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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ong比其他任何人都拥有更多的联邦储备体系内外金融业领导的信任和支持，拥有使其观点广为接受的个人影响力，以及据此行动的勇气。他在最后一封有关联邦储备体系政策的信件，即在1928年8月致Walter Steward的信件中，谈到了实行宽松货币政策，以预先应对Steward所担心的“临界点”的迫近的必要性，并评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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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我担心联邦储备体系内的犹豫不决和意见分歧所带来的后果……如果联邦储备体系不愿采取行动，那么我认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应该独自采取行动。尽管这不符合我们一直以来致力于建立和保持的传统，即不应由单个银行进行大规模的公开市场操作，但是在非常时期需要非常措施。[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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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4月，联邦储备体系终于开始采取大规模的公开市场购买措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一位董事回忆，当时他曾经询问过Strong，“为什么储备银行购买政府债券的权力要加入《联邦储备法》中”，而Strong的回答是：将权力加入法案中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使用权力。Strong进一步表示，这种权力如果能够得到广泛使用，将会消除任何我们可能面对的恐慌。[170]如果1930年秋Strong仍然在世，且仍然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领袖，他很有可能清楚地认识到了即将到来的流动性危机的本质，并且在其经验和信念的支持下，会采取有力而适当的措施对危机给予迎头痛击，他也会有足够的威望得到整个联邦储备体系的支持。Strong深知货币政策不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因此也不会因为暂时持续的经济下滑而对扩张性政策失去信心。[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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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ong于1928年8月退休，并于当年10月离开人世。一旦他退出了这一舞台，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到的，无论是联邦储备委员会还是各储备银行都未做好继续接受纽约联邦储备银行领导的准备。[172]Chandler在他的自传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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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ong的过世使得联邦储备体系失去了事业的中心和公认的领导。联邦储备委员会决定不再由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担此重任。但联邦储备委员会本身也无法胜任。当时它还很软弱，分歧明显，尽管1927年Young接替了Crissinger的位置。另外，几乎所有的联邦储备银行（包括纽约联邦储备银行）都不愿意接受联邦储备委员会的领导，部分原因在于其人事，部分原因在于它们认为联邦储备委员会只是监管和评估机构。这些都使得联邦储备体系在行动中很容易举棋不定，陷入僵局。[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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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外的其他储备银行为了在决定公开市场政策时获得更大的决策权，于1930年3月扩展了公开市场投资委员会的成员范围，使其包含所有联邦储备银行的总裁。公开市场操作现在需要得到12位总裁（而不是原来的5位总裁）中大部分人的同意。同时这12位总裁“分别听命于各自董事”，而不是像Strong在位时那样，5位总裁皆听命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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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Strong还在世，肯定不会发生权力中心的转移，这种转移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Strong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接班人Harrison是名律师，1914-1920年任联邦储备委员会的顾问，然后成为Strong在纽约的副手之一。在1929年和1930年，他的行动颇有Strong的遗风，试图发挥相同的领导力。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回归到自己本身的个性——一名能力很强的律师以及优秀的管理者，他希望能够考虑事件的方方面面，并花费极大精力调和不同人的见解，以达到和谐的状态。他的观点的确令人信服，但是他过于通情达理从而无法主导整个联邦储备体系。然而，如果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构成没有发生变化，他的政策在1930年6月可能会被广为接受——虽然该变化可能是对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独自应对股票市场崩溃的反应。但事实是，他在联邦储备体系内没有足够地位，在联邦储备体系外没有足够声望，也不具备在面对激烈的反对甚至是反应平平的情况下，仍然使其政策观点被广为接受的个人能力。他的建议一次又一次地被其他银行的总裁们投票否决。当总裁们最终于1932年春同意进行大规模公开市场操作的时候，他们也并不热心，只希望能尽快结束。1933年1月20日，Harrison告诉Hamlin，大部分总裁事实上希望进行相反的公开市场操作，即大量出售政府债券。[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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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前提及，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与其他储备银行在对货币问题的理解程度和水平上表现出很大的差别。考虑到某些银行的操作环境及其职责，这种差异是可以理解的。纽约是全国最活跃的金融中心。证券市场（尤其是政府债券市场），以及国际金融交易的中心都集中在纽约。纽约是美国唯一一个既是国内也是国际的货币市场。尽管《联邦储备法》企图削弱纽约在银行体系中的统治地位，但是国内其他地区对资金的需求仍然通过其他储备银行集中到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并且其他地区的银行仍然和纽约的银行保持相应的联系，尤其是在股市繁荣时期之后。因此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对金融市场的状态，以及纽约和全国其他地方银行所面临的流动性压力非常敏感。所以在各储备银行中，只有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实际上具备全国性的视野，并且一直习惯于认为自身可以影响信贷市场的状态，而不仅仅是被动地做出反应。而其他储备银行无论在地位还是眼界上都更为狭窄，更趋向于对源自其他地方的金融事件做出反应，更关心眼前的地方性问题。因此，他们更有可能认为联邦储备体系应该根据其他因素做出调整，应该来主导整个局面。他们从未有过担任领导者和承担全国性职责的背景，而且倾向于嫉妒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对后者的任何提议都提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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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转移的形式——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从一个5人委员会中的领导者，变为一个执行12位总裁所采纳政策的执行委员会的领导者——同样有着重要的影响。一个由12位总裁组成的委员会，其中每个人都认为自己与所有其他人的地位相同，都是为了加强地区间独立性而设置的某个机构的首席执行官，更容易在采取观望态度而不作为的政策上达成一致，而不是采取决定性的和大规模行动的一致政策，以避免承担公共责任。[175]有句话被用来形容委员会，诙谐但却不失真实：委员会是一群不知道该做什么的人，聚集在一起决定什么都不做。这句话用来形容公开市场政策委员会尤其适合，其成员来自分散的不同城市，对于具体问题的见解，以及对长期合作过程中所产生的责任的理解都存在很大差别。这样一个委员会根本不能果断地采取行动，除非其中碰巧有一个能够服从，并习惯于做主的人。Strong也许可以胜任这一角色，而Harrison却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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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联邦储备委员会拥有足够果断和睿智的领导力来帮助Harrison克服来自其他银行的阻力，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到其他储备银行的权力转移就不会起到决定性作用。但是，联邦储备委员会内一直不具备这样的领导力。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联邦储备委员会在联储体系政策的制定方面从未扮演过关键角色。一直以来，它都只是监管及评估的机构。[176]在1929年年初，在处理投机问题上它用“直接施压”的方法取代了数量方法，是因为它对改变贴现率拥有否决权，而不是因为它能赢得其他银行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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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融界和联邦储备体系内，没有任何一个联邦储备委员会成员拥有和Strong相当的声望，或可以与之相比较的经验、能力和勇气。Roy Young，在1930年9月1日前担任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主席，显然也是个很有能力的管理者，而Strong也支持过他的上任。然而，他在储备银行和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冲突中起到了领导作用，并且强烈反对进行政府债券的公开市场操作。后来他离开联邦储备委员会担任波士顿储备银行的总裁，这个职位使他得以继续施加影响，反对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所主张的政策——并且还和从前一样有效。接替Young的是Eugene Meyer，他在1917年离开华尔街的经纪公司任职于一个战时机构，成为战时金融公司的首脑，其后又在包括联邦农业贷款委员会在内的许多政府机构任职，最终于1930年加入联邦储备委员会。Meyer的就职时间恰好在Harrison未能说服其他储备银行总裁参与公开市场购买，以及第一次流动性危机发生之前——两种情况都很难使联邦储备体系大幅改变其政策方向。也许，如果他能有更多时间培养在联邦储备体系的领导力，他确有可能带领联邦储备体系走向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177]在任职初期，Meyer希望能采取扩张性措施，几乎整个1931年他都在说服公开市场委员会批准更大规模的公开市场购买，但是最后还是失败了。在Meyer作为复兴金融公司主席的6个月期间（1932年2月至7月），联邦储备委员会成员认为他作为委员会主席疏忽了他的职责。除了以上提及的官员，联邦储备委员会内没有其他任何全职人员或员工有能力、声望来行使所需的领导力。[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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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每次银行业危机都表明，我们非常需要一位或者更多的杰出人才，勇于承担责任、担任领袖。[179]当然，发生危机时必须借由这样的领导力来度过，是金融体系的一个缺陷。金融危机的最终原因当然是有这种缺陷的金融系统本身，而不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向其他储备银行的权力转移，或者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软弱无能，因为是该体系允许这些事情产生了如此深远的影响。尽管如此，在这种金融系统已经存在的前提下，权力的转移以及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软弱无能大大降低了果断采取行动的可能性，因而未能将流动性危机化解在萌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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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缺乏联邦储备委员会有力而正确的领导，缺乏整体舆论对正确政策的支持，缺乏储备银行总裁们愿意且能够为独立方针承担责任的情况下，观望和犹豫不决的倾向四处蔓延。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力量进一步积聚。一次失败，下一次就更容易走向失败。人们更倾向于将缺乏能力而不是缺乏判断作为失败的借口（用于向他人解释，也用于自我安慰）。从1919年至1921年联邦储备体系如何对待政策批评中，我们已经见识过这种倾向。1930-1933年，联邦储备委员会解释经济下滑以及随后的银行倒闭时提出，尽管采取了行动，危机还是发生了，认为这是不可控因素的结果，这同样是这种倾向的表现。并且毫无疑问，联邦储备委员已成功地说服了自己和其他人认为它的推理是正确的。因此，随着事态的发展，联邦储备委员会越来越倾向从别处寻找解决办法，首先希望问题能够不治而愈，随后又接受了以下观点，即危机和繁荣是私有经济社会不可避免的产物，是在委员会控制能力以外的。既然联邦储备委员会未能有力地阻止1930年秋的第一次流动性危机，在下一次危机中就更不可能有所作为。只是因为来自国会批评的强大压力，才使其于1932年年初进行了早该进行的大规模公开市场购买。当这一操作未能带来即时的明显改善时，联邦储备委员会又立即回到之前的消极被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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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的将金融危机主要归因为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到其他储备银行的权力转移，以及当权领导者的个人背景和性格特征，看起来可能很牵强。一般来说，重大事件总有重大的起源，因此只是当权的某些特定的人或机构的特征，似乎不足以解释像美国1929-1933年金融灾难这样的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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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得承认，有时小事件也同样能造成严重的后果，并且是存在连锁反应和累积作用的。而在这样一个支离破碎的银行储备体系中发生的流动性危机，碰巧正属于可能触发——也确实触发了——连锁效应的那种小事。经济崩溃也常常具有逐渐累积的特点。放任危机超过某一程度时，它往往可以因自身的发展得到更多的力量，从而影响并加剧经济崩溃的过程。虽然无须多大力量就可以阻止造成山崩的那一小块石头，但我们却不能因此就安慰自己，山崩不会具有大规模杀伤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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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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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这两次萧条时期的有趣比较，请参阅George Macesich，“Monetary Disturbances in the United States，1834-1845”，unpublished Ph.D.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June 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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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于这一观点，Clark Warburton在以下一系列重要的论文中进行了非常透彻的分析，包括：“Monetary Expansion and the Inflationary Gap”，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June 1944，pp.320，325326；“Monetary Theory, Full Production,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Econometrica, Apr.1945，pp.124-128；“The Volume of Money and the Price Level Between the World War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June 1945，pp.155-163；“Quantity and Frequency of Use of Money in the United States，1919-1945”，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Oct.1946，pp.425-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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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参阅Milton Friedman, The Demand for Money：Som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sults, New Y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Occasional Paper 68，1959，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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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因为在联邦储备体系时代之前，J.P.摩根公司通过组建资金池，将资金在短期同业拆借市场上贷出或者购买股票，从而承担起领导重建有序市场的责任。但是，银行家的资金池并未能遏制住股市抛售的狂潮。到股市暴跌后的第二周，这种有组织的救市行动就宣告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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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10月23日股市恐慌爆发之前的两周时间内，股票经纪人从纽约市周报制成员银行的其他银行账户上获得的贷款减少了1.2亿美元。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外国人从银行提走存款。从此时开始至年末为止，这些贷款数量下降了23亿美元，或者说下降了不少于60%。外埠银行账户贷款又进一步下降了10亿美元。更为全面的数据表明，从10月4日至12月31日，股票经纪人从外埠银行和其他银行那里获得的贷款数量减少了约45亿美元，占经纪人贷款总额的一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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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纽约市周报制成员银行向股票经纪人和交易商发放贷款数量的数据，参阅Banking and Monetary Statistics,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1943，Table 141，p.499。关于所有贷款者提供的此类贷款的季度综合数据，参阅的资料同上，Table 139，p.499。尽管这两个表格对主要贷款者的题注是类似的——他们的大部分资金由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代为投资——除了纽约城市银行以自己账户里的资金发放的贷款以外，但是它们的统计分析并不具有可比性。在周时间序列中，“国内外埠银行”包括纽约市外的成员银行和非成员银行，另外还包括这些银行名下数量未定的客户。而在综合时间序列中，“国内外埠银行”仅仅包括纽约市外的成员银行。类似地，周时间序列中的“其他”类主要包括公司和国外银行机构，但是在综合时间序列中，还包括其他股票经纪人、个人以及非成员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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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市周报制成员银行向除了股票经纪和交易商以外的人发放的贷款，在股市暴跌之后的一周时间里有所上升。关于这些贷款，参考资料同上，第174页。另外，请参阅本章第2节中关于这一时期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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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参阅A.H.Hansen, Economic Stabilization in an Unbalanced World, Harcourt Brace，1932年，pp.111-112；J.A.Schumpeter, Business Cycles, McGraw-Hill，1939，V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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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pp.679-680；R.A.Gordon, Business Fluctuations, Harper，1952，pp.377-379，388；J.K.Galbraith, The Great Crash，1929，Boston, Houghton Mifflin，1955，pp.191-192。另外请参阅Federal Reserve Board, Annual Report for 1929，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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