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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参阅Noyes，“The Banks and the Panic of 1893”，p.24；Sprague, History of Crises, pp.191-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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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Warner，“The Currency Famine of 1893”，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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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根据《恢复铸币支付法案》，财政部在1894年1月和11月连续向纽约各银行发行了5000万美元债券，但是这并未成功重建财政部的黄金储备。债券收入的大部分用于当前的政府开支，而且认购债券的金币主要是人们用法偿货币从财政部赎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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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2月8日，财政部和以摩根、贝尔蒙特牵头的银团辛迪加签订了一份合约，这些银行同意在1862年3月17日的法案的条款下向政府出售350万盎司的黄金（合6500万美元）——其中一半是从欧洲获得并运回美国的——以104.5美元的价格获得30年期、利率为4%的国库券。这些国库券由辛迪加以112.5美元的价格在市场上卖出。随后双方都同意对合约进行修改，所以只有1450万美元的黄金从欧洲运至美国，在欧洲市场上出售的债券的剩余部分在美国继续出售。辛迪加同时承诺，在行使合约时将防止黄金从财政部流出。第一步，辛迪加在伦敦以等于或者低于黄金出口行所能接受的价格出售了其自身的银行汇票，并且不包含通过铸币汇款方式进行的销售。辛迪加集团忍痛将新政府贷款的一部分分给几乎所有和国外有联系的银行业机构，以此来消除外汇市场的竞争，条件是它们只能在黄金输出点以上输出黄金和出售外汇。在合约签订后的5个月里，财政部的黄金流出停止，人们对金本位制的信心重新建立，同时欧洲对美国证券的需求又出现了反弹。伦敦的债权人纷纷追捧纽约签发的汇票，辛迪加因此偿还了它的大部分伦敦借款。1895年7月，辛迪加的兑换价格固定在4.90美元的最低水平，比包含铸币运输的伦敦汇票可能获利的水平高出1美分。但是，当一家和欧洲有来往的纽约咖啡进口公司提供了比辛迪加低1美分的汇率时，辛迪加最终瓦解了。这家公司从财政部提走黄金并运出来以支付其英镑汇票。第一次是以自己的名义汇出，之后则是以其他公司的名义汇出。关于整段时期的情况，参见A.D.Noyes，“The Treasury Reserve and the Bond Syndicate”，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Dec.1895，pp.573-602。所谓的相关机构秘密安排的负有法律责任的合约条款，在民粹主义者文献里始终被称为“国际银行家的阴谋”，并演变为1896年竞选争执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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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1月，财政部公开发行了1亿美元利率为4%的债券，被公众超额认购。同样，这次认购所用的黄金仍然主要是从财政部中提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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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参见Simon，“The Hot Money Movement”，pp.3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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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873年2月12日通过的这项法案中明确说明，美国的银币将由重新发行的、含有420格令（378格令纯银）的美元及辅币组成，这些辅币的面额包括0.5美元、0.25美元、0.1美元，“在不超过5美元的任何交易中具有其面额的完全法偿能力”。这项法案中还详细规定了5美分、3美分和1美分三个小额硬币的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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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1874年6月被批准的第3586项修正的条例中规定，包括1873年法案列举的银币在内的所有银币，在不超过5美元的总额中都具有其面额的完全法偿能力。因此，这些银币中包括了412.5格令标准银元，虽然并无报告显示当时流通中存在这种标准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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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使用贸易美元是为了同东方国家进行国际贸易的清算。其设计初衷是为了接替墨西哥美元。墨西哥美元含有377.25格令纯银，和中国进行贸易的美国商人通常从美国银行以溢价买入，然后将其用于对远东的汇款支付。贸易美元最初并不计划在国内流通；Laughlin称，规定贸易美元在不超过5美元的交易中具有其面额的完全法偿能力，完全是随意决定的。但是银价的下降使得在加州将贸易美元投入流通变得有利可图，因为不同于美国其他地区，加州主要使用的货币是黄金，而美国其他地区以绿钞所表示的白银仍然有所溢价。为了遏止其在国内的流通，国会于1876年7月22日通过了一项法案，取消了贸易美元的完全法偿能力，并且授权财政部部长可以酌情停止贸易美元的铸造。1877年前白银价格十分低廉，美国除加州外其他地区的贸易美元相对于绿钞是折价流通的。尽管已经没有完全法偿能力，但依然有货币经纪人在偏远地区平价发行了大量的贸易美元，因此财政部部长下令中止了贸易美元的铸造。投机者将贸易美元从中国回收，期望能以其面额兑换回黄金。国会后来通过了一项法案，将6个月内现存的贸易美元按其面额赎回，从而使投机者达到了他们的目的。这项法案于1887年3月3日获得通过，在没有Cleveland总统签字的情况下成为法律（J.Laurence Laughlin, The History of Bimetal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Appleton，1901，pp.102-105，256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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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D.R.Dewey, 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U.S.，7th ed.，New York, Longmans，1920，pp.403-405；Noyes, Forty Years of American Finance, pp.35-36；Laughlin, History of Bimetallism, pp.95-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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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Paul M.O’Leary在他颇有创见、趣味横生的笔记中评论，1873年法案确实是一宗罪案，因为1873年法案的起草人H.R.Linderman早就认识到会有长期因素起作用而使白银供给增加、需求减少，但是他仍然故意将标准银元排除在美国货币体系之外，希望能消除“铸币支付恢复后建立事实上的银本位制”的可能（“The Scene of the Crime of 1873 Revisited：A Not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Aug.1960，p.392）。关于Linderman的博识以及他起草该法案的目的，O’Leary的评价十分令人信服，但是他有可能曲解了Linderman于1877年发表的对该法案的陈述。他之所以发表陈述，是因为当时白银支持者已经意识到他们勉强同意通过法案是十分错误的，也认识到该法案起草人的渊博学识及先见之明。1869年Linderman和当时的货币监理署署长John Jay Knox受命修订所有和铸币相关的法规。在1870年递交的报告中，他们建议废除银元，此时，Linderman不大可能意识到银价将来的变化，其决策更不会受此影响。O’Leary最后的观点是无可挑剔的：如果1873年法案中包含标准银元铸造条款，那么这段历史可能真的会被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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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Richard Hofstadter, The Age of Reform, Knopf，1955，pp.74-77.在白银党和人民党有关通货和货币问题的文献中，有关财阀统治的阴谋一般有三个象征：华尔街、英国银行家以及犹太银行家。“在农民政治家和人民党眼中，华尔街一直是最广受抨击的对象，现在依然如此。尽管他们中有些人对犹太人有着特别的仇恨，但人民党的支持者们还是举起伦理的大旗，多少有点不分青红皂白地对英国人和犹太人进行了同样的抨击。”（C.Vann Woodward，“The Populist Heritage and the Intellectual”，The American Scholar, Winter 1959-1960，p.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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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odward指出，近期评论家总是强调人民党教条不合理和邪恶的一面。这些评论家中，Hofstadter就是一个典型。Woodward指出，这种评论忽略了19世纪90年代政治危机中其他政党“歇斯底里的反应和夸张的预示灾难的幻觉”。“对90年代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我们不能不对整个10年的疯狂和愚蠢留下深刻印象，而这些特征在美国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可以反映出来”（pp.6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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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联盟”本身并不是1890年《谢尔曼白银购买法案》的主要支持者。该法案的支持者主要是美国白银制造商，纽约、伦敦的白银所有者联盟，以及欧洲大陆的白银巨额投机者。这些投机者在该法案通过一周后，成功将银价抬高到每盎司1.29美元。但是银价最后依然崩溃，投机以失败告终（Laughlin, History of Bimetallism, p.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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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见上文注释[35]。有关这段时期及其之前事件的讨论，可以参考Grover Cleveland, Presidential Problems, New York, Century，1904，pp.132-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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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比如可以参考《稳健货币》（Sound Currency）包含的有关票据改革的小册子，这是一个反对银元的刊物，由纽约改革俱乐部发行，起初是半月刊，后来改为季刊（1891；1894-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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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货币监理署署长Eckels（货币监理署年度报告，1894，pp.32-36）和财政部部长Carlisle（财政部年度报告，pp.76-77）都建议废除所有将美国债券的保证金视为发行担保的法规，并建议代之以资产支持货币。他们的具体建议有所不同：Eckels建议国民银行券发行量应该以银行资本量为限。发行中的一部分由一般资产担保，一部分由存在财政部的完全法偿资金担保，完全法偿保证的票据可以作为存款储备。而Carlisle则建议发行量应该以银行资本量的75%为限，发行量的30%由完全法偿储备担保，发行的票据拥有银行资产的第一留置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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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lisle进一步建议，应该废除存款的法定准备金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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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任由每个审慎管理下的银行根据其自身利益和股东利益来管理存款和贴现，银行毫无疑问都将保留合理的存款准备金，不仅是为了满足普通的需求，也是为了应对银行所处地区时常发生的紧急状况；法律不应该禁止因审慎目的而动用法定存款准备金……这样一来，为了避免罚款，银行即使在银根最紧、信用危机最严重的时候也不会动用其准备金。这件事可以说明，立法不当会严重影响贸易和金融的自然定律发挥其作用。（p.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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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参见他的证词，National Currency and Banking System, House Committee on Banking and Currency, Dec.10，1894，H.Rept.1508，53d Cong.，3d sess.，Hearings, pp.1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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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以及此后至少半个世纪内，美国是世界上唯一对商业银行存款有法定准备要求的国家（R.G.Rodkey, Legal Reserves in American Banking, Michigan Business Studies，Ⅵ，no.5，University of Michigan，1934，p.4）。1946年年底伦敦清算行在和英格兰银行磋商时同意的8%的通货比率，并非法定准备金的要求（U.K.Committee on the Working of the Monetary System[Radcliffe Committee]，Report, Cmnd.827，Aug.1959，p.119，para.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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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有关共和党货币政策条款的内容，参见K.H.Porster and D.B.Johnson, National Party Platforms,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56，p.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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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这些百分比的具体计算过程可以参见附录B。请注意，这里以及文中其他地方所提到的比率都是按连续复利计算的年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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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Phillip Cagan, The Demand for Currency Relative to Total Money Supply, New York, NBER, Occasional Paper 62，1958，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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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这段时期唯一影响到国民银行的法定准备金率的变化，是在1887年3月3日法案条款之下，芝加哥和圣路易斯银行的地位从储备城市银行上升为中心储备城市银行，其他近十个城市银行的地位从乡村银行上升为储备城市银行。该法案规定，人口在5万以上的城市（1903年3月3日法案将其更改为2.5万人）在全市3/4国民银行的申请下，可以成为储备城市；人口在20万以上的城市可以相应地成为中心储备城市。这些银行地位的上升至多影响国民银行存款的10%，而不能实质性地降低国民银行的存款准备金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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