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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Notes, Vol.Ⅱ，July 7，14，1932；Office, Vol.Ⅲ，letter, dated July 8，1932，Harrison to Owen D.Yo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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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Harrison, Open Market, Vol.Ⅱ.Meyer指的是Glass议员提出的一系列法案（见本章注释[29]），其中最近的是1932年3月17日的法案，即《1933年银行法》的前身。在经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董事批准后，Harrison向参议院银行和货币委员会主席Peter Norbeck参议员致信。信中附带了2月6日致Glass议员的信件，主要内容是关于之前的一个法案草案。部分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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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法案中许多条款的目的是进一步限制储备银行的自治权，进而将更多的权力集中到联邦储备委员会……你的法案中授权公开市场委员会进行票据和政府债券的操作的条款，十分烦琐，不利于联邦储备体系业务的开展……法案要求操作不仅必须得到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批准，还必须得到一个由几家联邦储备银行的12位代表组成的委员会的同意……在这个法案下，如果没有得到委员会的批准，任何债券和银行票据的操作都将无效，即使是每日间的交易，即使是在紧急时刻……在某种程度上，你的法案进一步将权力和权威从联邦储备银行转移到联邦储备委员会，就这一点而言，我认为该法案的目的在于通过一个位于华盛顿的政治机构实现集中的操作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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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9日，Glass回复了Harrison致Norbeck的信件，信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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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观点是，这将构成对法定权力的挑战和对任何限制的顽固对抗情绪……你和你的董事会因此用表述明确的词语，阐述了对联邦储备银行操作的错误理解，这种错误一直以来就反映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在国内外业务中执行的特别政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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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真实票据学说坚信不疑的Glass所指的“特别政策”，包括政府债券的公开市场操作和没有对非真实票据贷款加以限制。在他看来，这种限制的缺乏既是经济繁荣的原因，也是经济危机的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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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8日，Harrison的回信总结了这次书信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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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银行的官员和董事们与您和其他任何人一样，希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阻止银行信贷被用来过度投机。根据在这个货币中心运作该银行的实际经验，他们认为长期而言只有一个真正有效的方法可以达到这个目的，那就是最传统的办法，即有力地使用贴现率和公开市场操作……我们认为，1928年和1929年的悲剧在于联邦储备体系未能迅速而有力地使用这些信贷控制工具，而这些工具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检验，被证明是强大而有效的。（Miscellaneous, Vol.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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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Open Market, Vol.Ⅱ，minutes of meeting, July 14，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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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1932年7月11日Harrison向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董事会执行委员会报告他和Meyer的一次讨论，其中“Meyer主席赞同继续执行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公开市场计划，他指出，如果没有其他原因，在这个特殊时期从政治上来说停止该计划是不可能的。该计划大概是在向国会提出《戈尔兹伯勒法案》（Goldsborough Bill）的同时开始的，如果计划在国会休会的时候正好终止，下个冬天我们都将被钉死在十字架上”（Notes, Vol.Ⅱ，July 11，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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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Harrison, Open Market, Vol.Ⅱ，preliminary memorandum, dated Dec.31，1932，and minutes of meeting, Jan.4-5，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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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Notes, Vol.Ⅲ，Jan.16；Feb.2，6，16，27，1933；Conversations, Vol.Ⅱ，J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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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33.Quotation from Notes, Vol.Ⅲ，Feb.16，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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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Walter Bagehot, Lombard Street, London, Henry S.King，1873，p.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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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Lombard Street, pp.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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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比如，在Benjamin Strong的备忘录中列举了联邦储备体系1924年实行宽松货币政策的原因。其中一个就是“减轻西部和西北部银行的压力，阻止倒闭和灾难的发生……”（Stabilization, Hearings before the House Banking and Currency Committee，69th Cong.，1st sess.，Mar.-June 1926；Feb.1927，pp.335-336）。Strong提议的检验联邦储备体系政策的变量之一是倒闭银行的数目（p.476）。同时可以参考联邦储备委员会的Adolph Miller对联邦储备体系角色的描述，即向“紧急情况中的银行”提供贷款，满足紧急的货币需求（pp.861，898899）；还可以参考W.R.Burgess，当时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驻联邦储备体系的助理代表，有关联邦储备体系稳定危机的力量的描述，其中包括“死马当做活马医”的疗法（p.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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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对比而言，联邦储备体系的黄金储备率最高时，即1919年联邦储备体系允许通胀不受阻碍地发展，也才达到53%。直到1920年黄金储备率下降到43%时，联邦储备体系才采取紧缩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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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储备银行金库中的联邦储备券要满足与流通中票据一样的抵押和准备金要求。1931年10月31日，在这些发行银行的金库中总共有3.2亿美元的此类票据。而根据一份联邦储备体系内部备忘录，金库中保留1.2亿美元就足够了（Harrison, Miscellaneous, Vol.Ⅰ，enclosure, dated Aug.20，1931，in letter, dated Aug.21，Harrison to McDougal）。如果少保留这2亿美元票据，将节省8000万美元的黄金储备要求。如果是以黄金而不是60%的合规票据作为联邦储备券的抵押，又可以从法定准备金中释放出1.2亿美元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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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Banking and Monetary Statistics, p.574.这些是1931年1月31日法国和整个欧洲在纽约报告制成员银行持有的短期账户余额的估计值。一年前的峰值分别是8.9亿美元和2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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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Harrison在10月告知法兰西银行，如果后者不愿意在美国货币市场投资，他不会持有超过2亿美元的法国存款。他建议法兰西银行购买黄金，既可留作专用，也可出口到法国。法方代表对Harrison愿意舍弃黄金感到惊讶，但他们此时也不愿撤回黄金，因为他们担心黄金进口到法国会对其经济带来通胀影响，此时撤回也会影响法兰西银行的收益。但是最后还是达成协议，法兰西银行将逐渐撤回其在纽约账户的很大一部分余额。（Harrison, Open Market, Vol.Ⅱ，Oct.15 and 26，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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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Harrison和法方对话的谣言错误地传达了事件的实质：谣言声称，他要求法国不要从美国带走更多的黄金，但是却被拒绝；谣言还称他答应保持稳定的货币政策。他在和Meyer主席的通信中否定了上述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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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详细地回顾了这些事情，是因为不断有报道称纽约达成了一项“交换”。报道称，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牺牲了其在信贷和贴现率政策上的行动自由，是为了换取法国不从美国市场撤走资金的承诺。事实上根本没有此类协议和交换。法兰西银行绝对自由，随时可以撤走其资金。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也在信贷和贴现政策上享有同样的自由。事实上，我没有在任何一次与外国中央银行的对话中，要求过或建议过双方达成会破坏或限制我们为自身利益而采取行动的绝对自由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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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rison的陈述和时任联邦储备体系研究统计部门主管的E.A.Goldenweiser的断言不见得不一致。Goldenweiser说：“法兰西银行当时在美国拥有大量的存款。管理层有理由相信，如果美国利率不上调，这些存款就会被兑换成黄金撤出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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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法国要求一个承诺，而Harrison又给予了一个承诺，法方代表仍然可以将美国不提高贴现率的行为视为美国并不真正像所宣称那样，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坚持金本位制。[Harrison, Miscellaneous, Vol.Ⅰ，Harrison于1931年12月18日致Meyer的信件；同前，Harrison于1931年12月22日致Calkins的信件（Calkins显然已将谣言信以为真）；E.A Goldernweiser, American Monetary Policy, New York, McGraw-Hill，1951，pp.158-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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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某些日期法国在纽约报告制成员银行持有的短期余额如下：1931年9月16日，68500万美元；1931年12月30日，54900万美元；1932年5月11日，30400万美元；1932年6月15日，10200万美元；1932年6月29日，4900万美元（Banking and Monetary Statistics, pp.574-575）。这些统计数据包括法国在美国报告制成员银行和银行家处的所有存款和短期证券，但是可能不包括其他美国对法国公民的短期负债，比如由代理机构而非报告制银行持有的票据和短期证券。因此上述数据可能低估了法国的资金撤出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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