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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Goldenweiser, American Monetary Policy, p.160；Federal Reserve Board, Annual Report for 1932，p.18.Benjamin Anderson认为强迫是没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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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并不用强迫，只要协调一致，将其作为一项全面的政策，通过和国内大银行达成某种最多是小幅紧缩银根的协议安排，它们（储备银行）应该就会这么做（出售政府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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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联邦储备体系需要做的仅仅是以低于政府债券市场收益的利率，为有政府债券（这些政府债券是可接受的联邦储备券的抵押品）支持的成员银行票据提供贴现。在1932年1月11-12日公开市场政策委员会会议上，财政部部长Mills显然也是这么建议的。财政部为了在6月30日前筹集15亿美元，打算鼓励银行购买政府债券（从1931年9月开始政府债券急剧贬值）。“降低联邦储备的贴现率，可以使利率和政府债券收益率具有一定的差异，从而增加银行购买政府债券的倾向。如果能够促使银行借贷和购买债券，则会产生信用扩张的净效应。”（Harrison, Open Market, Vol.Ⅱ.）该建议未被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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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一位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董事曾建议“改变直接施压的方式（1929年尝试却失败），联邦储备体系不会否决借贷”，但是该建议并未被视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Notes, Vol.Ⅰ，May 26，1930）。在任何时候，每个储备银行对其成员银行贴现所给予的鼓励程度都有所不同。比如说，Charles E.Mitchell评论旧金山银行有关合规要求的解释不够灵活（Notes, Vol.Ⅱ，Oct.15，1931）。就连Harrison此时对于邀请银行家前来就此事会面也显得有些犹豫，尽管他曾在1931年10月建议纽约城市银行“只要形势需要”就可以向联邦储备体系自由借贷。用他的话说就是“因为我们必须做好准备，我们的行动将被理解为邀请他们到我们银行来借贷，然后充分利用借来的资金。因此，这个举动责任重大”。Owen D.Young指出，他想在召开银行家会议，即实际上作出邀请成员银行向其借贷的行动前，“先停下，多看看，多听听”。（Notes, Vol.Ⅱ，Oct.26，1931；Mar.24，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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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rk Warburton坚持认为，储备银行非但不鼓励成员银行贴现以增加合规票据，而且“随着银行倒闭更加频繁，联邦储备银行面对需要借贷以满足提款需求的成员银行，态度变得十分冷漠无情”。（“Has Banking Supervision Been in Conflict with Monetary Policy”，Reviews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Feb.1952，pp.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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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比如H.Parker Willis，他曾在《联邦储备法》的形成中起到重要作用。1931-1932年间在Commercial and Financial Chronicle的专栏中曾频繁地报道（他于1931年5月辞去了Journal of Commerce的编辑工作）他是如何抨击公开市场操作的，并认为联邦储备体系的唯一任务就是对合规票据进行贴现。Willis在1932年1月刊登于一份法国出版物《经济与金融事务所》（Agence Economique et Financière）的文章中，宣称联邦储备体系开始采取通胀性措施，在欧洲金融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法兰西银行的Moret行长将这篇文章电报给Harrison。其中部分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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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箭在弦上……下一次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董事会会议可能就会调低贴现率。（可能是因为Wills的文章，贴现率直到2月26日才被调低。）周二（1月12日）承兑票据买入利率下调是联邦储备银行在此类状况下一直采取的预备措施。金融界普遍认为这是货币政策改变的信号，预计将会出现大幅购买政府债券、承兑票据和其他票据……有理由相信，所有基于长期票据以抑制通胀、紧缩信贷的企图都会遭到普遍的反对。通货膨胀的思想已经在金融界许多人心里深深地扎根……华尔街为通货膨胀欢呼，因为这样确保了证券价格的上扬。最大的危险在于联邦储备银行扩大贴现和贷款操作所面临的风险……考虑到这些变化，一些观察员评论说，不久前刚停止的黄金流出现象很容易再次出现，而能够自由输出黄金的市场所剩无几。（Harrison, Miscellaneous, Vol.Ⅱ，Willis article, dated Jan.13，1932，quoted in full in cable, dated Jan.15，1932，Bank of France to Har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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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Willis文章掀起的波澜平息之前，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和法兰西银行间频繁通过电话和电报交换信息（Conversations, Vol.Ⅱ，Jan.14，1932，dictated Jan.20；Miscellaneous, Vol.Ⅱ，cable, dated Jan.15，1932）。纽约各银行也收到了巴黎分行关于该文章的咨询电文。1月16日，Harrison要求Glass参议员利用其影响力，阻止这场“Willis风波，以及关于美国头寸的警示性文章”（Miscellaneous, Vol.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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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s跟随其导师J.Laurance Laughlin拥护真实票据学说（参见第5章，注释[7]）。1912-1913年在参议院银行和货币委员会担任专家期间（Carter Glass时任该委员会的附属委员会主席），他将这些标准应用于联邦储备银行的运作，协助起草了《联邦储备法》。在Glass成为参议员后，Willis仍然与他保持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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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参见Banking and Currency Reform, Hearings before a subcommittee of the House Banking and Currency Committee（Carter Glass任该附属委员会主席），62d Cong.，3d sess.，Jan.7-Feb.28，1913；and A Bill to Provid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Federal Reserve Banks, Hearings before the Senate Banking and Currency Committee（R.L.Owen任主席），63d Cong.，1st sess.，Sept.2-Oct.27，1913，vols。尤其在众议院听证会上，许多参会人士显然理解了解决流动性危机的方法：比较前财政部部长Leslie M.Shaw的证词（pp.99-101）；圣路易斯银行家F.J.Wade的证词（pp.219-211）；前纽约城市清算所协会主席W.A.Nash的证词（pp.338-339）；威斯康星州立银行家A.J.Frame的证词（pp.415-412）。Frame不赞同建立一个储备体系；他力主将《奥德利奇瑞兰法案》扩展到州立银行，以便银行在“危急时刻可以获得额外的现金”。如果这样，“美国将再也不会停止现金支付”（p.421）。在参议院听证会中，比较芝加哥银行家G.M.Reynlods的证词（Vol.Ⅰ，p.228）；艾奥瓦州商人Nathaniel French的证词为“只要提出一个关于票据的弹性发行以及准备金转移的条款，并在必要时加以使用，我们就可以防止类似1907年的危机再次发生”（Vol.Ⅲ，p.2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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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必须注意到Clark Warburton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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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联邦储备体系能够如成立初衷般运作——在不紧缩成员银行储备的同时提供弹性化的货币供给——当且仅当联邦储备银行需要增加资产时……以发行联邦储备券的形式最大限度地增加货币发行……显而易见，在联邦储备体系操作过程中必须将这个原则时刻牢记在心——根据联邦储备体系建立之前文献中的讨论，以及《联邦储备法》的条款——联邦储备官员对联邦储备体系的管理未能和30年代保持一致性，导致违背了法律的初衷。（“Monetary Difficulties 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Monetary System”，Journal of Finance, Dec.1952，p.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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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例如，可参见Alvin H.Hansen, Economic Stabilization in an Unbalanced World, New York, Harcourt, Brace，1932，pp.377-378。接连不断的抑制联邦开支和1932年税收急剧上涨都证明了这些观点的影响。A.B.Adams于1932年写道（Trends of Business，1922-1932，New York, Harper，1932，p.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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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此刻本国出现银行信贷的膨胀是非常不利的。在经济稳定之前，我们有许多陈旧的通胀泡沫需要去除。暂时的通货膨胀只能延缓无法避免的通缩和再次调整，因而只能延长当前的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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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 Hearings before the House Banking and Currency Committee，72d Cong.，1st sess.，Jan.6，1932，pp.78，102104.俄克拉何马州前参议员R.L.Owen，在1907年竞选进入参议院之前曾是一名银行家和律师，在《联邦储备法》通过时他担任参议院银行与货币委员会主席。也可参见他于1932年3月所作的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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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储备委员会和联邦储备银行如果具备运用法律所赋予它们的权力和远见，将拥有足够的能力来阻止价值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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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用紧缩时它们并未扩张信用，以扭转危险的局势，相反，它们于1929年12月至1930年6月进一步紧缩信贷，幅度达到7亿美元。直到银行储户于1930年8月在恐惧下开始囤积货币，它们才以联邦储备券的方式扩张信用。从1932年1月起，它们开始再次紧缩信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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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联邦储备体系官员应该做的是在公开市场中购买美国政府债券和票据，并发行联邦储备券，直到足以阻止这场由信贷和货币紧缩引起的大萧条。加拿大皇家银行的专家和其他人不止一次这么建议。它们本不需要别人为其建议如此不言而喻的措施。（Stabilization of Commodity Prices, Hearings before the House Subcommittee on Banking and Currency，72d Cong.，1st sess.，part 1，p.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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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参考D.H.Fisher的证词。他是美国最大的国家农业贷款协会的董事，同时担任一家印第安纳州乡村银行家协会的（ibid.，pp.289-293）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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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7月加拿大皇家银行的每月来信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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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1930年至1931年联邦储备体系对信用紧缩持消极的态度。当资金囤积（信件中标明日期为1930年10月）开始时，信用进一步的紧缩只有部分被买入的债券所抵消。非常有必要进一步积累超额准备金，这样银行才会感到安全，并对其客户施行更大方的政策。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大萧条程度很深，超额准备金的积累大大低于以往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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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参见本章注释[51]；以及H.L.Reed，“Reserve Bank Policy and Economic Planning”，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r.1933 Supplement, pp.114，117（他随后在定量控制需要辅以定性控制的基础上证明了他的观点，参见“The Stablization Doctrines of Carl Snyder”，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Aug.1935，pp.618-620）；Irving Fisher, Booms and Depressions, New York, Adelphi，1932，pp.96，106，126134，148152；J.H.Rogers写道，“因为未能创造急需的信用和价格扩张的基础，许多研究政策的著名学者认为，联邦储备体系必须负直接责任。有人强烈主张，在类似现在这种时期中，联邦储备体系这样的中央机构要么运用其强大的‘公开市场’力量挽救急剧下降的价格，要么就得承受其应得的骂名”（American Weighs Her Gold, Yale University Press，1931，pp.206-209）；W.I.King写道，“假设1930年价格急剧跳水时，联邦储备体系官员开始向流通中投放货币，难道不会抬高价格，恢复公众信心或乐观心理，并在1931年将经济带回到正轨上吗？这个问题的答案自然是肯定的！”（“The Immediate Cause of the Business Cycle”，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Mar.1932 Supplement, p.229）；J.W.Angell，“Monetary Prerequisites for Employment Stabilization”，in Stabilization of Employment, C.F.Roos, ed.，Bloomington, Principia，1933，pp.207-214，222226；Karl Bopp写道：“A.C.Miller先生似乎是联邦储备体系的权威人物。他对公开市场操作——这个刺激经济从严重的萧条中恢复的唯一方法——表示反对，除非是作为‘外科手术’。即使面对1932年这样的情况，他仍然认为‘外科手术’没有必要。”（“Two Notes on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June 1932，p.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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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参见Chandler, Benjamin Strong, pp.41-53，6970，214215，and Chaps.Ⅶ—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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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Chandler, Benjamin Strong, pp.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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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Chandler, Benjamin Strong, p.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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