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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按Shaw的要求扩大财政部的权力，那么其权力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联邦储备体系的权力之间的主要区别并不在于可使用的控制手段，而在于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相比，战前任何货币当局在采取措施时都要受到金本位制的严格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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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E.Goodhart对我们这个注释的早期版本，以及该章的其他部分提出了意见。我们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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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Annual Report on the Finances，1906，p.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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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在银根最紧的时期，他令国民银行增加了2600万美元的发行额。在前一年的夏天，他曾建议中央储备城市的18家较大的国民银行增加它们的发行额，以备秋天所需。其中15家银行同意发行1200万美元的货币，但是实际上只发行了700万美元。在银行同意创造相等的，甚至两倍于存款数量的通货的前提下，政府又增加了在这些银行的存款。通过这一方式，国民银行又增发了400万美元通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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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允许以部分州债券和市政债券作为政府存款的担保，条件是由此发行的政府债券必须用来作为发行另外的国民银行券的担保。几个星期之内，银行吸收了2000万美元作为担保的州债券和市政债券，票据发行额增加了1500万美元（Annual Report on the Finances，1902，p.58；1903，p.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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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08年，纽约城市清算所协会在计算银行准备金要求时仍然包括了政府存款，尽管财政部部长已经免除了政府存款的准备金要求（参见注释[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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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Annual Report on the Finances，1906，p.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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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对“适应过程”进行的强调是必需的，因为与对价格以特定速度上升的充分调整相比，对价格以一定速度下跌的现象作出充分调整，意味着货币流通速度要降低，但是由实际收入变化而导致的货币流通速度的年变化不会时大时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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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人们在1885-1891年“仍处于对价格下降的适应过程中”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从一个更长的时期来看，我们会发现大约自1865年起价格就一直在下降。尽管如此，1879年的铸币恢复支付可能明显影响了人们对价格走势的预期，而这种预期为1879-1882年价格的急剧上升所证实。因此与我们的讨论相关的价格下降应始于1882年而不是186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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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因为法律禁止财政部在银行存放关税收入，所以对于Shaw来说，唯一可以存入银行的美国资金就是国内税收和各种杂项收入。8月27日，Shaw宣布他已经将国内税收和各种杂项收入中的3850万美元用于补贴货币市场。虽然把已经上缴财政部的钱再次转给银行这样的做法与现存程序恰恰相反，但是Shaw坚持，银行存款机构实际上也只不过是财政部的一个部门，将资金转给它们不过是在财政部内部从一个部门转给另一个部门。秋季，Shaw在国民银行存了1400万美元，购买了几乎相同数量的国债来预防市场季节性吃紧。（Andrew，“The treasury and the Banks”，pp.540-541；Annual Report on the Finances，1906，pp.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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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当纽约银行的准备金低于法定要求时，通知存款利率在11月升到25%，在12月时该利率甚至更高（Commercial and Financial Chronicle, Jan.6，1906，pp.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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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Andrew，“The Treasury and the Banks”，p.543；idem，“The Partial Responsibility of Secretaries Gage and Shaw for the Crisis of 1907”，Publications of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3rd series, Vol.Ⅸ，1908，p.224；and unsigned“Note from Washington”，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Jan.1908，p.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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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月，Shaw在7个主要城市存了1000万美元证券，而不是国债，并称在7月可以将存款取出。1906年4月初，纽约银行准备金吃紧，财政部部长增加了国民银行的存款，国民银行保证进口同等数量的黄金。存款可以作为临时贷款，只要黄金一到就会还给财政部。银行获准将运输中的黄金作为部分储备，与财政部办理进口黄金事宜的有效时间是4月14日到5月29日。大约5000万美元黄金以这种方式进口，尽管在第二季度黄金净输入量仅为410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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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纽约银行准备金再次跌落到法定要求以下，导致短期拆借利率升到40%（Commercial and Financial Chronicle, Jan.5，1907，pp.17-18）。9月5日，Shaw宣布从9月10日开始，他会再次在银行存放政府资金以抵御黄金危机，在随后的一个月里，他存了4660万美元。9月27日，他在26个不同城市的银行又存了2600万美元政府存款，此款项在1907年2月1日后返还；12月5日又存入1000万美元，此款项在1月20日和2月1日之间返还（Annual Report on the Finances，1906，pp.8，3940；Andrew，“The Treasury and the Banks”，pp.547，551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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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ew认为（p.544），Shaw试图使银行在不需要等待汇率下降到正常输入点时通过输入黄金来获利，然而Shaw否认银行获利。他宣称，如果银行买入外汇的话，英镑汇率已经下降到可以确保黄金输入的水平（Annual Report on the Finances，1906，p.39）。总体上来说，Andrew并不赞同Shaw采取的对货币市场进行季节性调整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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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O.M.W.Sprague, History of Crises Under the National Banking System, National Monetary Commission, GPO，1910，p.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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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应该在1907年2月1日收回的1906年9月的政府存款，由于“不利条件”直到6-7月才收回（Annual Report on the Finances，1907，pp.50-52）。在3月14日到6月24日之间，财政部收回了当年到期的2500万美元的贷款，利率为4%，利息在7月1日预先支付。1907年3月4日之后，除所在地有财政部从属机关的之外，所有关税征收者都将收取款项直接存入当地国民银行存款机构（资料来源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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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A.F.Burns and W.C.Mitchell, Measuring Business Cycles, New York, NBER，1946，p.403，Table 156，and a revision and extension of that table in Business Cycle Indicators, G.H.Moore, ed.，Vol.Ⅰ，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for NBER，1961，p.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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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此时数据变为月度数据并非简单的巧合。货币因素在经济紧缩中起到的关键作用使所有银行开始对其数据进行改进，从而使我们可以以月度数据为基础进行分析。第一份按周划分的非国民银行资产负债表，可以追溯到1909年4月28日，由国家货币委员会编纂。危机过后，非国民银行向州监管机构提交的报告有了很大的改进。这些数据作为月度数据的雏形，结合国民银行数据，使我们构建所有银行年度数据间的赎回日估计成为可能（参阅表A-1的资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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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其中四个是国民银行，三个是州立银行，一个是信托公司，它们的总存款额为710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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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在金融界没有多大名望的人通过保证金获得了股权，从而操纵了这些银行。他们利用银行进一步对开采铜矿公司的股票进行投机买卖。当这些股票的价格急剧下降时，储户就会变得恐慌，挤兑由此产生。（Sprague, History of Crises, pp.246-251；Mitchell, Business Cycles, pp.515-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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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Knickerbocker信托公司总裁与陷入困境银行的某个董事的企业有业务往来。10月21日，为Knickerbocker信托公司清算的清算所的成员银行宣布它第二天将不会继续为这家企业清算。Knickerbocker信托公司总裁立刻辞职，但这并没能减轻储户对公司的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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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Sprague, History of Crises, p.252.直到1911年6月，信托公司才成为纽约清算所的成员。1903年，清算所出台了一项规定，要求通过该协会成员清算的所有信托公司必须积累一定的准备金，这些储备低于银行的准备金，但是比当时大多数信托公司持有的准备金都要高。有些信托公司为了维持其清算安排，接受了该规定，Knickerbocker信托公司就是其中的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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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Response of the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to Senate Res.No.33 of Dec.12，1907，S.Doc.208，60th Cong.，1st sess.，1908，pp.8-9，23，227.事实上，这些存款为当地的取款提供了资金。在10月19日至31日，财政部部长在纽约银行总共存入了3600万美元。另外，从8月28日至10月14日，又有2800万美元主要存在了外部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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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这一时期重要的学者Sprague认为，清算所银行应该发放清算所贷款凭证，使银行能够更自由地向借款者扩大贷款，而且也能防止某些银行因清算余额不足而变得脆弱。他把清算所协会的不作为归因于其错误的理念，即认为清算所贷款凭证的发放可能会引起铸币支付限制（参阅Sprague, History of Crises, pp.257-258，272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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