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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由于四舍五入，国库内外各种通货的总和与第13-18列的数字会有少量差异。第6列和第12列未经季节调整，所以和表A-3和表B-3的第1列有所区别。“黄金”包括金币和金元券；“白银辅币”包括银元和银元券，“美国流通券”包括大额通货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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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低值硬币没有分开列示。其在国库中的数量从未超过320万美元；在国库外的数量从1900年的2600万美元上升到1914年的570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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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同表A-1和表A-3的第1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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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1897-1914年高能货币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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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其他”包括美国流通券、白银辅币，从1900年起，还包括低值硬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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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表8，第7-12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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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黄金和国民银行券之外的货币没有实质性的增长，这反映了当时的发行情况：国库内外的美国流通券基本处在1878年法案规定的最大值不变；1890年国库券到期，银元券替代了其位置；银元和银元券增加，以致1893年前国库购买的银条被铸造；白银辅币和低值硬币（从1900年开始，后者包含在表8中）是按需发放的，所以其流通中数量的增长率处于公众持有的通货和商业银行存款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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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金本位制法案》使银行发行更加有利可图，于是此后国民银行券的数量快速增长。[68]1907年法案的一个较小调整也产生了类似的效果。[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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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国库现金在绝对数量上基本保持稳定，但是相对于高能货币存量却是迅速下降的。经过了货币本位危机，国库现金的规模和组成变得不再至关重要。国库中黄金的数量不再是报纸经常评论的对象，小的改变也不再引起投机性恐慌。经过危机也降低了这样的可能性：某种形式的国库现金因为始料未及的法定票据赎回而耗尽。尽管财政部对货币市场的干预程度更高了，但是国库现金在两年间的波动幅度却比早些时候更小了，尽管在某些年份中，年度波动更加剧烈。[70]这些情况一定程度上是由财政部的干预引发的，而这种干预一方面是为了减少仅仅由收入盈余带来的现金余额，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抵消公众对现金季节性需求的变化。然而，国库现金对高能货币总额比率的下降，最主要反映了财政部采取措施以维持其在商业银行大规模的存款，从而能够通过改变存款的规模来控制货币市场。结果，这些存款相对于商业银行存款总额有所增加，特别是从1900年到1909年，同时也表现出更大幅度的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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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从数学意义上来说，高能货币的变动是1897-1914年货币存量上升的主要因素，但是其他因素不论是从整个时期还是短期角度看，都是不容忽视的。一个假设也许能比表8更清楚地表现出这些因素的重要性。假设从现在开始，忽略美国政府增加货币存量对世界其他国家货币存量和价格的反作用。美国货币存量总的增长基本上是一样的，无论它是如何实现增长的。假设两个存款比率在1897-1914年保持不变，要达到实际获得的货币增量，高能货币在1914年的增量需要达到1897年的3.6倍，而不是2.28倍；也就是说，1914年高能货币量应该为54.89亿美元，而不是34.82亿美元——1897-1914年间的增长应为39.65亿美元，而不是19.58亿美元。假设黄金在高能货币增长中发挥的作用与实际情况相同，那么要使高能货币增长这么多，国库外的黄金存量应当增长24.3亿美元，而不是12亿美元。后一个数字接近于1897-1914年世界黄金货币存量增长量的1/3；而若假设的数字更大，将超过3/5。因此，考虑到这些情况，忽略美国货币存量增长方式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反作用，而满足于近似情况下得到的一个估计值，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商业银行存款相对于准备金的增长，以及公众持有存款相对于通货的增长，都对世界范围内货币存量的增加和世界金价的走势有很大的影响。当然，它们对美国的货币存量和物价的变动也具有可预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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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货币史：1867-1960（精校本） [:1703687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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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回顾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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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采用一种和上文截然不同的方式来划分本章和前两章所讨论的这段时期，从而总结出其更广泛的特征。之所以采用这种方式，是因为以国民经济研究局编年表中指定的1893年1月的经济周期顶峰为中心，前20年和后20年的经济活动有惊人的相似性。两者都是从一个很长的经济困境期开始的：1873-1879年间的严重经济紧缩和1893-1896年或1897年的混乱时期。虽然国民经济研究局认为从1894年6月至1895年12月的18个月处于经济扩张期，然而该轮经济扩张是温和的，并且1895年的顶峰仍低于充分利用经济潜力的水平。在这两段困难时期——美国之外的其他许多国家也处于经济困境中——货币的不确定性都大大加剧了经济紧缩：一次是由于恢复铸币支付；另一次是由于美国可能用银本位制代替金本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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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段时期中，都是由一个政治性事件结束了不确定性——1879年官方恢复了黄金支付和1896年Bryan竞选总统的失败——并且因为偶然的美国农作物丰收和国外歉收而得到巩固。两个时期之后，都出现了货币存量、物价和产出异乎寻常的急剧上升，这看起来似乎是对前期经济困境的反弹。最后，在两个时期中，经济反弹之后都是10年左右的经济持续温和增长期，中间被银行业危机所打断，但银行业危机并没有造成持久的经济混乱，因为它主要反映的是没有因国外支付而严重复杂化的国内情况——第一段时期是在1884年；第二段时期是在1907年。在两个时期的产出行为上，可能唯一值得注意的不同是1882-1885年出现了不同寻常的持久且严重的紧缩，后一个时期中并没有这样的情况，除非将1908-1914年这段以周期性紧缩为特征的时期也算上。当然，除此以外，两时期价格的走向也截然不同——前一个时期为普遍下降，后一个时期则为普遍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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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体现了两时期对应阶段中各种变量走势的相似性。时间段的选择具有一定的任意性。为了提供某种客观的标准，我们采用了国民经济研究局的参考年表。货币不确定性的开始阶段是从经济周期顶峰到经济周期谷底——尽管在两个时期二者都不是紧密相随的；反弹阶段是从周期性谷底到周期性顶峰；稳定增长阶段是从一个周期性顶峰到下一个周期性顶峰。理论上，决定用哪一个顶峰或谷底作为一个阶段的起点或终点具有随机性。而实际操作中，这些经济周期都被非常清晰地区别开来，因此在选用哪个转折点上很少存在疑问。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是，应采用国民经济研究局的年度数据还是月度数据，因为这会在至少一种情况下造成不同的结果。[71]月度数据是货币序列，年度数据则是其他序列。1907年之后，货币数据是月度性的。1882-1906年，货币序列给出了连续几年6月30日的货币存量；在该时期，每月参考日期所在年份是基于货币数据日期和参考转折点的最小差距进行选择的。1875-1881年，有2月底和8月底的货币数据，这样误差会更小。然而，收入序列只有年度数据，为了具有可比性，对于价格序列我们也采用了年度平均数据。我们用这些序列来决定上述问题，因此我们采用的是年度参考日期。通过采用可获得的平均年度数据，我们将整个表格中的货币序列变为年度数据。除了下面提到的一点，不论采用哪个数据集，总体情况都是十分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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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美国货币史上两个相似时期的比较：1873-1892年和1892-1913年各种变量的变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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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变化率是从初值到终值，假定是连续复利；由终值和初值的自然对数之差除时间间隔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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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货币存量，表A-1中的年度平均数据，列（8），以6月30日为中心。批发物价，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s to 1957，Bureau of the Census，1960，Series E-1，E-13，pp.115-117。人口数量，资料来源同批发物价，Series A-2，p.7。其他序列，资料来源同图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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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9中用1903年取代1902年作为反弹阶段的结束，是因为我们在表7中选用的是年度参考数据，而不是月度参考日期所在的年份。但遗憾的是，这违背了我们先前评论的经济事实，即在紧缩发生前货币存量就有增速下降的趋势。货币存量在1901-1902年以低于1900-1901年的速度增长，1902-1903年的增长速度则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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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中的数据表明1893年的前后20年情况显著相似，特别是前面提到的经济反弹（参见本章第1节）。在货币不确定性阶段，物价的变动比实际收入的变动更具相似性。表中数据显示，实际收入总额和人均实际收入在1873-1878年的紧缩期中都以非常快的速度上升，而在1892-1896年中却都降低了。然而，正如我们在第2章中看到的，前一阶段的收入数据是近似的，并且在紧缩期几乎肯定是高估了实际收入的上升。所以，这个结果可能更多地反映了我们资料的准确性，而不是两个时期的有效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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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最有趣的结果可能是两个经济稳定增长的10年间，实际收入和名义收入变动的对比。总收入和人均收入的增长率在1882-1893年和1903-1913年大体相同。另一方面，在第一时期，物价以2%-4%的速度下降——取决于采用的物价指数；在第二时期，以2%左右的速度上升。从这里给出的数字来看，这些差异主要是货币流通速度的差异。货币存量的增长在第一时期也略低于第二时期。然而，前面提到过，具体日期的选择会带来可预测的差异。按照我们的估计，1892年的货币存量是高于1891年和1893年的。如果用月度周期高峰所在的1893年作为相对稳定增长时期的结束，则货币存量的变化率将是4.4%而不是5.4%；另一方面，在第二时期采用包括月度数据的年份（即1902-1913年，而不是1903-1913年），会略微提高增长率——从6.00%提高到6.02%。如果包含月度参考数据的年份被包含年度参考数据的年份所代替，那么相对于稳定增长的前10年，后10年的货币存量增长率会比表中显示得更快。在图8和图13中对所选择的初始值和终值，将两个10年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而不是单独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