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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短期投资比例的增加不同，银行现金资产比例的增加可以部分归因于供给因素。如前所述，对黄金流入的滞后反应可能是一个因素。更重要的是，因为黄金流入的持续时间较长，利率基本上是下降的，这使得现金资产比其他资产更具有吸引力（换言之，收入损失得更少）。此外，偏好的变化压低了尤其是短期高流动性资产的收益，促使更多的资产向现金转换，例如1933年国库券的平均收益是0.515%，1934年是0.256%，1935年是0.137%，1936年是0.143%。由于准备金要求加倍（参阅第9章），它在1937年升至0.447%，1938年降至0.053%，1939年降至0.023%，1940年降至0.014%。从这些收益中可以看出，持有债券不如持有现金划算。因此，在1936年银行持有的政府债券占总资产的比例达到峰值时，现金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仍继续上升，直到1940年才达到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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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供给可以部分解释银行持有的其他资产向现金资产的转移，但它们不能完全解释这种转移，因为后者也是由向投资转换时对流动性的需求驱动的。获取现金资产和投资一样是为了满足流动性需求；1936年以后，获取现金资产成为满足流动性需求最便捷和成本最低的方式。这些观点可以由投资转换中的利率所反映的银行对流动性偏好的变化来间接证明。这种变化显然也会影响到现金资产，因为这些资产同样可以实现持有短期投资的最终目的——随时根据需要在很短的期限内转换为既定的数额。此外，还有很多其他小证据，合起来看还是相当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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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惊人的证据也许就是由George R.Morrison作的关于美国和加拿大的比较。[36]加拿大在1929-1939年的周期性经历几乎与美国相同，但是没有发生任何银行破产或者普遍的银行挤兑现象。利率的变化方式与美国大致相同——这是从两个国家金融市场的紧密联系中得出的。加拿大银行提高了其现金资产相对其存款的比例，但远不如美国银行提高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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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证据来自Morrison对1929年以前和1939年以后美国现金资产和利率之间关系的解释。基于早期以及后来的经历，20世纪30年代现金资产的增加量比预期的仅由收益的下降所引起的增加量要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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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1936年和1937年成员银行对准备金要求加倍的反应所进行的分析是另一个证据：它们之所以积累现金资产，是因为它们对流动性的需求提高了。一旦准备金要求的提高冻结了已积累的现金，银行就不得不为了流动性目标而迅速地积累额外的现金（更为详细的讨论请参阅第9章）。[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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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禁止支付活期存款利息影响了增加现金资产所采用的形式。如果该禁令不存在，更多的现金资产增量可能采取其他商业银行余额的形式，而不是存入联邦储备银行。既然禁止支付活期存款利息，银行就没有动力出于流动性需要而在其他商业银行持有现金资产。没有人清楚这条禁令的影响有多大。短期资产的低收益可能意味着银行间拆借的低利息甚至是零利息，在这种情况下，在其他商业银行持有现金资产和将资产存入联储银行的结果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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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流动性偏好的转移注定是暂时性的。根据早期经验判断[38]，如果一段时期内没有出现广泛的银行破产事件，会使银行管理者警惕的神经有所放松，从而对流动性的重视程度下降。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成立使银行破产比例大大降低，并对防止可以带来银行流动性偏好转移的“挤兑”现象的发生提供了额外的保障。虽然这种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成立之初并不明显的保障最终变得越来越明显，但银行仍需时间来使它们的行为适应新的实际情况。因此，现金资产与总资产的比例一直持续升高到1940年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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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战时现金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剧烈下降且此后保持在更低的水平上，但它仍高于1929年的水平（参阅表17，第18列）。原因不是银行对现金资产继续上升的偏好，而是准备金要求的提高。银行对监管部门要求的准备金的形式没有选择余地。它们不得不保持一定比例的现金资产作为在联邦储备体系中的存款余额，直到1959年。并且它们付出了1930-1933年间的惨痛代价才发现，这部分资产无法在不加速银行破产的情况下被提取出来，以应付危机。因此，由准备金要求变化引起的银行现金比例变化与资产偏好转移引起的银行现金比例变化是两个不同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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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能得到成员银行关于法定准备金的合计数据。相应地，表19只限于成员银行，它把法定准备金从现金比率的分子、分母中都减去了。1929年，除法定准备金外，成员银行总资产中的11.3%是以库存现金、在途资金、银行（商业银行和联邦储备银行）中超过法定准备金要求的余额的形式持有的。这一比例从1933年到1936年一直稳步上升，在1936-1937年因为准备金要求加倍而下降，然后在1940年重新上升到接近30%的顶峰。到1945年这一比例又基本回到了它1929年的水平，并且从那之后一直围绕这个水平波动，但是所有现金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第3列）围绕比1929年高几个百分点的水平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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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9 1929-1960年成员银行的现金资产与法定准备金以及总资产的关系（部分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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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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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6月30日或者最接近的可以获得数据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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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按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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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anking and Monetary Statistics, pp.72 and 74；Member Bank Call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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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联邦储备银行中的准备金、库存现金、在国内和国外银行中的余额、在途资金项的总和与第1列的来源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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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2列除以第1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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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29-1941年：Banking and Monetary Statistics, pp.395-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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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1959年：Member Bank Call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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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截至1960年6月15日的周平均数，参阅Federal Reserve Bulletin, Dec.1960，p.1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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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第4列除以第1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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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从第1、2、4列中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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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现金比例，投资与贷款的比例在战时继续上升。尽管该比例之后开始下降，但仍为1929年水平的约两倍。然而，现金比例和投资贷款比例的不同变化并不意味着流动性偏好增加对投资需求的影响的持续时间比对现金需求的影响长。正如从1932年到1940年两项需求都在扩张一样，随后这两项需求本该一起下降，原因是实际比例的不同变化可以从供给方面的差异很容易地得到解释。战时政府债券的供给增长很快，对银行贷款的相对需求可能有所下降，因为很多公司通过联邦政府资金融资。和这个解释相一致的是，高流动性和低流动性的银行资产在收益上的差距在战争期间确实缩小了，并且如果将联邦储备钉住价格的政府债券看做高流动性资产，则缩小的程度非常大。战后，政府债券的供给一直保持在很高的水平，越来越多的企业发现可以从公开市场上募集到所需的资金。1960年，两者收益率之间的差距继续缩小。到那时为止，供给状况在某种程度上已开始逆转，但并没有完全恢复到战前状况。因此，投资贷款利率保持在高于1929年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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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注意到，我们对于银行资产构成的变化，尤其是对20世纪30年代挤兑中出现的大量“超额准备金”的解释，与人们普遍接受的解释相左[39]——后者在20世纪30年代的联邦储备政策中也有所体现，但是从那时起体现得就越来越少了。根据那种解释，超额准备金主要是银行所持有的多余资金，说明当时银根放松、私人贷款需求不足。银行处于一种亚稳定的均衡状态。银行获得的额外资金主要被简单地加在现金余额中；银行面临的额外需求通过缩减余额得到满足。对应于给定的资产收益率也没有唯一要求的资产结构，使得对此结构的扰动会促使银行努力去恢复；它们也就此保持新的结构了。根据这一观点，只要法定准备金要求的变化没有吸收所有银行或任何大型银行集团中的所有超额准备金，它就不会产生影响。[40]这是联邦储备委员会就1936-1937年的准备金要求加倍而明确提出来的观点。[41]正如我们所阐述的以及我们将在第9章关于1937-1938年萧条的讨论中详细指出的那样，银行对于准备金要求加倍的反应证明了这一官方观点是错误的，并且支持了我们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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