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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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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恢复铸币支付的时候，美国仅持有世界货币黄金存量的5%，这部分存量中大约有8%是黄金储备；一年后，这两个比率分别上升为9%和13%；之后一直到19世纪末，两个比率基本上都在20%以下。根据这两个比率来判断美国经济在整个金本位世界经济中的相对重要性，方法的确是有些粗略，而且该方法肯定高估了美国经济的重要性，因为由于美国的单一银行制和中央银行的缺位，美国黄金储备与货币存量的比率比其他金本位制国家都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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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们没有其他主要金本位国家的可靠数据，所以无法充分地证明这一点（参见National Monetary Commission, Statistics for Great Britain, Germany and France，1867-1909，Vol.ⅩⅪ，1910，61st Cong.，2d sess.，S.Doc.578，p.75，可以得到对英国相关情况的一些估算数据，该资料还指出了这些数据的缺陷）；但是我们可以得到有关中央银行及政府间黄金储备分布的数据。最早的数据可追溯到1913年12月，英国和美国分别持有世界黄金储备量的3.4%和26.6%。（参见Banking and Monetary Statistics,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943，pp.544，551。虽然该统计称它采用的数据代表了美国黄金总量，但是事实上这只是财政部的黄金储量，其中包括未偿金元券的保证金。它很可能低估了国民银行和非国民银行持有的金币、金元券以及财政部的黄金净持有量。）但是如果根据国民收入、国际贸易量或者其他这类指标来比较的话，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绝对不会是英国的7.8倍。举一个例子，根据Simon Kuznet的估计（Capital in the American Economy：Its Formation and Financing, Princeton fo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1961），1913年美国国民收入是英国的2.9倍，其中英国国民收入是根据Jefferys和Walters的估计，按照官方汇率转换成美元（参见James B.Jefferys and Dorothy Walters，“National Income and Expenditure of the United Kingdom，1870-1952”，Income and Wealth, Series Ⅴ，Cambridge, Eng.，Bowes and Bowes，1955，p.8）。在国际贸易方面，这个比率毫无疑问会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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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1917年9月到1919年6月，虽然黄金仍然在国内流通，但却被禁止出口，除非经过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授权。1933年3月美国暂时脱离了金本位制，接下来直到1934年1月，美国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在此过程中美元不断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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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参阅第8章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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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Fels同意Rostow的观点，提出在1879-1897年这段时间内利率的长期下降，说明了货币存量增长的速度再快，也不会阻止价格的长期下降趋势。在这方面，他引用了Rostow的论点（Fels, American Business Cycles, pp.68-70，81）。D.Coppock同样声明，“利率的表现是反驳价格下降货币理论的关键论据”（“The Causes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1873-1896”，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 Sept.1961，p.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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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认同这样的结论。相反，即使在关于利率的最极端、最幼稚的流动性偏好理论中，利率下降的事实也意味着流动性偏好不是绝对的。也就是说，在现存的利率条件下，流动性偏好曲线也不是完全具有弹性的。因此，即使在这个理论下，货币存量更加快速的增长也会导致利率更快的下降。因此，在最极端、最严格的收入—支出理论下，货币存量快速增长也会带来投资和货币收入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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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其他利率决定理论下，利率的下降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被认为是价格下降的反映，进而被解释为提高货币存量增长率的必要手段，以保证价格可以在任何水平下降。之所以被认为是价格下降的反映，是因为预期价格变化会导致“真实利率”和“货币利率”之间的差异。在贷款人和借款人预期货币购买力将有所变化的情况下，因为本金真实价值的上升可以看做名义利息外的又一项收益，所以与商品价格上涨时相比，商品价格下降时债券价格更高，债券的名义收益则更低。一般情况下，对价格的下降预期总是出现在价格实际下降之后，所以利率会在适应价格的调整过程中随着价格一起下降。然后，较低的利率会使货币相对于其他固定名义利率的资产更有吸引力，所以货币存量将有更快速的增长，以保证价格可以在任何水平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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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参见Phillip Cagan即将出版的有关1875年起美国货币存量变化的决定因素及影响的专著（一项筹备中的国民经济研究局研究项目），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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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如果将1882-1914年间所有经济萧条按照严重程度排列，1882-1897年这一时期的平均严重程度要远高于1899-1914年这一时期（Arthur F.Burns and Wesley C.Mitchell, Measuring Business Cycles, New York, NBER，1946，p.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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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s to 1957，Bureau of the Census，1960（Historical Statistics，1960），Series.K-1，K-4，p.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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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R.W.Goldsmith，“The Growth of Reproducible Wealth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rom 1805 to 1950”，Income and Wealth of the United States, Trends and Structure, Income and Wealth, SeriesⅡ，Cambridge, Eng.，Bowes and Bowes，1952，p.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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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货币存量增长的计算期是从1879年2月到1882年6月；国民生产净值的计算期是1879-18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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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参阅我们即将出版的“Trends and Cycles in the Stock of Money in the United States，1867-1960”，它是本书的配套读物，也是国民经济研究局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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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下面这种情况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这种信心。铸币支付恢复前的几年，美元的升值使人们形成了持有美元的投机性动机。铸币支付恢复后，这种动机消失。原因很明显，如果美元和英镑挂钩，那么美元就该贬值而不是升值。但是，由于美元相对于1878年4月的平价只浮动了1%，所以上述情况不会在铸币支付恢复的前一年发挥主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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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正如J.K.Kindahl指出的那样，恢复铸币支付的潜在条件在1879财年就已经具备，并不需要借助1880-1881年的小麦出口来保持铸币的支付。小麦出口的作用是允许美国价格水平相对英国价格水平上升，并且这种价格的增幅比其他情况下要大得多（“Economic Factors in Specie Resumption”，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Feb.1961，p.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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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Historical Statistics，1960，Series.U-63.除了粮食，由于印度棉花歉收，美国的棉花也出现了异常高水平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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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我们应该感谢剑桥大学应用经济学系的Phyllis Deane为我们构建的1871-1913年英国物价指数，这个指数基于贸易委员会批发物价指数（包括房租及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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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英价格比率可以参见表A-4，第1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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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我们应该感谢Clark Warburton让我们注意到这种拉锯式运动及其条件。这种反应机制可以将影响国际贸易条件的一个随机性冲击，转变为一系列的周期性波动。还应注意，大西洋两岸周期的差异是可预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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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银行的储备头寸和银行利率可以参见R.G.Hawtrey, A Century of Bank Rate, London, Longmans, Green，1938，pp.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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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黄金不断流入美国，对美国有利的长期利率差额从1877年3月的峰值逐渐下降到1881年年中的最低谷（纽约伦敦、纽约巴黎、纽约柏林的数据可以参阅Oskar Morgenster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Transactions and Business Cycles, Princeton for NBER，1959，pp.472-473的图表）。利率的变化很大程度上是应对黄金流入所采取措施的结果。理论上，利率的变化也反映出有些因素导致了美国国内对资本投资的吸引力相对国外大幅下降，从而反映出一种独立的矫正力量。但是这看起来似乎有些不合情理，因为这一时期美国度过了金融困难时期，经济开始扩张，但是其对资本投资的吸引力却下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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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如果按照批发物价指数计算，结果与用隐含物价指数计算的结果是不一样的。用批发物价指数计算，美国相对英国的价格水平需要下降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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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876-1883年，国外投资者持有的铁路债券总量激增（从3.75亿美元增加到15亿美元）。1882-1885年，国外投资者则以每年2500万美元的速度出售这些证券，从每年净购买2亿美元变成了净出售2500万美元（M.G.Myers, The New York Money Market,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31，pp.290-291）。Matthew Simon认为，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国外投资者所持有的除铁路外的美国其他证券总量是可以忽略不计的（“The United States Balance of Payments，1861-1900”，Trends in the American Econom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tudies in Income and Wealth, Vol.24，Princeton for NBER，1960，pp.696-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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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起反复的价格战和个别线路的管理失当，大大破坏了公众对铁路债券的信心。同时，在1878年《布兰德埃里森法案》下的白银购买以及随之而来的财政余额的增长，减少了财政部持有的黄金量，造成了公众对金本位制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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