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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能找到的最早提及自由黄金问题的联邦储备委员会出版物是Bulletin, Sept.1931，pp.495-496。文中定义了“自由黄金”这一术语，列出了一张有关1925年起自由黄金和各联邦储备银行超额准备金的图表。在当年11月的Bulletin中，该问题被再次提起（p.604），但在当年的年报中却并未提及。虽然在年报中列出立法建议是联邦储备体系的标准程序，但是不论是这份还是之前的任何一份年报中，都没有出现通过立法解决该问题的建议。直到1932年年报在评论《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通过时，才第一次包含了有关自由黄金问题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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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1932年1月4日，Harrison告知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执行委员会，“我对于建议大幅购买政府债券的唯一疑虑”，就是在账户中只有相对很少的自由黄金“可供我们支配”，所以应授权储备银行用其所有资产作为联邦储备券的抵押（Notes, Vol.Ⅱ，Jan.4，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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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疑虑并未阻碍他在1932年1月11日委员会会议上，力主公开市场购买（见本章第5节）。在2月24日（《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制定前）的会议上，联邦储备体系并未进行票据购买、降低贴现率，也未如1月11日建议的“如有必要，购买政府债券，同时缓和自由黄金头寸”的原因被解释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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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形势持续变化无常，大量黄金流出至欧洲尤其是法国，以及担心本国发生通货膨胀，都是导致无法展开包括降低贴现率和购买政府债券的扩张性政策的重要因素。而联邦储备体系持有相对少量的自由黄金，则是限制购买政府债券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Open Market, Vol.Ⅱ，minutes of meetings, Jan.11，and Feb.24，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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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Hoover, Memoirs, pp.115-118；也可参见Benjamin Anderson，“Our Gold Standard Has Not Been in Danger for Thirty-Six Years”，Chase Economic Bulletin, Nov.10，1932，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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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联邦储备体系可以声称持有量的降低并非其本意，因为对承兑汇票的买入利率低于再贴现率，但是唯一拥有票据的纽约城市银行早在1931年10月就实际上不对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负债，所以它并无出售票据的动机（H.H.Villard，“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s Monetary Policy in 1931 and 1932”，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Dec.1937，p.727）。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买入利率和市场利率，而不是和再贴现率的关系。正如Villard所指出的，在1931年8月至1931年10月期间，虽然联邦储备体系的票据持有量有所增加，但是其买入利率是等于或低于市场利率的；之后其买入利率比市场利率高出1/8至1/4个百分点（ibid.，pp.728-732）。如果储备银行降低买入利率，纽约的银行可能会向其出售承兑票据。这些银行非常清楚，要考虑的是买入利率和市场利率的关系，而不是买入利率和再贴现率的关系，正如其在1929年8月的行动中显示出的一样。1932年1月21日，Harrison告知其董事会：“我们本应该降低票据利率，因为它们大大高于有效市场利率，而我们的票据组合正在快速减少。”（Harrison, Notes, Vol.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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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jamin Anderson一直认为自由黄金是对联邦储备委员会扩张性政策的限制（正如我们之前提到过的，他对此类政策持反对意见），仍然否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在本质上消除了这种限制。他罗列出许多增加自由黄金的可选方法，类似我们文中所举出的4项。关于第（4）项第②点，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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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增加公开市场票据以供储备银行购买本来很容易，只要协调一下政策，包括银行和大公司的合作——事实上，一些重要的工业巨头的确如此建议过。（“Our Gold Standard Has Not Been in Danger”，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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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参见全国和各储备城市的成员银行的合规资产（包括合规票据和未用于国民银行券流通抵押的美国政府债券）的数据（1926年6月至1932年12月间的6月30日或所有赎回日），见Federal Reserve Board, Annual Report for 1932，p.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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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票据（包括再贴现票据）持有量是成员银行借贷量的4倍，而这个比率还只是位于1931年12月的一个低点。当然，成员银行借贷由美国政府债券和合规票据担保，因此1931年12月基于合规票据的借贷量增长的可能性被低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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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3月24日，在参议院银行与货币委员会就S.4115的听证会上（National and Federal Reserve Banking System，72d Cong.，1st sess.，p.109），Glass参议员指出：“就在上周六晚的一次会面中，联邦储备体系负责银行操作的首席官员告诉我，银行有足够充裕的合规票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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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Glass在《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参议院辩论中提供的数据，所持有的合规票据也是很分散的。他说他支持法案中的一部分内容，即允许银行无须合规票据，持储备银行认可的其他票据也可再贴现。但是这并非因为银行不再持有足够的合规票据，而是因为该方案具有很强的心理作用，将使银行不再害怕再贴现它们持有的合规票据。（Congressional Record, Senate, Feb.17，1932，p.4137；H.P.Willis and J.M.Chapman, The Banking Situ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34，pp.678-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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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Goldenweiser, American Monetary Policy, p.160；Federal Reserve Board, Annual Report for 1932，p.18.Benjamin Anderson认为强迫是没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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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并不用强迫，只要协调一致，将其作为一项全面的政策，通过和国内大银行达成某种最多是小幅紧缩银根的协议安排，它们（储备银行）应该就会这么做（出售政府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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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联邦储备体系需要做的仅仅是以低于政府债券市场收益的利率，为有政府债券（这些政府债券是可接受的联邦储备券的抵押品）支持的成员银行票据提供贴现。在1932年1月11-12日公开市场政策委员会会议上，财政部部长Mills显然也是这么建议的。财政部为了在6月30日前筹集15亿美元，打算鼓励银行购买政府债券（从1931年9月开始政府债券急剧贬值）。“降低联邦储备的贴现率，可以使利率和政府债券收益率具有一定的差异，从而增加银行购买政府债券的倾向。如果能够促使银行借贷和购买债券，则会产生信用扩张的净效应。”（Harrison, Open Market, Vol.Ⅱ.）该建议未被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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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一位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董事曾建议“改变直接施压的方式（1929年尝试却失败），联邦储备体系不会否决借贷”，但是该建议并未被视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Notes, Vol.Ⅰ，May 26，1930）。在任何时候，每个储备银行对其成员银行贴现所给予的鼓励程度都有所不同。比如说，Charles E.Mitchell评论旧金山银行有关合规要求的解释不够灵活（Notes, Vol.Ⅱ，Oct.15，1931）。就连Harrison此时对于邀请银行家前来就此事会面也显得有些犹豫，尽管他曾在1931年10月建议纽约城市银行“只要形势需要”就可以向联邦储备体系自由借贷。用他的话说就是“因为我们必须做好准备，我们的行动将被理解为邀请他们到我们银行来借贷，然后充分利用借来的资金。因此，这个举动责任重大”。Owen D.Young指出，他想在召开银行家会议，即实际上作出邀请成员银行向其借贷的行动前，“先停下，多看看，多听听”。（Notes, Vol.Ⅱ，Oct.26，1931；Mar.24，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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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rk Warburton坚持认为，储备银行非但不鼓励成员银行贴现以增加合规票据，而且“随着银行倒闭更加频繁，联邦储备银行面对需要借贷以满足提款需求的成员银行，态度变得十分冷漠无情”。（“Has Banking Supervision Been in Conflict with Monetary Policy”，Reviews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Feb.1952，pp.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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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比如H.Parker Willis，他曾在《联邦储备法》的形成中起到重要作用。1931-1932年间在Commercial and Financial Chronicle的专栏中曾频繁地报道（他于1931年5月辞去了Journal of Commerce的编辑工作）他是如何抨击公开市场操作的，并认为联邦储备体系的唯一任务就是对合规票据进行贴现。Willis在1932年1月刊登于一份法国出版物《经济与金融事务所》（Agence Economique et Financière）的文章中，宣称联邦储备体系开始采取通胀性措施，在欧洲金融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法兰西银行的Moret行长将这篇文章电报给Harrison。其中部分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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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箭在弦上……下一次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董事会会议可能就会调低贴现率。（可能是因为Wills的文章，贴现率直到2月26日才被调低。）周二（1月12日）承兑票据买入利率下调是联邦储备银行在此类状况下一直采取的预备措施。金融界普遍认为这是货币政策改变的信号，预计将会出现大幅购买政府债券、承兑票据和其他票据……有理由相信，所有基于长期票据以抑制通胀、紧缩信贷的企图都会遭到普遍的反对。通货膨胀的思想已经在金融界许多人心里深深地扎根……华尔街为通货膨胀欢呼，因为这样确保了证券价格的上扬。最大的危险在于联邦储备银行扩大贴现和贷款操作所面临的风险……考虑到这些变化，一些观察员评论说，不久前刚停止的黄金流出现象很容易再次出现，而能够自由输出黄金的市场所剩无几。（Harrison, Miscellaneous, Vol.Ⅱ，Willis article, dated Jan.13，1932，quoted in full in cable, dated Jan.15，1932，Bank of France to Har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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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Willis文章掀起的波澜平息之前，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和法兰西银行间频繁通过电话和电报交换信息（Conversations, Vol.Ⅱ，Jan.14，1932，dictated Jan.20；Miscellaneous, Vol.Ⅱ，cable, dated Jan.15，1932）。纽约各银行也收到了巴黎分行关于该文章的咨询电文。1月16日，Harrison要求Glass参议员利用其影响力，阻止这场“Willis风波，以及关于美国头寸的警示性文章”（Miscellaneous, Vol.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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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s跟随其导师J.Laurance Laughlin拥护真实票据学说（参见第5章，注释[7]）。1912-1913年在参议院银行和货币委员会担任专家期间（Carter Glass时任该委员会的附属委员会主席），他将这些标准应用于联邦储备银行的运作，协助起草了《联邦储备法》。在Glass成为参议员后，Willis仍然与他保持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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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参见Banking and Currency Reform, Hearings before a subcommittee of the House Banking and Currency Committee（Carter Glass任该附属委员会主席），62d Cong.，3d sess.，Jan.7-Feb.28，1913；and A Bill to Provid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Federal Reserve Banks, Hearings before the Senate Banking and Currency Committee（R.L.Owen任主席），63d Cong.，1st sess.，Sept.2-Oct.27，1913，vols。尤其在众议院听证会上，许多参会人士显然理解了解决流动性危机的方法：比较前财政部部长Leslie M.Shaw的证词（pp.99-101）；圣路易斯银行家F.J.Wade的证词（pp.219-211）；前纽约城市清算所协会主席W.A.Nash的证词（pp.338-339）；威斯康星州立银行家A.J.Frame的证词（pp.415-412）。Frame不赞同建立一个储备体系；他力主将《奥德利奇瑞兰法案》扩展到州立银行，以便银行在“危急时刻可以获得额外的现金”。如果这样，“美国将再也不会停止现金支付”（p.421）。在参议院听证会中，比较芝加哥银行家G.M.Reynlods的证词（Vol.Ⅰ，p.228）；艾奥瓦州商人Nathaniel French的证词为“只要提出一个关于票据的弹性发行以及准备金转移的条款，并在必要时加以使用，我们就可以防止类似1907年的危机再次发生”（Vol.Ⅲ，p.2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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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必须注意到Clark Warburton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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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联邦储备体系能够如成立初衷般运作——在不紧缩成员银行储备的同时提供弹性化的货币供给——当且仅当联邦储备银行需要增加资产时……以发行联邦储备券的形式最大限度地增加货币发行……显而易见，在联邦储备体系操作过程中必须将这个原则时刻牢记在心——根据联邦储备体系建立之前文献中的讨论，以及《联邦储备法》的条款——联邦储备官员对联邦储备体系的管理未能和30年代保持一致性，导致违背了法律的初衷。（“Monetary Difficulties 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Monetary System”，Journal of Finance, Dec.1952，p.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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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例如，可参见Alvin H.Hansen, Economic Stabilization in an Unbalanced World, New York, Harcourt, Brace，1932，pp.377-378。接连不断的抑制联邦开支和1932年税收急剧上涨都证明了这些观点的影响。A.B.Adams于1932年写道（Trends of Business，1922-1932，New York, Harper，1932，p.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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