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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此刻本国出现银行信贷的膨胀是非常不利的。在经济稳定之前，我们有许多陈旧的通胀泡沫需要去除。暂时的通货膨胀只能延缓无法避免的通缩和再次调整，因而只能延长当前的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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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 Hearings before the House Banking and Currency Committee，72d Cong.，1st sess.，Jan.6，1932，pp.78，102104.俄克拉何马州前参议员R.L.Owen，在1907年竞选进入参议院之前曾是一名银行家和律师，在《联邦储备法》通过时他担任参议院银行与货币委员会主席。也可参见他于1932年3月所作的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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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储备委员会和联邦储备银行如果具备运用法律所赋予它们的权力和远见，将拥有足够的能力来阻止价值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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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用紧缩时它们并未扩张信用，以扭转危险的局势，相反，它们于1929年12月至1930年6月进一步紧缩信贷，幅度达到7亿美元。直到银行储户于1930年8月在恐惧下开始囤积货币，它们才以联邦储备券的方式扩张信用。从1932年1月起，它们开始再次紧缩信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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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联邦储备体系官员应该做的是在公开市场中购买美国政府债券和票据，并发行联邦储备券，直到足以阻止这场由信贷和货币紧缩引起的大萧条。加拿大皇家银行的专家和其他人不止一次这么建议。它们本不需要别人为其建议如此不言而喻的措施。（Stabilization of Commodity Prices, Hearings before the House Subcommittee on Banking and Currency，72d Cong.，1st sess.，part 1，p.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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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参考D.H.Fisher的证词。他是美国最大的国家农业贷款协会的董事，同时担任一家印第安纳州乡村银行家协会的（ibid.，pp.289-293）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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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7月加拿大皇家银行的每月来信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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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1930年至1931年联邦储备体系对信用紧缩持消极的态度。当资金囤积（信件中标明日期为1930年10月）开始时，信用进一步的紧缩只有部分被买入的债券所抵消。非常有必要进一步积累超额准备金，这样银行才会感到安全，并对其客户施行更大方的政策。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大萧条程度很深，超额准备金的积累大大低于以往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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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参见本章注释[51]；以及H.L.Reed，“Reserve Bank Policy and Economic Planning”，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r.1933 Supplement, pp.114，117（他随后在定量控制需要辅以定性控制的基础上证明了他的观点，参见“The Stablization Doctrines of Carl Snyder”，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Aug.1935，pp.618-620）；Irving Fisher, Booms and Depressions, New York, Adelphi，1932，pp.96，106，126134，148152；J.H.Rogers写道，“因为未能创造急需的信用和价格扩张的基础，许多研究政策的著名学者认为，联邦储备体系必须负直接责任。有人强烈主张，在类似现在这种时期中，联邦储备体系这样的中央机构要么运用其强大的‘公开市场’力量挽救急剧下降的价格，要么就得承受其应得的骂名”（American Weighs Her Gold, Yale University Press，1931，pp.206-209）；W.I.King写道，“假设1930年价格急剧跳水时，联邦储备体系官员开始向流通中投放货币，难道不会抬高价格，恢复公众信心或乐观心理，并在1931年将经济带回到正轨上吗？这个问题的答案自然是肯定的！”（“The Immediate Cause of the Business Cycle”，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Mar.1932 Supplement, p.229）；J.W.Angell，“Monetary Prerequisites for Employment Stabilization”，in Stabilization of Employment, C.F.Roos, ed.，Bloomington, Principia，1933，pp.207-214，222226；Karl Bopp写道：“A.C.Miller先生似乎是联邦储备体系的权威人物。他对公开市场操作——这个刺激经济从严重的萧条中恢复的唯一方法——表示反对，除非是作为‘外科手术’。即使面对1932年这样的情况，他仍然认为‘外科手术’没有必要。”（“Two Notes on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June 1932，p.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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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参见Chandler, Benjamin Strong, pp.41-53，6970，214215，and Chaps.Ⅶ—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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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Chandler, Benjamin Strong, pp.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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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Chandler, Benjamin Strong, p.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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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Harrison, Notes, Vol.Ⅱ，Apr.4，1932.这位董事Clarence A.Woolley接着问，为何公开市场购买“不能早点进行”。他说：“整个国家的神经体系已经紧绷了29个月了，而在之前的经济衰退中，只需五六个月就可以收拾残局。联邦储备体系是否对这种敷衍塞责负有责任呢？”Burgess指出，“联邦储备体系的存在既会延长刺激的时间，也会拖延经济萧条的时间”（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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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参见Strong于1923年8月26日致Adolph Miller的信件复本（Goldenweiser Papers, Container 3，folder of Open Market Commitee，1923-1952）。其中Strong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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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相当肯定地说，信用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和肺结核的症状相似。肺结核病毒携带者的任何轻率或无节制行为，经常在几周或几个月内都不会表现出任何影响。精神上或身体上的过度疲劳可能会引发轻微的炎症，然后渐渐发展，引起病变，造成高烧、心悸、咳嗽等症状。在我们的操作中，所谓的轻率行为是指在纽约市场上出售5000万或1亿美元的投资……通过出售债券，我们可能在不经意中非常快速而危险地摧毁了信用结构，立即带来了更大规模银行贷款变现的压力。这个过程在出售行动后的某一不确定的时期达到最大限度（表现为高烧和心悸），并且可能由于我提到的这种滞后而使我们无法发觉危机的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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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wen Fisher指出，“Strong主席于1928年过世。我一直坚信，如果他还在世，并且他的政策能够持续，我们可能会大大地缓和这次股市的崩盘，之后也不会出现工业大萧条了”（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Philadelphia，1934，p.151）。同时参考Carl Snyder, Capitalism the Creator, New York, Macmillan，1940，p.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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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早在有关处理股市繁荣的争论之前，1927年秋联邦储备委员会和储备银行间就发生了斗争，当时芝加哥储备银行不愿意和其他储备银行一样调低贴现率，推行Strong提出而由联邦储备委员会采纳的宽松货币政策。联邦储备委员会最后（以4
:3的投票率）命令芝加哥银行降低其贴现率，这一行动是史无前例的。“此举引起了联邦储备体系内外更大的争议。大部分批评集中在行动的合法性上，所有人都认为在非紧急时期滥用权力是不明智的。”虽然Strong本身希望能调低芝加哥的贴现率，他“十分不满联邦储备体系的行动并试图制止，或至少推迟”（Chandler, Benjamin Strong, pp.447-448）。也许他认为保持各储备银行的独立性及其在联邦储备体系内的主导地位，比当时的特定事件本身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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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ssinger总裁的辞职可能和该事件有关。联邦储备委员会于9月9日召开会议，强制推行利率政策。Grissinger并未告知联邦储备委员会，Strong在一天前曾致电他，并要求他推迟会议，直到财政部部长Mellon第二天赶回华盛顿，而Mellon和Strong早在纽约就已进行过协商。也许Mellon会试图劝说联邦储备委员会不要采取行动，并且无论怎样都能使投票打成平手（Hamlin, Diary, Vol.14，Sept.15，1927，p.38）。Grissinger于9月15日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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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Benjamin Strong, p.465.Hamlin一直对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支配地位心存不满（Hamlin, Diary, Vol.19，Aug.10，1931，p.126），然而却这样评价Strong：“他是个天才——银行家中的Hamilton。他的位置无人能够取代。”（Hamlin, Diary, Vol.16，Oct.18，1928，p.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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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Hamlin, Diary, Vol.22，p.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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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比较本章注释[89]和[114]中Harrison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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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联邦储备体系当时的薪金结构某种意义上能反映出储备银行和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相对地位，也能体现它们吸引人才的能力。直到1935年，一名联邦储备委员会成员的年薪是1.2万美元。虽然和内阁成员薪金相等，但是却和银行总裁（之后是主席）的薪金相去甚远。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Strong从1919年至去世，年薪都是5万美元，而Harrison也是如此。20世纪中期，其他银行总裁的年薪最低是2万美元（6个南部和西部银行），最高是3.5万美元（芝加哥银行）。相对差距在1960年有轻微的改善：联邦储备委员会成员为2万美元（主席再加500美元）；总裁中年薪最高的可达6万美元（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最低的也有3.5万美元（除芝加哥和旧金山外的所有其他储备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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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在Meyer任期内，联邦储备体系的两个委员会（包括一些储备银行的官员）受任研究总分银行、连锁银行、集团银行以及准备金的问题。报告虽然递交了，但是建议并未真正被采纳（参见Report of the Federal Reserve Committee on Branch, Group, and Chain Banking, mimeographed，1932；and“Member Bank Reserves—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Bank Reserve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Federal Reserve Board, Annual Report for 1932，pp.260-285）。Meyer向参议院银行和货币委员会建议，通过限制国家特许机构的银行业特权，在美国建立一个统一的商业银行体系。联邦储备委员会总体上支持该项立法的合宪性（ibid.，pp.229-259），但是并未采取进一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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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Harrison反对Meyer同意担任复兴金融公司的主席（Notes, Vol.Ⅱ，Jan.21，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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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至1932年联邦储备委员会余下的成员有：Edmund Platt（担任联邦储备委员会副主席，直到1930年9月15日离职），Adolph Miller, Charles S.Hamlin, George R.James, Edward Cunningham（至1930年10月28日），以及Wayland W.Magee（1931年5月5日后）。Platt学习过法律，曾任报社编辑、国会成员（任职于银行与货币委员会），最后于1920年任职于联邦储备委员会。Miller和Hamlin是最初的联邦储备委员会成员，于1914年上任。Miller，一位学术能力很强的经济学家，曾撰写过许多关于货币问题的优秀文章。但是他和Hamlin一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表现出无法发挥领导力、独立决断的缺点。用Chandler的话说，Miller“毫无疑问是联邦储备委员会任命的成员中最有能力的，但他是一名外部的顾问和评论家，而不是富有想象力、勇敢无畏的企业家”（Benjamin Strong, p.257 and also pp.44-45）。如果Hamlin对Miller多次的评价是可信的，那么这句话就是对他很慷慨的评价。Hamlin的日记将Miller描述为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对利用其公共地位牟取私利毫不犹豫，可以为一些芝麻小事改变在重要问题上的立场（参见Vol.4，Aug.6，1918，pp.180-181；Vol.6，May 6，1921，p.90；Vol.14，Jan.6，June 9，1928，pp.105，106，180；Vol.16，Oct.30，1929，p.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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