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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由于在这一时期，我们仅能获得货币存量在6月份的估计值，因此这一时期货币存量的下降是用1892年6月—1894年6月的月度参考数据，而不是用1893年1月—1894年6月的月度参考数据来衡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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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1867年1月—1868年1月（我们有估计值的最早日期）货币存量5.4%的下降，另外一个可能的例外时期是1865年4月—1867年12月的经济紧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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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929-1933年邮政储蓄存款数量的增长反映出公众对银行不信任情绪的蔓延。1914年11月，邮政储蓄存款总额为5700万美元。到1929年10月，邮政储蓄存款仅仅增长了1亿美元。到1930年10月，其总额达到1.9亿美元；此后至1933年3月，邮政储蓄存款总额增长到11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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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Annual Report of Superintendent of Banks, State of New York, Part I, Dec.31，1930，p.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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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银行倒闭之前两个半月的时间里，纽约州立银行监管官Joseph A.Broderick提出了各种合并方案——其中部分方案几近完成——这些合并方案本来可以挽救美国银行。Harrison行长设计了最终的重组方案。该方案的成功看起来似乎是确信无疑的，以至于在银行倒闭前两天，联邦储备银行发表声明，为合并方案提名了一些理事人选。该方案本来是可以得到实施的，可是清算所银行在最后一刻退出了这一方案，否则按方案，清算所银行要向重组后的机构捐助3000万美元。根据Harrison的计划，美国银行将与制造商信托银行（Manufacturers Trust）、公众国民银行（Public National）以及国际信托银行（International Trust）等合并——与美国银行相同，这些银行的大部分股东和管理层都具有相同的种族和金融背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董事会主席、联储代表J.Herbert Case将出任总裁。清算所银行最终决定不挽救美国银行，这一决定是在纽约银行的一次会议上做出的。尽管Broderick和纽约州副州长Herbert H.Lehman以个人名义呼吁采取援助行动，但是这未能改变清算所银行的最终决定。尽管Broderick不断要求获准与会议室的银行家们共同开会商讨，但他仍然在接待室等了数个小时，直到在J.P.摩根公司的Thomas W.Lamont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董事Owen D.Young的调解下，Broderick的请求才最终获得批准。据Broderick说，他当时对诸位银行家的部分陈述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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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它（美国银行）拥有数以千计的借款者，为经营规模较小的商人提供资金，尤其是那些犹太商人。美国银行的倒闭有可能，甚至是很可能会引起其客户的大范围破产。我曾警告过，美国银行的倒闭会导致市内至少10家其他银行倒闭，也有可能会影响储蓄银行。我告诉他们，倒闭所带来的影响甚至可能会超越纽约市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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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醒他们，仅仅在两三周之前，他们曾经挽救了纽约市最大的私营银行中的两家，他们为此自愿筹集到了所需的资金。我记得，仅仅在七八年前，他们为纽约市最大的信托公司提供了援助，当时所筹集到的资金是现在挽救美国银行所需资金的数倍，但是那仅仅是他们中的几个头凑到一起做出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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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他们，放弃援助计划这个决定是否是最终的。他们给了我肯定的答复。于是我警告他们，他们正在犯纽约银行史上最可怕的一个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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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derick的警告未能引起第一国民银行和清算所协会主席Jackson Reynolds的重视。Jackson Reynolds告诉Broderick，美国银行倒闭仅仅会对“本地”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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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并不是重组计划的真正破产，美国银行的部分支行于12月9日开始出现挤兑。Broderick认为，这样做会使得情况更加恶化，于是他开始要求银行关闭，以保留住该银行的资产。在上次与银行家的会议结束之后，Broderick在与银行负责人开会时，回忆起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认为，银行清偿能力仍然是现在要关注的问题……我无法理解为什么清算所银行在对待美国银行的房地产资产问题上会持怀疑的态度。我告诉过他们，我认为这是因为其他银行都对这一领域没有兴趣，所以对此一无所知。”Broderick说，直到那时为止，他都仍然没有找到合理的理由关闭美国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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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derick的确成功地说服了与会的银行家们立即批准两家银行的清算所作为成员，参与到所提议的合并活动中来，以便当第二天Broderick宣布美国银行倒闭时，他们可以利用清算所的全部资源。所以，尽管上述两家银行像美国银行一样受到了挤兑的影响，但这两家银行并没有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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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纽约郡的大陪审团两次对Broderick提起诉讼，控告他玩忽职守，未能更早地将美国银行关闭。关于Broderick为挽救美国银行所做出的种种努力，在第二次审判中有详尽的说明。1932年2月，第一轮诉讼程序最终以无效审判的判决结束。5月28日，Broderick被宣判无罪。参阅Commercial and Financial Chronicle, May 21，1932，pp.3744-3745；Harrison的证词参阅Commercial and Financial Chronicle, June 4，1932，p.4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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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Annual Report of Superintendent of Banks, Sate of New York, Part 1，1931-1945，每个报告中的E计划。在该银行倒闭后的两年时间里，4/5的储户和其他贷款人将得到清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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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在某些社区里，金融重组是通过一家强势银行和一家弱势银行的合并来实现的，或者如果有若干家弱势银行参与的话，则筹建一家新的机构，吸收额外的新资本来接管倒闭银行的负债，并且由倒闭银行的股东来承担损失（F.Cyril James, The Growth of Chicago Banks, New York, Harper，1938，Vol.Ⅱ，pp.994-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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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根据一份为公开市场政策会议执行委员会而准备的1930年12月19日备忘录的记载，银行“抛售证券，以改善自身的流动性”，因此增加了债券市场的压力。疲软的债券价格反过来又导致“许多银行的投资组合出现了大幅度贬值，在某些情况下，银行资本出现缩水”。除此以外，债券市场几乎完全没有新债券发行（George L.Harrison Papers on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Columbia University Library, Harrison, Open Market, Vol.Ⅰ，Dec.19，1930；论文全稿请参阅第5章注释[41]以及相应的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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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931年2月27日的立法规定，政府可以向一战时期的退伍军人预支经调整的服务凭证面值的50%。法案实施之后的四个月时间里，这些贷款总额达到了7.96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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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Banking and Monetary Statistics, p.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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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Herbert Hoover, Memoirs, The Great Depression，1929-1941，Macmillan，1952，pp.6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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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第二年，另外25个国家效仿了英国的做法。大约有12种货币——英镑区，即英国在金融和经济方面仍然发挥着主导作用的地区——与英镑的变动方向大体上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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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英国在刚刚脱离金本位制时英镑走势疲软，所以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传统的金融平价制度内部并未放松：英国重新调整了财政预算，偿还了对外债务；银行利率在银行歇业日上升到了6%，1932年2月下调到5%，在此之前，一直未出现过下降。从1932年2月起，人们普遍认为没有必要再保卫英镑；人们担心英镑汇率上升会消除低汇率水平对英国出口的刺激作用，因此管制措施转向预防英镑汇率升水。2月份出台的一项新的保护性关税政策限制了进口规模。与这项保护性关税政策一起出台的还有一项低息的货币政策，该政策的本意是为战争期间发行的债券以低利率进行再融资。1932年第二季度，银行信贷规模开始扩张；根据国民经济研究局经济周期年表的记录，1932年8月，英国的经济紧缩陷入了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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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经历过1907年危机的人不会不从中吸取教训。1931年12月，Samuel Reyburn（纽约市百货公司Lord and Taylor的主席，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董事）在一次董事局会议上提议：“如果银行业危机进一步恶化，银行可以像1907年那样暂时停止现金支付，但是继续营业。”他认为，将会出现一次银行困境，“这种困境在1907年并未出现，那就是联邦储备银行不能暂停现金支付”。1933年3月，事实证明这并不是问题；储备银行与其他银行一起实行支付限制。一位银行官员如此评论道：“1907年和当前时期具有更深层次的差异：1907年的银行困境并不是偿付能力出现问题，而是银行没有能力继续支付货币，但是现在，如果有必要，银行有能力支付大量货币，但是这样做可能会使银行陷入破产危机。”（Harrison, Notes, Vol.Ⅱ，Dec.7，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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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解释很难说切中要害，因为它将单个银行的问题和整个银行体系的问题混为一谈。偿付能力不足的威胁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在假定联邦储备体系无法创造足够的超额高能货币的前提下，银行体系作为一个整体，没有能力在不减少存款总额的情况下支付货币。银行试图通过资产变现来获取高能货币，这迫使资产价格下跌，使得原本完全不存在偿付能力问题的银行陷入偿付能力危机中。早期的支付限制切断了这一过程，因此防止了由暂时性的流动性问题向偿付能力不足问题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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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关于纽约市规模最大、最著名的一些银行状况的传闻，在欧洲引起了恐慌（Harrison, Conversations, Vol.Ⅰ，Oct.2，1931）。然而，Harrison认为，“与长期相比较而言，1931年10月，这些银行的头寸更为强大，更具流动性”。1931年12月8日的一份备忘录记录了第二联邦储备区成员银行资本金的缩水情况，其中并未包括23家纽约清算所银行，Harrison将这份备忘录呈递给了Meyer总裁（Miscellaneous, Vol.Ⅰ，Dec.8，1931）。上述资本金的缩水幅度从最高等级银行的56%到最低等级银行的200%以上。据说纽约城市银行不愿意向储备银行借款，其原因之一就在于，银行担心欧洲人会将这种借款解读为银行经营不善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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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剔除了跨越银行歇业期（1932年10月—1933年3月）的5个月的时期——1933年2月到7月，记录的数据显示，该时期的下降幅度与1931年8月—1932年1月的下降幅度属于同一数量级。我们将在第8章第1节看到，银行歇业期导致了货币存量数据的不连续性，所以记录的数据下降可能是统计学上的人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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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Harrison, Open Market, Vol.Ⅱ，memorandum, dated Feb.23，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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