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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关于1931年年末货币监理署对国民银行资产组合中债券的估值方法的变化，参阅本章注释[22]。州立银行管理局仿效了监理署的估值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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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复兴金融公司的贷款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作用，但是复兴金融公司将困境中银行的最好资产用于贷款抵押，因此没有多少资产可以用于满足储户的进一步需求。到1933年3月为止，许多受到复兴金融公司援助的银行因为资本金不足而关闭了。Owen D.Young对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董事们如此评论道：“根据目前的做法，在银行最终关闭之前，复兴金融公司发放的贷款在很大程度上是支付给某些储户的，这使得其他储户孤立无援，因为复兴金融公司用部分资产作为贷款的抵押品。如果事实的确如此的话，那么很可能不发放贷款会更好些。”（Harrison, Notes, Vol.Ⅱ，July 7，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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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选举的结果早在1932年11月就出来了，但是新任总统直到1933年3月才就任。这段空位期几乎恰好赶上复苏开始停止、经济又陷入急剧滑坡的阶段。胡佛在回忆录中声称，如果罗斯福不支持任何货币贬值或预算失衡的行动，如果罗斯福能像自己先前不断要求的那样，同自己合作，同心协力地遏制银行困境的升级，最后一次银行业危机本来是可以避免的。（Memoirs, pp.206-216；J.M.Burns, Roosevelt：The Lion and the Fox, New York, Harcourt, Brace，1956，p.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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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认为，人们从银行中取出存款，并不是因为对他信心不足，而是因为对银行信心不足；因此人们需要的是实行银行业重组和改革，而不是让他公开发表乐观的声明。（A.M.Schlesinger, Jr.，The Age of Roosevelt, Vol.1，The Crisis of the Old Order，1919-1933，Boston, Houghton Mifflin，1957，pp.476-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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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佛总统本来可以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采取一些措施，但是随着他的任期逐渐接近尾声，他理所当然地不愿意在没有征得下一任政府同意的情况下采取任何政策行动。在下一任总统就职之前，财政部和联邦储备委员会敦促胡佛宣布全国银行歇业期，但是胡佛提出，如果罗斯福同意的话，将实行一项控制外汇和黄金兑付的行政命令。罗斯福再一次拒绝和胡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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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Frank B.Freidel,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Vol.3，The Triumph, Boston, Little Brown，1956，p.351；Rixey Smith and Norman Beasley, Carter Glass, New York, Longmans Green，1939，pp.321-323。当1933年5月12日《农业调节法案》的《托马斯修正案》授权罗斯福降低美元的黄金含量时，曾经在选举活动中代表罗斯福作过重要发言的Glass，在参议院上猛烈地抨击罗斯福。（Smith and Beasley, pp.349-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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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933年4月，货币存量下跌到了周期性谷底。尽管1929年8月至1933年4月货币存量的下降幅度仅仅略高于1929年8月至1933年3月的下降幅度（即35.7%略高于35.2%），但是如果上述引起货币存量变动的因素本身在较长的时期内发生了变动，那么每种因素对货币存量变化比率的影响将呈现出显著的差异：13%、-35%、-19%和9%，对应的顺序参见正文。原因在于，银行歇业期结束之后的货币收入流不仅大幅度地减少了高能货币，而且提高了1933年3月至4月间的存款通货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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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萧条结束于1933年3月和4月，下表列出了在大萧条期间，各种因素对货币存量的定量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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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各种因素单独发生变化可能对货币存量变化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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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由于四舍五入的影响，各项加总之和不一定等于总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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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数据来源，参阅本章注释[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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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Harrison, Miscellaneous, Vol.Ⅰ，1929年11月27日Harrison写给所有行长的信。在结束于1929年10月30日的那一周时间里，所有储备银行的贴现总额增长了2亿美元，其中1.3亿美元是纽约市周报制成员银行向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借款导致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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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Harrison, Miscellaneous, Vol.Ⅰ，1929年11月27日Harrison写给所有行长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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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外国资金的回流使投机盛行时期的外汇压力得到暂时缓解。由于外国人将资金汇入这里的证券市场，外币相对于美元曾一度贬值。在股票价格达到1929年的高峰之前，这些货币的价格已经下跌到了美国的黄金输入点水平。股市暴跌之后，资金的回流将这些货币的价格恢复到了黄金输出点水平。例如，1929年9月的英镑汇率低到了4.845857美元的水平，而到了12月份，英镑汇率高达4.882010美元（这些数据是纽约的电汇午市买入价，参阅Commercial and Financial Chronicle, Sep.21，1929，p.1969；Dec.27，1929，p.4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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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参阅本章第5节关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立场的内容。关于Harrison的引言，摘自Harrison的Notes, Vol.Ⅰ，May 21，1931；关于Miller的引言，摘自Charles S.Hamlin, Hamlin Papers, Manuscript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 Diary, Vol.18，Sept.25，1930，p.86；关于Leed的引言，摘自Federal Reserve Policy，1921-1930，New York, McGraw-Hill，1930，p.191。同年早些时候，Miller可能并不这样认为。据Hamlin记录，5月份时，“Miller指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始终认为，放宽货币有助于商业复苏”（Hamlin, Diary, Vol.17，May 9，1930，p.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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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930年6月，《Hawley-Smoot法案》获准通过，该法案将关税提高到了美国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黄金输入反映了这一法案的影响，也反映了美国对外借款的减少、国外投资的利息和红利以及战争债务偿付的居高不下。此外，还反映了美国通货紧缩对进出口的影响。参阅本章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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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Harrison行长写道：“他承受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种种压力都迫使他发表稳定民心的公开声明，这种声明可能有助于稳定银行业环境。实际上，这种公开声明不可能实现，因为要想发挥作用，这种声明需要足够有力，而这可能会和随后发生的任何小银行的倒闭相矛盾。不考虑其他因素，下调贴现率是向公众表明货币唾手可得的一种方式。”（Harrison, Open Market, Vol.Ⅱ，Jan.21，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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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Federal Reserve Board, Annual Report for 1931，pp.7-8.这些数据全部是截至周三的数据。在1.3亿美元的政府债券购买量中，8000万美元是联邦储备体系的账户购买的，5000万美元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自身账户购买的（Harrison, Open Market, Vol.Ⅱ，minutes of June 22 and Aug.11，1931，Open Market Policy Conference meetings；Miscellaneous, Vol.Ⅰ，letter, dated July 9，1931，Harrison to Seay；Notes, Vol.Ⅰ，July 16，1931，and Vol.Ⅱ，Aug.4，1931）。后一部分的政府债券购买量是为了抵消外国持有的头寸由承兑市场向联邦储备银行转移所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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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931年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在奥地利国民银行、匈牙利国民银行、德意志国家银行和英格兰银行提供黄金偿付保证的情况下，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联合其他联邦储备银行购买了主要的商业票据。将这些银行单独和联邦储备银行签订的信贷协议的最大值相加，可以达到大约1.56亿美元，这一数值几次被更新。就可以用外币偿付的票据而言，联邦储备银行的持有量从3月底的100万美元增长到8月份的1.45亿美元（Federal Reserve Board, Annual Report for 1931，pp.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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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外国信贷的讨论，也可参见Harrison, Miscellaneous, Vol.Ⅰ，letter, dated July 9，1931，Harrison to McDougal；Open Market, Vol.Ⅱ，minutes of meeting, Aug.11，1931；and Notes, Vol.Ⅰ，June 1，15，22；July 13，16，1931；Vol.Ⅱ，July 28，30；Aug.4；Sept.24，28，1931。Harrison引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董事之一Charles E.Mitchell的话，“在所有的这些情况中，他担心的是联邦储备银行将采取的措施的有效性，这些操作在国内业务中已尽可能不担风险了。在考虑这些外国信贷时，困扰他的是在国内业务中联邦储备银行不冒任何风险的危险”（Harrison, Notes, Vol.Ⅰ，June 22，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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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1932年1月底，银行的超额准备金总量为400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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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该修正案允许在三年之内使用利率在3.375%或以下的长期国债（包括将在这段时期内发行的债券）作为国民银行券的抵押资产。从1929年8月至1932年7月，流通中的国民银行券数量出现了小幅增长——上升了6000万美元，因为国民银行在某种程度上过于充分地运用了自身的权力，即银行有权以三次发行的长期国债为抵押来发行银行券。这些长期国债的年利率为2%，它们有流通优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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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参阅第8章第1节中对这一观点的论证。1932年12月，Meyer行长提出：“如果银行早知道超额准备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会保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上，那么这一稳定的水平就会相对比较低，而且要比规模更大但是不稳定的超额准备金水平更为有效……由于对我们未来的政策存在不确定性，因此近期的大规模超额准备金并没有充分发挥其作用。”（Harrison, Notes, Vol.Ⅲ，Dec.22，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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