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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咨询委员会（由12个银行家组成，每个储备银行选举一个）建议“目前不需对贴现率做进一步的变动”，一周后波士顿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提高了贴现率（Federal Reserve Board, Annual Report for 1919，p.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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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Hamlin Diary, Vol.5，Dec.12，30，1919，pp.82-87，109110.尽管Strong赞成单一贴现率，但他坚持“为了鼓励银行在乡村的发展，并且这种特殊类型的票据资产比其他任何商业票据产品都要好”，承兑汇票的优惠贴现率是合理的（Chandler, Benjamin Strong, p.160）。这个主张与财政部给予由政府债券担保的票据优惠贴现率的理由在本质上是一样的，Strong在几年之后摒弃了这一观点（见第6章的注释[66]）。在12月30日，纽约也把它的购买承兑汇票的最低贴现率提高到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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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Hamlin Diary, Vol.5，p.89.Strong在1919年年初就作出应提高贴现率的判断，这一判断隐含在他稍后在农业调查联合委员会之前的陈述中（Benjamin Strong, Interpretations of Federal Reserve Policy, W.Randolph Burgess, ed.，New York, Harper，1930，pp.xvi，8588）。这段插曲也可参见Harold L.Reed, The Development of Federal Reserve Policy,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1922，pp.298-315；and Chandler, Benjamin Strong, pp.119，139160。也可见本书第6章的第3节和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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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Report of the Joint Commission of Agricutural Inquiry，67th Cong.，1st sess.，H.Rept.408，1922，partⅡ，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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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Harding, The Formative Period, p.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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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另一家中央银行行长的回忆录与Harding的回忆录形成了有益的对比，它戏剧性地揭示出在完全相同的法规环境下，中央银行官员的个性是如何影响其相对财政部的立场的。见Emile Moreau, Souvenirs d’un Gouverneur de la Banque de France，Éditions M.-Th.Genin, Librairie de Médicis, Paris，1954，passim。Moreau在1926-1928年法郎稳定时期是法兰西银行的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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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Harrison, Special, No.2，Credit Policies of Federal Reserve System，1914-1934，p.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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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注意到，该备忘录没有像我们那样对1919年行动可能产生的结果和1920年实际行动产生的结果进行区别，正如引用的这句话前面的句子所阐述的：“在制止1919-1920年经济过热时，联储体系的措施并不为人们所认可，不管采纳的政策从长期来看多么有利，中央银行制止过热的行动从来都没有，并且将来也不会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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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当Harding没有再次被任命为主席后，他离开了委员会，并且在1923年1月担任了波士顿联储银行的总裁，他的工资要比先前在委员会时高出两倍还多！1930年，Roy A.Young辞去联储委员会主席且成为波士顿联储银行的总裁，同样的情况再次发生。同样，Young在担任联储委员会主席期间的表现也不尽如人意（见第7章的注释[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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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Hamlin对Miller的行为非常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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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晚稍后的宴会上，Glass向Hamlin承认“他不确定他的投票是否正确……他看起来非常不安和担心”（Hamlin Diary, Vol.5，Jan.21，1920，pp.13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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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在接受了委员会投票决定的贴现率计划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董事们从一家华尔街法律公司获得了关于委员会决定贴现率权力的意见。该意见对委员会的做法表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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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的结论是，储备银行有权自己确定贴现率，但是委员会有权改变已确定的贴现率。”（Chandler, Benjamin Strong, p.167.）Chandler对委员会措施的评论是：“如果Strong仍在职，委员会这样做，将会引发一场多么激烈的斗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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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波士顿、芝加哥和明尼阿波利斯储备银行在6月把再贴现率提高到7%。4月和5月，亚特兰大、圣·路易斯、堪萨斯城和达拉斯储备银行采取了累进的贴现率计划，将之作为约束成员银行借贷的方法。如果联储体系在1919年发起该计划的话，就不会在1920年提高贴现率。1920年4月的《费伦法案》（Phelan Act）允许储备银行在委员会同意下，首先，决定每个成员银行的再贴现额度的最大值；其次，对于所有成员银行的再贴现，如果额度超过正常限额，可以确定向上的累进贴现率，这一累进贴现率应当平等地适用于所有成员银行。在1920年年末或是1921年储备银行放弃了该贴现率累进计划，亚特兰大和达拉斯储备银行都实施了7%的贴现率。农业地区的脆弱的银行对贴现率累进计划尤其不满。1923年3月4日的《农业贷款法案》废止了《费伦法案》的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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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波士顿储备银行在4月15日把利率降到6%，它是唯一先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动的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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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0天前，Strong指出英格兰银行指定了黄金的用途，“不再把黄金计入联储银行准备金，这样可以降低基于高准备金率调低贴现率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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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如上所述，波士顿储备银行获准可以降低贴现率，而亚特兰大储备银行不得不等到5月6日之后才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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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Hamlin Diary, Mar.29，Apr.4，9，12，28，May 5，1921，pp.66-72，81，8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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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日记证实了Chandler关于Strong不会赞同1920-1921年政策的判断是正确的（Chandler, Benjamin Strong, pp.169-170）。尽管有证据表明，当1920年12月Strong在伦敦时，他明显倾向于适度放松紧缩的货币政策（也可参见Strong, Interpretations, pp.xvi，133）。Chandler指出Strong对联储体系存在误解，认为联储体系采纳了Bagehot以高利率进行自由借款的规则，并且联储体系忽视了Bagehot的规则仅限于短期货币市场恐慌，而不适用于长期紧缩（Benjamin Strong, pp.173-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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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贷款在东部地区比在农耕地区流通性更强。1920-1921年大量的再贴现反映了这个事实：为了保证准备金比率在法定最低比率之上，农耕地区的储备银行主要向东部工业地区的银行寻求帮助。农产品价格的剧烈下降开始于1920年1月，大约在物价指数总体到达顶峰的前4个月，主要是因为随着欧洲农业产量的恢复，来自国外的需求减少了。因为农民很难获得银行的贷款，所以他们在1920年秋通过熟悉的财政资金农产品贷款，或向恢复经营的战争金融公司（War Finance Corporation，该公司在1920年5月曾暂停业务）寻求融资。在1921年1月4日通过了一项联合方案，推翻了总统的否决票，国会重新允许战争金融公司为农产品和其他产品出口发放贷款。战争金融公司的年度直接贷款总量从1920年的4500万美元上升到了1921年的1.12亿美元以及1922年的1.96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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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Annual Report for 1920，pp.6-17；1921，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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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联邦储备法》的11（c）节批准联储委员会可以“暂停法定准备金要求的时间不应超过30天，并且对于重新恢复暂停法定准备金要求的时间不应超过15天：例如，对于低于本法案在下文设定的法定水平的准备金应设立累进税；比如，联邦储备券的黄金储备比率若低于40%，联储委员会应该对不足额度设立一个每年不超过1%的累进税，直到储备比率降到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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