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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873年2月12日通过的这项法案中明确说明，美国的银币将由重新发行的、含有420格令（378格令纯银）的美元及辅币组成，这些辅币的面额包括0.5美元、0.25美元、0.1美元，“在不超过5美元的任何交易中具有其面额的完全法偿能力”。这项法案中还详细规定了5美分、3美分和1美分三个小额硬币的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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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1874年6月被批准的第3586项修正的条例中规定，包括1873年法案列举的银币在内的所有银币，在不超过5美元的总额中都具有其面额的完全法偿能力。因此，这些银币中包括了412.5格令标准银元，虽然并无报告显示当时流通中存在这种标准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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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使用贸易美元是为了同东方国家进行国际贸易的清算。其设计初衷是为了接替墨西哥美元。墨西哥美元含有377.25格令纯银，和中国进行贸易的美国商人通常从美国银行以溢价买入，然后将其用于对远东的汇款支付。贸易美元最初并不计划在国内流通；Laughlin称，规定贸易美元在不超过5美元的交易中具有其面额的完全法偿能力，完全是随意决定的。但是银价的下降使得在加州将贸易美元投入流通变得有利可图，因为不同于美国其他地区，加州主要使用的货币是黄金，而美国其他地区以绿钞所表示的白银仍然有所溢价。为了遏止其在国内的流通，国会于1876年7月22日通过了一项法案，取消了贸易美元的完全法偿能力，并且授权财政部部长可以酌情停止贸易美元的铸造。1877年前白银价格十分低廉，美国除加州外其他地区的贸易美元相对于绿钞是折价流通的。尽管已经没有完全法偿能力，但依然有货币经纪人在偏远地区平价发行了大量的贸易美元，因此财政部部长下令中止了贸易美元的铸造。投机者将贸易美元从中国回收，期望能以其面额兑换回黄金。国会后来通过了一项法案，将6个月内现存的贸易美元按其面额赎回，从而使投机者达到了他们的目的。这项法案于1887年3月3日获得通过，在没有Cleveland总统签字的情况下成为法律（J.Laurence Laughlin, The History of Bimetal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Appleton，1901，pp.102-105，256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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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D.R.Dewey, 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U.S.，7th ed.，New York, Longmans，1920，pp.403-405；Noyes, Forty Years of American Finance, pp.35-36；Laughlin, History of Bimetallism, pp.95-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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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Paul M.O’Leary在他颇有创见、趣味横生的笔记中评论，1873年法案确实是一宗罪案，因为1873年法案的起草人H.R.Linderman早就认识到会有长期因素起作用而使白银供给增加、需求减少，但是他仍然故意将标准银元排除在美国货币体系之外，希望能消除“铸币支付恢复后建立事实上的银本位制”的可能（“The Scene of the Crime of 1873 Revisited：A Not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Aug.1960，p.392）。关于Linderman的博识以及他起草该法案的目的，O’Leary的评价十分令人信服，但是他有可能曲解了Linderman于1877年发表的对该法案的陈述。他之所以发表陈述，是因为当时白银支持者已经意识到他们勉强同意通过法案是十分错误的，也认识到该法案起草人的渊博学识及先见之明。1869年Linderman和当时的货币监理署署长John Jay Knox受命修订所有和铸币相关的法规。在1870年递交的报告中，他们建议废除银元，此时，Linderman不大可能意识到银价将来的变化，其决策更不会受此影响。O’Leary最后的观点是无可挑剔的：如果1873年法案中包含标准银元铸造条款，那么这段历史可能真的会被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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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Richard Hofstadter, The Age of Reform, Knopf，1955，pp.74-77.在白银党和人民党有关通货和货币问题的文献中，有关财阀统治的阴谋一般有三个象征：华尔街、英国银行家以及犹太银行家。“在农民政治家和人民党眼中，华尔街一直是最广受抨击的对象，现在依然如此。尽管他们中有些人对犹太人有着特别的仇恨，但人民党的支持者们还是举起伦理的大旗，多少有点不分青红皂白地对英国人和犹太人进行了同样的抨击。”（C.Vann Woodward，“The Populist Heritage and the Intellectual”，The American Scholar, Winter 1959-1960，p.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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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odward指出，近期评论家总是强调人民党教条不合理和邪恶的一面。这些评论家中，Hofstadter就是一个典型。Woodward指出，这种评论忽略了19世纪90年代政治危机中其他政党“歇斯底里的反应和夸张的预示灾难的幻觉”。“对90年代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我们不能不对整个10年的疯狂和愚蠢留下深刻印象，而这些特征在美国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可以反映出来”（pp.6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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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联盟”本身并不是1890年《谢尔曼白银购买法案》的主要支持者。该法案的支持者主要是美国白银制造商，纽约、伦敦的白银所有者联盟，以及欧洲大陆的白银巨额投机者。这些投机者在该法案通过一周后，成功将银价抬高到每盎司1.29美元。但是银价最后依然崩溃，投机以失败告终（Laughlin, History of Bimetallism, p.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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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见上文注释[35]。有关这段时期及其之前事件的讨论，可以参考Grover Cleveland, Presidential Problems, New York, Century，1904，pp.132-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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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比如可以参考《稳健货币》（Sound Currency）包含的有关票据改革的小册子，这是一个反对银元的刊物，由纽约改革俱乐部发行，起初是半月刊，后来改为季刊（1891；1894-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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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货币监理署署长Eckels（货币监理署年度报告，1894，pp.32-36）和财政部部长Carlisle（财政部年度报告，pp.76-77）都建议废除所有将美国债券的保证金视为发行担保的法规，并建议代之以资产支持货币。他们的具体建议有所不同：Eckels建议国民银行券发行量应该以银行资本量为限。发行中的一部分由一般资产担保，一部分由存在财政部的完全法偿资金担保，完全法偿保证的票据可以作为存款储备。而Carlisle则建议发行量应该以银行资本量的75%为限，发行量的30%由完全法偿储备担保，发行的票据拥有银行资产的第一留置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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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lisle进一步建议，应该废除存款的法定准备金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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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任由每个审慎管理下的银行根据其自身利益和股东利益来管理存款和贴现，银行毫无疑问都将保留合理的存款准备金，不仅是为了满足普通的需求，也是为了应对银行所处地区时常发生的紧急状况；法律不应该禁止因审慎目的而动用法定存款准备金……这样一来，为了避免罚款，银行即使在银根最紧、信用危机最严重的时候也不会动用其准备金。这件事可以说明，立法不当会严重影响贸易和金融的自然定律发挥其作用。（p.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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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参见他的证词，National Currency and Banking System, House Committee on Banking and Currency, Dec.10，1894，H.Rept.1508，53d Cong.，3d sess.，Hearings, pp.1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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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以及此后至少半个世纪内，美国是世界上唯一对商业银行存款有法定准备要求的国家（R.G.Rodkey, Legal Reserves in American Banking, Michigan Business Studies，Ⅵ，no.5，University of Michigan，1934，p.4）。1946年年底伦敦清算行在和英格兰银行磋商时同意的8%的通货比率，并非法定准备金的要求（U.K.Committee on the Working of the Monetary System[Radcliffe Committee]，Report, Cmnd.827，Aug.1959，p.119，para.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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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有关共和党货币政策条款的内容，参见K.H.Porster and D.B.Johnson, National Party Platforms,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56，p.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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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这些百分比的具体计算过程可以参见附录B。请注意，这里以及文中其他地方所提到的比率都是按连续复利计算的年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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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Phillip Cagan, The Demand for Currency Relative to Total Money Supply, New York, NBER, Occasional Paper 62，1958，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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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这段时期唯一影响到国民银行的法定准备金率的变化，是在1887年3月3日法案条款之下，芝加哥和圣路易斯银行的地位从储备城市银行上升为中心储备城市银行，其他近十个城市银行的地位从乡村银行上升为储备城市银行。该法案规定，人口在5万以上的城市（1903年3月3日法案将其更改为2.5万人）在全市3/4国民银行的申请下，可以成为储备城市；人口在20万以上的城市可以相应地成为中心储备城市。这些银行地位的上升至多影响国民银行存款的10%，而不能实质性地降低国民银行的存款准备金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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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9年前有6个州实施了存款的法定准备金要求，至1897年又有9个州实施了这项要求。其中大部分州的高能货币准备金和总准备金都在《国民银行法》规定的标准之下（R.G.Rodkey, Legal Reserves, pp.30-35）。在此期间，非国民银行存款准备金比率大概是国民银行的两倍。非国民银行所持有准备金的比率从原来的稍低于1/3，上升到现在的稍高于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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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低值硬币和银币的信用成分是指财政部的青铜、黄铜、镍和白银的货币价值减去购买成本的余额。这项铸币税被加入财政部的普通基金内，但是并未被加入记录的国库现金中。作为1890年国库券担保所持有的白银的价值是按照其货币价值计算的，所以其信用成分等于货币价值减去银条价值的余额，但是并未被包含在我们计算的国库现金的数据内。因为未被铸造的白银并不算通货，所以也未被包括在国库现金数据内。国库现金中的白银包括银元券、银币以及1890年国库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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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可能存在反应时滞。但是年度数据包含的时间间隔太长，不能用来分析可能只持续了几个月的时滞。季节调整后的月度数据和季度数据显示，黄金流动对国库现金的反应存在1-3个季度的时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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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如果我们要归纳银元运动对货币本位的信心，以及相应的经济波动和经济危机的影响，我们会发现白银购买究竟是对社会有利还是有弊取决于增加货币存量的可选模式。如果选择黄金进口，那么购买白银则对社会有益，因为白银的市场价格与货币价格之间存在差额，因此生产白银要比为了替代黄金出口、满足黄金进口而进行的出口贸易消耗更少的资源。如果选择信用货币（虽然这种情况似乎不可能出现），那么将是完全相反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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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尽管这是一个困难而复杂的判断，但是在每盎司白银的名义货币价值为1.29美元时就采用银本位制，与一开始就承诺坚持金本位制这两者间，整体看来似乎前者更为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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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采用银本位制肯定可以缓解甚至消除本国的紧缩趋势，并且很有可能缓解或消除整个世界的紧缩趋势。美国对黄金的货币性需求会急剧降低。另外，美国成功的例子可能会鼓励其他国家保持或转换成银本位制，从而进一步减轻黄金供给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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