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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Simon估算，游客支出总额——包括美国旅游支出、移民汇款和移民资金——从1897年的1.16亿美元增长到1900年的1.62亿美元。这是1861-1900年Simon估计区间的最高值。游客支出总额虽大，但在这段时期内的变化太小，无法解释1897年到1900年贸易收支账户的变化。（Matthew Simon，“The United States Balance of Payments，1861-1900”，Trends in the American Econom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tudies in Income and Wealth, Vol.24，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for NBER，1960，p.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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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当时的一些评论家认为这一解释相当重要。例如，在“每年回顾”专栏中，Commercial and Financial Chronicle对于1897年评论道：“欧洲公众坚定地认为，除非我们的货币与金融体系彻底恢复正常，否则国家前途未卜。于是他们拒绝在美国进行任何新的大规模投资。另一方面，他们还不时趁着证券价格走高之际，卖掉手中的证券来撤回投资。”（1898年1月1日，第5页）对于1899年，它评论道：“对股票市场疯狂的投机买卖使我们赞成从欧洲持有者手中大量购回债券。在前几个月，一直有国外投资者在出售金边债券（gilt-edged securities），当时这类证券高昂的价格刺激了出售行为。”（1900年1月6日，第4页）对于1900年，它评论道：“……11月选举之后，股票价格飞涨，其欧洲的持有者出售了手中的大量股票和债券。”（1901年1月5日，第6页）另外可参阅C.A.Conant，“Securities as Means of Payment”，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ⅪⅤ，1899，pp.193-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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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些评论同样和下面这种情况是一致的，即资本的转移不是出于对美元不信任而产生的投机行为，而仅仅是为了获得比在美国更高的投资回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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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财政部部长Gage这样描述公众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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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弥漫在东部和北部海岸的病态恐惧已经或多或少地向我们发出了警报。头脑简单的存款人从储蓄银行里提走了资金；大城市商业银行的现金准备流向存款机构。存款利率上升，债券价格下降。甚至美国较早发行债券的年收益率也跌至3.1%-3.25%。这就是4月末5月初金融市场的状况（Annual Report on the Finances，1898，p.xc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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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直接影响，其方向也根本无法预测。国内利率的升高会吸引资本流入；对于货币稳定性的不确定又会促使资本流出；国内银行或金融机构增强自身头寸的意愿会导致国外的资本回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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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此次发行为平价发行，利率为3%，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可以充当国民银行券的担保，对国民银行来说十分具有吸引力（Annual Report on the Finances，1898，p.xc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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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在1898年的9月和10月，Gage预付了利息和到期政府债券的本金，同时还增加了政府在国民银行的存款。从1898年11月到1899年，政府存款的水平一直居高不下，因为西班牙战争的支出低于为该战争筹备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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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The Financial Situation”，Commercial and Financial Chronicle, Dec.16，1899，p.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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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这个推测是1900年提出的，当时英国资本的净出口估计值略高于1899年。在1901年和1902年，当发起战争的金融成本变为最重要的因素时，资本输出下降到1899-1900年水平的大约一半（A.K.Cairncross, Home and Foreign Investment，1870-1913，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3，p.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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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货币在国外比国内更值钱，当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如此……”（Commercial and Financial Chronicle, Jan.5，1901，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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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Cleona Lewis（America’s Stake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s, Washington Brookings，1938，pp.335-340）收集了美国这些年持有的外国债券组合已知的变动情况。第179-329页介绍了有关1897-1901年美国直接投资的资料——往往不是定量数据，这些投资包括下列领域：贸易和银行业、金银开采、石油生产、铜和其他工业矿产、农业企业、公共事业和其他企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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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根据我们资本流动的年度数据，1897-1908年间美国的资本净出口为17亿美元。因此，人们可能预期那段时期美国的净外债减少了。然而，根据已有的数据，事实恰好相反：美国的净外债增加了12亿美元；尽管1897-1908年间美国的海外投资增加了18亿美元，其外债还是增加了30亿美元（Lewis, America’s Stake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s, p.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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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Goldsmith发布的1900-1912年的数据，美国的资本净出口为13亿美元，净外债没有发生变化：美国的海外资产增加了24亿美元，而在美国的外国资产增加了23亿美元（R.W.Goldsmith, A Study of Sav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5，Vol.Ⅰ，Tables K-6，K-7 and K-1，col.8，pp.1089，1093，1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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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际金融统计数据中的流量和存量，即使两组数据都是完全准确的，它们之间也可能存在差异。一些影响存量的因素可能不会影响流量的变化，例如海外利息和分红的再投资以及股票的再估值。另外，存量的组成部分与流量的组成部分并不是严格一致的，例如，Goldsmith的流量数据中包含了黄金存量的变化，而美国的黄金存量并没有包含在美国对外的债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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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20世纪前10年这段时期，即使有更新和更加精确的数据，流量和存量之间仍存在不可解释的差异。流量数据通常被认为更加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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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Oskar Morgenster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Transactions and Business Cycles, Princeton for NBER，1959，Chart 58，facing p.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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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我们之前的讨论关注的是可能用来解释外国投资资本的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的因素。我们讨论的是这些曲线的数量轴，因此实际上考虑的是既定价格下数量的变化。同样，我们也可以讨论价格轴，在这里价格即利率。我们也可以不问为什么会发生资本输出，转而问为什么两国利率的差异会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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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为了缓解1899年11月货币市场的压力，财政部部长L.J.Gage于11月15-30日以溢价230美元的价格购买了1840万美元的政府债券；12月1-23日，又购买了约100万美元的政府债券。当时，12月面临更严峻的挑战，纽约各银行组成银团借给纽约交易所1000万美元，同时Gage宣布会将3000万—4000万美元的财政收入存到国民银行存款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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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在1901年4月2日至6月30日期间，财政部部长为偿债基金以190万美元的溢价买了1440万美元的政府债券（Annual Report on the Finances，1901，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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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财政部以210万美元的溢价购买了770万美元的债券，增加了500万美元的政府银行存款，并且预付了将在10月1日到期的政府债券的利息（Annual Report on the Finances，1901，pp.20，152；Commercial and Financial Chronicle, Sept.14，1901，p.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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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Annual Report on the Finances，1906，p.49；另外参阅A.Piatt Andrew，“The Treasury and the Banks under Secretary Shaw”，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Aug.1907，pp.554-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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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不管在过去，还是在现在，财政部的债务管理权力都可与联邦储备体系的公开市场操作权力相提并论。这种在商业银行存入或撤出资金的权力，与现在对商业银行准备金施加影响是等同的。这种影响是通过将政府存款从商业银行转移到储备银行，或通过支出储备银行的政府存款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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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w这样描述他所要求的改变存款准备金要求的权力：“……一个较好的计划，在我看来，应该是赋予财政部部长这样的权力，令所有银行在他指定的时期内少量逐渐地增加准备金，并在它们自己的金库中储有同样数额的储备；同样在他认为合适的时候可以让所有银行释放准备金来最好地服务于国家的经济利益。”（Annual Report on the Finances，1906，p.48.）这种权力同联邦储备体系目前的改变准备金要求的权力是相同的，联邦储备体系在1935年被永久赋予了这项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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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w同样希望获得权力来控制票据的发行。他建议的一项控制措施是授权财政部改变银行每个月存放的、用来减少流通中票据的法定货币的限额：“……应该赋予财政部部长权力，在任何时间终止货币的流通，并使这一限制最好地服务于国家的经济利益”（同上，第46页）。另一个措施是改变偿债基金要求：“假设财政部部长有权令国民银行每15天向偿债基金存入它们发行通货的1%（在夏天），这将会令国民银行发行的通货数量减少6000万美元，并且通过要求债券仍然存储在财政部，如果有必要的话，国民银行可以在秋冬再次发行相同数量的通货”（同上，第49页）。另外一个措施是增加对国民银行券的政府债券担保要求的弹性，从而使银行能以超出存储债券的面值发行国民银行券：“通过删除目前银行票据法规中‘以存放在美国财政部的美国债券为担保’的字样，使额外货币发行不需要特殊性质”（同上，第44页）。最后的措施是确定不同情况下银行发行紧急通货的税率，“财政部应该有权制定信用货币发行的税率”（Leslie M.Shaw, Current Issues, New York, Appleton，1908，p.306）。对票据发行的这些控制权较之联邦储备体系发行联邦储备券的权力可能较弱，但是这些权力可能会使财政部对流通票据规模施以有效的间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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