York, Harper，2nd.ed.，1936，pp.5-8；3rd ed.，1946，pp.5-8（“中央银行管理着高能货币……”）；另见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Purposes and Functions，2nd.ed.，Nov.1947，p.16（“与普通储蓄存款相比，联邦准备金经常被称为高能货币……”）；3rd ed.，Apr.1954，pp.20，27；4th ed.，Feb.1961，pp.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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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表示这三个因素与货币存量关系的公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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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H代表全部的高能货币，D代表商业银行存款，R代表商业银行准备金，C代表公众持有的通货，所以，D/R是文中的第二项因素，D/C是文中第三项因素（见附录B，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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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见附录B中各变量对货币存量变化的贡献率的计算方法的讨论。从1867年1月到1879年2月的数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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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因素的单独作用对货币存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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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因为有四舍五入，所以加总不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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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R.G.Rodkey, Legal Reserves in American Banking, Michigan Business Studies, Vol.Ⅵ，No.5，University of Michigan，1934，p.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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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个州中，实行准备金要求的法律要早于《国民银行法》（路易斯安那州，1842年；马萨诸塞州，1858年，并且在1865年重新执行），后来又有4个州通过了该方面的法律（密歇根州，1871年；康涅狄格州，1872年；新罕布什尔州，1874年；明尼苏达州，1878年）。另外还有很多州在内战前就实行了准备金要求，只不过仅限于发行票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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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银行法》要求所谓中心储备城市的银行以法定货币形式持有相当于存款25%的准备金；储备城市的银行也必须持有与中心储备城市的银行相同的总准备金，但可以将最多一半的准备金存在这些中心储备城市的银行里；其他城市的银行必须持有15%的准备金，但可以将最多60%的准备金存在储备城市或中心储备城市的银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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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合并报表的银行系统，我们从总准备金中扣除了一家银行以另一家银行的存款形式持有的法定准备金（参见附录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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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扣除了偿债基金，它由至少相当于流通票据5%的法定货币组成，从1874年起由国民银行按要求存放于财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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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根据Mitchell的观点，铸币平价是109.45 5/8 cents=54d，换算结果为4.8647美元兑1英镑。他指出以前“英镑报价的方式起源于殖民地时期，当时西班牙元差不多值54d的英国银币。现在英镑对美元和美分的报价方式（1英镑=4.86.65美元）直到1874年1月1日才开始使用”（Mitchell, Gold, Prices, and Wages, p.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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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有很多文献都详细地讨论过在中止金本位之前财政部与银行之间的关系。大多数学者认为造成法案中止的主要原因是财政部部长Salmon P.Chase在1861年筹集资金为战争融资的方法。具体地说，是由于财政部部长未能终止独立财政体系中的一项条款，该条款要求贷款利息必须用铸币立即向财政部支付。见Mitchell, A History of the Greenbacks, pp.23-27，4243；以及Don C.Barrett, The Greenbacks and Resumption of Specie Payments，1862-1879，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1，特别是其中的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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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一些更为复杂的政策相比，政策上的细节错误可能以不同的方式更早地引起金本位的中止。我们的观点是，这些原因在某种程度上被夸大了，尽管这些因素较为粗浅，但其在当时是有报道价值并且在记载中较为突出的，而真正发挥作用的基本因素则被忽视了。在下面的讨论中，考虑到战争对于美国国际贸易的影响，避免中止金本位要求美国国内价格下降。这就意味着美国政府要避免以任何借口征铸币税来为战争融资，从而带来通货膨胀的隐患。实际上，避免中止金本位要求美国政府以别的方式融资，比如以其他方式征税或者从国内外以必要的利率借款——这样不但能为战争融资，还能够使价格下降。在没有意愿或者没有能力去执行这样一个斯巴达克式的严格政策的情况下，金本位的中止是迟早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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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并不是说这样一个斯巴达克式的政策只要技术上有可行性，就是我们所需要的。相反，与早期学者的看法不同，我们倾向于认为中止金本位本身是可取的，虽然当时一个合理的金融政策也许应包括更多的税收和较低的通货膨胀。同时，考虑到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美国内战中的融资造成的通货膨胀微乎其微，这可能是巧合而不是由政策所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学者的研究——Mitchell的成果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普遍认为，为内战融资是造成通胀的可耻事件，这反映了他们认为在货币本位应用中应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鉴于过去半个世纪以来货币的反复无常，对现在的学者来说，这种想法是乌托邦式的。见Friedman, Prices, Income and Monetary Changes in Three Wartime Period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y 1952，pp.623-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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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反对这种通货膨胀式的金融政策中最有说服力的评论是Newcomb的Financial Policy during the Southern Rebellion, Newcomb很清楚地说明了通过货币发行以零利率借款——某种程度上代替黄金并且不会引起价格上涨或者政策中断——和强行征税的区别。并且他预测了可以以零利率借款的数量为2.5亿美元（p.161）。他认为，在不超过这个数量的时候，以零利率借款不但对战争有利，而且会对以后明确用税收融资或以任意利率借款时带来较少的问题。考虑到当时工资和物价的灵活性大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Newcomb的结论也适用于内战，虽然这并不适用于后面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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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我们在这里以及本书后面提到的供需是指在一种价格作用下——此处，是在汇率的作用下——的数量的供给与需求，而不是指供给量和需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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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计算各国购买力平价最优的价格指数应该是各国采用的生产要素价格指数，其中产品价格指数更优，因为它们能够区分生产中的不同变动，并将其作为影响汇率的实际因素而非货币因素。无须赘述，这一时期我们很难找到比产品价格指数更易于获取、更综合的指标了，所以大多数研究购买力平价和汇率的学者都喜欢使用产品价格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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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国际贸易商品具有统一的世界价格以后，除运输费用外，以本国货币计量的贸易商品的价格都要随着汇率的变化而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要从相关价格指数中排除。以教科书中的例子为例，将问题简化成每个国家只生产一种商品，并且有一部分商品是出口到对方国家。所有的产品都是国际性的，没有严格的国内商品（虽然肯定有国内因素），所以排除国际产品会使我们无法作比较。这个例子表明，对每个国家来说，价格指数中应该包括出口商品，以便反映国内价格因素的变化，但是进口商品不应该被包括在内；每个国家出口商品的权重是以代表国内资源使用量的国内产量来衡量的，这就意味着出口商品不应包括“再出口品”，而应只包括“国内增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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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国际贸易商品带来的主要问题是：第一，这些指数中不加区分地同时包含出口商品和进口商品；第二，在一些数据缺乏的时期，例如绿钞时期，可获取的指数更多地由大范围市场中原材料的价格所决定，但是原材料大多数都是国际贸易商品，这就造成国际贸易商品的权重在这些指数中被严重高估。由于存在这种缺陷，并且这种缺陷很难消除，国内商品的指数可能要优于实际可用的指数，尽管这也不是最优的结果。可以通过从现有指数中剔除一些主要为国内商品的项目来构造这些大致的指数。然而，如此大的工作量得到的结果似乎也并不令人满意。对美国来说，在任何情况下，我们从以往的研究中很清楚地看到国内商品与国际商品的价格变动基本保持一致。见Frank D.Graham的分析（International Trade Under Depreciated Paper, The United States，1862-1879，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Feb.1922，pp.253-254）以及James K.Kindahl的分析（Economic Factors in Specie Resumption：The United States，1865-1879，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Feb.1961，pp.34-35），以上的研究是以Mitchell收集的数据为基础的（Gold, Prices, and Wages, pp.256 ff）。对英国来说（我们用英国代表金本位世界），因为大多数指数中包括进口商品，所以其与美国的情况截然不同。以棉花为例，其价格在内战期间相对于其他商品而言上升得很快，这是由于南方作为主要的生产商停止了供给。对于英国来说，棉花是完全进口的，所以不应该包括在价格指数中。然而，英国作为除美国之外世界的代表，棉花又应该被包括在内，并以美国之外的生产数量为权重（见本章注释[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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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的分析我们清楚地看到，该类价格指数和与那些出于比较国际生活水平等其他目的的价格指数之间有很大的不同。在后一种情况下，指数中各项的权重应由消费而不是生产确定，如果能够使用某一确定的一揽子商品则更好。因为在不同国家的一揽子商品或者消费形式的不同会给我们带来不同的结果，即“指数数量”问题。在前一种情况下，我们并不推荐使用同样的商品，上面第二段中提到的简化的教科书中的例子显然说明了这一点。这是常见的“指数数量”问题，但是这是与每个国家分别获取权重的具体年份相关的，而与不同国家权重的区别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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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Warren-Pearson指数和黄金的绿钞价格都有月度数据。Sauerbeck指数可能是这个时期英国最为知名和广泛使用的指数，它是一个年度指数（Augustus Sauerbeck, Prices of Commodities and the Precious Metals,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Sept.1886，p.648）。如果有间隔更短的数据更好，因为这样可对实际状态下和购买力平价下的黄金价格进行更精确的比较。因此，我们考虑使用经济学家价格指数，这个指数在每年6月和12月可以得到（Economist, London, Aug.26，1911，pp.421-425；Feb.4，1911，pp.206-207）。可以说，上述指数没有一个接近最优标准，因为它们的权重都是随意的（只是相对价格的简单平均，Sauerbeck指数是从1867到1877年，而经济学家指数是从1845到1850年），它们中有一半以上的权重赋予了进口商品。然而，相对于Sauerbeck指数，经济学家指数给予棉花和烟草更大的权重，22种商品中有5种是直接或间接地反映这些项目的价格的（印第安粗棉、羊毛棉、棉纺线、棉制衣服及烟草），在1863年12月时这5项占到指数总量的42%。Sauerbeck指数的45个项目中有两项是棉花（不包括烟草）。我们认为，虽然对于美国之外国家的指数中还是应该含有一些棉花和烟草的权重，但经济学家指数中两者的权重明显过高，因此我们采纳了Sauerbeck指数，虽然其在绿钞时期只是年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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