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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政策的目标是提高商品的价格水平，尤其是农产品及原材料的价格水平，这些商品的价格在通缩的前几年下降幅度最大。同时，新政的其他措施也力图实现这个目标。在新政措施中，最引人注目的要数国家复兴部（National Recovery Administration）颁布的“守则”（codes）以及农业调整部的产量控制措施。虽然《托马斯修正案》在未经联储同意的情况下为货币数量的增长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货币数量的显著增长并没有实现令价格上涨的目标。美国出口的大部分农产品和原材料都有一个世界市场，在这一世界市场中，尽管作为供应商与购买者的双重角色，美国有时会显示出其重要性，但几乎没有占据过支配地位。这些商品以外国货币表示的价格由世界的供求状况决定，只有当美国发生的事件反过来影响到美国的供求数量时，才会受到这些事件的影响。即使是这样，与美国购销变化相比，这些价格所受的影响也要小得多。因此，美元外汇价值的下降意味着这些商品的美元价格约有同比例的上升，事实上，棉花、石油产品、烟叶、小麦及类似产品的美元价格确实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因此，黄金政策提高农产品及原材料价格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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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外汇价值的下降最初只是由于人们基于贬值预期而投机性地出售美元的结果——表现为短期的资本外流。由于国内通货紧缩结束而产生的对进口需求（指需求曲线）和出口供给（指供给曲线）的移动，支撑了这种下降。银行业危机得以解决，人们对货币体系的信心得以恢复，同时货币流通速度上升，消费率提高，物价上涨。结果是美国物价相对于他国物价出现了上涨。如果美元不贬值，物价的上涨将会抑制出口而促进进口。美国在国内外购买黄金的行为随后加强了上述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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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黄金是一种潜在的出口商品，美国对国内黄金的收购减少了黄金的出口供给，因此减少了（以购买美国黄金为目的的）外币持有者对美元的需求。对国外黄金的收购增加了对进口商品（即黄金）的需求，因此增加了（以购买国外黄金为目的的）对以外汇标价的美元的需求。上述两种影响合在一起，造成了以贬值前汇率表示的美国收支平衡表的潜在赤字。在浮动汇率制下，如果美元贬值（可以通过出口的增长或进口的减少或投机资金的流动实现）的幅度足够大，足以产生大量的外汇，超过用于其他目的的外汇需求，从而用来支付黄金的购买，那么就可以消除这种潜在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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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影响并不取决于黄金是买卖商品的事实。在浮动汇率制下，如果政府用同等数量的美元购买小麦、香水和外国艺术品，或是像二战后实施的那样，建立外国所产战略物资的储备，那么对国际贸易货物的美元价格产生的影响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当然，倘若这些其他商品中的一种成为购买计划的载体，那么黄金就属于本国生产货物的范畴，美元贬值将刺激其出口；同时黄金也属于外国生产货物的范畴，美元贬值会抑制其进口。结果，这种假定的替代性购买计划就会使黄金净流入小于其应有的净流入，或者使净流出大于其应有的净流出。事实上，在此将黄金作为载体必然意味着黄金的积累，正如将小麦、香水或国外艺术品作为载体也将意味着该种商品的积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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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黄金作为载体使该计划对外国的冲击发生了重要的影响。首先——相应的影响可体现在任意一种特定商品上——该计划会对生产黄金的国家产生特殊影响。其次——这种影响仅体现在作为货币本位的商品上——该计划会对金本位制国家产生特殊影响。由于那些国家承诺以本币表示的固定价格出售黄金，所以其黄金储备必然会受到压力，这反过来会使这些国家放弃金本位制或面临国内通缩压力。完全不考虑这项黄金购买计划对其进出口货物的相对供求的影响，那些国家仍然不得不调整其整体名义物价水平。[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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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达到降低美元汇率的目的，美国采取了（通过发行RFC证券）借入资金以购买黄金的措施，该措施并非没有先例。同样的措施被写入《恢复铸币支付法案》，并在1879年前实行，但当时却正好出于相反的目的：提高美元汇率。在讨论那个事件时，我们曾指出，黄金储备积累的机制影响而非心理影响使恢复金本位制变得更困难而非更容易。其原因和刚指出的黄金购买导致美元贬值的原因完全相同。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怀疑这一措施起到的作用是否与潜在起作用的不那么引人注目的驱动力一样重要，但在1879年，当该措施对既定目标起阻碍作用时，与1933年该措施对既定目标起促进作用时相比，这一点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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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以黄金为载体达到美元贬值进而抬高物价的目的，其主要障碍是许多政府和私人债务以及私人合同中存在的所谓的黄金条款。该条款要求用真金或等价于特定重量黄金价值的名义货币量进行支付，其使用可以追溯到南北战争后的绿钞时期。制定该条款的目的是保护债权人等不受货币贬值的影响。该条款增加了联邦政府及众多个人债务人对本息的名义债务，增加的幅度为黄金新旧价格的比例。此外，它还削弱了由货币贬值引致的负债收入比降低对私人活动的刺激作用。因此，1933年5月6日，一项联合议案被提交给国会，并于同年6月5日通过。该项议案废除了过去所有公共和个人合同中的黄金条款，将来也不再设立这种条款。1935年2月，高等法院以5
:4的投票裁定该议案符合美国宪法。[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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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黄金政策仅是罗斯福总统同时实施的与货币本位制相关却相互冲突的两项政策中的一项。另一项政策是组织了一次世界货币与经济会议，该会议于1933年6月在伦敦召开。1932年5月，胡佛总统为召开该会议进行了一系列安排，会议原定于1933年1月召开。其宗旨是在国际经济问题上达成合作，人们寄希望于在该会议上就稳定汇率安排问题达成共识。但是这个会议几乎完全是一个败举。一个原因是在其召开过程中，总统显然已经明确地决定采取货币贬值的政策。他于1933年7月2日向该会议发出信息，否认美国与任何达成所谓“就几个大国而言，临时的而且也许是人为的汇率稳定”的努力有关，并称之为“华而不实的谬论”。[50]当时的舆论将会议的失败归咎于这一信息。但是，无论总统说了什么，也无论美国政策如何稳定，对于达成一个可行的汇率稳定协议的经济前提是否存在，都是令人怀疑的。其根本困难包括：英镑集团成员国与金本位制国家之间在汇率上可能不相容，以及当时的金本位集团成员国不愿意改变其金平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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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价可变的时代于1934年1月31日结束，当时总统在前一天通过的《黄金储备法案》所赋予的权力下，规定了买卖黄金的固定价格——每盎司35美元，从而将美元的含金量降到了其原来重量的59.06%。按照该法案中的条款，所有金币和金块的所有权都归属于美国政府；所有金币将退出流通，熔成金块，并停止新的金币铸造活动。财政部部长将控制所有的黄金交易；总统有权将美元含金量固定在其早先法定含金量的50%-60%之间。[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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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先前将其持有的黄金估值为每盎司20.67美元，并以该价格向个人、商业银行及联邦储备体系收购黄金。自那时起，它就意识到可以从美元的重新定价中获得巨大的“账面”利润。也就是说，财政部可以发行名义价值近30亿美元的名为金元券的额外纸币，而不需要取得额外的黄金，并且还能符合对其发行的每一美元均须持有特定含量黄金（现在含量小于以前的含量）的法律规定。那些金元券不能由私人合法地持有，但是可以由联邦储备银行持有。因此，为了实现其利润，财政部必须将金元券交给联邦储备体系；作为回报，财政部将收到存款信贷，该信贷可以转换成联邦储备券或开立支票进行支付。揭开法律表象，其经济影响相当于授权财政部，在《农业调整法案》的《托马斯修正案》所明确授权的30亿美元的绿钞外，又印制了近30亿美元的法定货币并将其投入流通。[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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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财政部的账面利润中，20亿美元被分给一个在财政部部长控制下成立的稳定基金，并赋予了其买卖黄金、外汇、证券及其他信用工具的权力，以达到稳定美元汇率的目的。[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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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34年2月1日以来，黄金的官方价格一直固定在每盎司35美元的水平。从该意义上来说，这个日期标志着金本位的恢复。但是无论是从国内角度还是从国外角度考虑，美国所恢复的金本位与其在不到一年前所放弃的金本位相比，都有很大的区别。铸币局以每盎司35美元的价格收购向其提供的所有黄金，但是只出于国外支付的目的而出售黄金。如前所述，在美国禁止个人持有金币和金块，除非将其用于工业、艺术或钱币收藏并且不再进入国内流通。联储继续实行黄金准备金要求，但是准备金状态自1933年开始从未对政策产生过直接影响，尽管自1958年美国黄金存量开始大幅下降起，就存在这种可能性。举例来说，当1945年联储体系开始接近当时的准备金要求（票据的准备金率为40%，存款的准备金率为35%）时，法律发生了变动，要求准备金率统一为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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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不再主要依靠固定的黄金买卖价格来维持与其他货币的刚性汇率，即使那些国家仍在实行名义上的金本位。取而代之的是稳定基金——一个新的中央银行机构，该机构具有参与外汇和非货币黄金公开市场买卖以影响汇率的权力。20世纪30年代末期，大多数所谓黄金集团的成员国最终都放弃了金本位，名义上的浮动汇率以及通过稳定基金进行政府投机，成为一种惯例。战争期间，很多国家固定了“官方”汇率，但这一汇率水平并不是通过按黄金或外币的固定价格进行自由买卖来维持的，而是效仿20世纪30年代德国Schacht所发展的策略，通过对外汇交易的广泛控制来维持的。从那时起，种类更为繁多的实际汇率安排同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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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对于1934年后黄金在美国所扮演角色的最好描述并不是货币体系基础，而是一种价格受官方支持的商品，就如同在许多农业支持计划下的小麦价格一样。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对农产品的支持价格仅针对国内生产者，而对黄金的支持价格则对国内外生产者均有效。积累的农产品可以按支持价格自由地出售给任何买家，而黄金只可以出售给某些外国购买者而不能出售给任何国内购买者。结果，黄金计划建立了一个以美元标价的世界金价的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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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月，黄金固定价格取代了早期购买计划下的浮动价格，这意味着美国当局不再对用于购买黄金的美元数量实行直接控制。实行固定价格后，美国当局有义务购买向其供给的所有黄金。但是这种购买的作用与早期计划下购买的作用相同。对美国来说，由于汇率变化及不同国家国内物价水平变化的影响，就国内货物来说国际贸易货物价格上涨，购买黄金意味着其他出口品的美元价值相对于进口品的美元价值上升。对黄金生产国来说，美国的黄金购买意味着其一种产品的价格上升，因此将带来黄金产业相对于其他产业的扩张和收入的上升。对金本位国家来说，美国所固定的金价决定了其本币兑换美元的汇率。它们要么根据新的汇率调整其国内物价水平（在这一过程中，可能会卖掉以盎司计量的部分储备），要么改变其黄金的固定价格。对所有金本位国家和黄金生产国（不包括美国）以及所有非金本位国家和非黄金生产国来说，黄金购买意味着一次国际贸易的重新洗牌，以应对美国对除黄金以外产品需求的减少，以及黄金生产国对此类产品需求的增加；该计划意味着来自美国的产品供给增加以及来自黄金生产国的产品供给减少。最后，国际贸易不得不根据金本位国家采取的措施进行自发调整，以弥补其储备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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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最初确定的黄金固定价格相对于黄金本身过高，因此刺激了生产的快速增长和政府库存的快速积累。美国包括其原有黄金在内的黄金产量从1933年的不到260万盎司上升到1940年的600万盎司；世界产量则从1933年的2500万盎司上升到1940年的4100万盎司。自1940年起，其他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上升，拉低了黄金的相对价格，并且使得1960年的美国黄金产量降到其1933年水平以下，尽管当年世界产量仍超过了1933年的水平。财政部所持有的黄金存量从1934年固定支持价格时的2亿盎司上升到1940年年末的6.3亿盎司，这一增长是干预时期世界黄金总产量的1.75倍。黄金存量在战争期间有所下降，之后在1949年达到最高点。到1960年年末，它又再次下降到约5.1亿盎司，但仍然是确立固定价格时水平的2.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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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购买农产品及其他商品的过程一样，在购买黄金的过程中，人们认为美国政府拥有三项直接[54]资金来源：税收、借款和货币创造。[55]一个区别在于，对其他商品（除了下文将讨论的白银）的支持计划没有获得货币创造的许可，而黄金支持计划却并非如此，因此后者自动地获得了持续的融资手段。用金元券购买黄金可以增加财政部在联邦储备银行的存款，存款的增量等于黄金购买量乘以黄金的官方价格。除了少量的操作费用（0.25%）外，事实上这也等于财政部购入黄金时使用支票从其存款中支出的数量。黄金购买通常按上述方法筹措资金，因此，黄金储备的增长并没有自动带来预算压力。黄金购买与财政部创造高能货币的权力之间的联系当然是黄金的历史角色的延续，也仍然赋予了黄金一定的特殊货币重要性。值得一提的是，1937年财政部使用了另外一种融资方法，即用发行债券筹集的资金“对冲”黄金（参阅第9章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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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1934年后美国的黄金政策要比描述作为其结果的美国货币本位容易得多。从黄金量或黄金名义价值在固定价格水平上的维持是否直接或者间接地决定货币量的变动的定义上说，美国采用的并不算是金本位制。通常人们将其视为一种——就像罗斯福总统所说的——有管理的金本位制，但这种说法仅仅是回避了定义的难题。显然，它是一种信用本位而非实物本位，但是又不可能具体说明由谁以及基于何种原则来对其数量进行管理。联储、财政部及其他机构均出于各种目标通过各自的行为对黄金数量施加影响。理论上，联储有权在较大的范围内随意地调控货币量，但是它很少说明其行为的目的何在。有时，联储会为了支持国债价格而明确放弃控制权。而且黄金流动显然不会不影响到联储的行为。只要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率保持固定，不同国家之间相对货币存量的变化就会与相同汇率下的金本位导致的变化相似，尽管变化机制可能完全不同。也许“自由决定的信用本位”（discretionary fiduciary standard）是用来概括这一演化了的货币本位的最简单用词。如果你认为这种概括含糊不清，那么你就对了，因为它表示的货币本位正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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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黄金集团国家的货币相对于美元的升值幅度比未与黄金挂钩国家的货币升值幅度更大。从1933年1月到1934年9月，法国、瑞士、比利时、荷兰以及意大利的货币升值了70%，而英镑升值了不到50%。因此，金本位国家的货币不仅相对于美元升值了，相对于其他货币也升值了。这两种不同的升值衡量了美国的黄金价格支持计划对金本位国家的特殊影响。事实上，这些国家的黄金流失意味着它们比其他国家承担了更多的美国出口扩张和除黄金以外的进口缩小的影响，因此缓和了对其他国家的最初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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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干扰，为了维持金本位，也就是说，为了使诸如新的汇率结构之类的因素不对收支余额产生压力，金本位国家将不得不相对于其他国家降低其国内物价水平。事实上，在此过程中确实受到了其他因素的干扰，但是其干扰并非减弱而是加剧了金本位制国家的难题。美国在固定价格支持计划下的黄金购买，与来自欧洲的资本外逃恰巧同时发生，后者主要是由政治变化引起的：首先，在德国，希特勒权力的扩张导致德国人（尤其是犹太人）大规模地将资本转移到国外；其次，对战争恐惧的日益增长导致来自法国、英国及欧洲其他国家的资本外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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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种资本外逃增加了对美元的需求，其对美国商品和服务贸易（不含黄金在内）及汇率的影响，与黄金价格支持计划的影响恰好方向相反，并对后者起到了抵消的作用。[56]一方面，美国政府为了购买黄金不断增加美元的供给；另一方面，外国人为持有美元不断增加对美元的需求。通过以海外资产交换黄金并将黄金转移至美国财政部，外国人可以获得美元而财政部可以得到黄金，却不影响美国其他国际收支项目的平衡。由于这种抵消，黄金计划并没有按照上文所述的方式影响美国的贸易账户，以及美国的国际贸易货物的相对价格。由于这种贸易账户和相对价格的变化趋向于减少在固定价格水平下出售给美国的黄金数量，资本的流入意味着这个国家在每盎司35美元水平上获得的黄金量比没流入时其本能购买到的黄金量更大。因此，虽然资本流入和黄金价格支持计划对美国的汇率和商品服务贸易（不含黄金在内）产生了相反的影响，但这两方面均导致了黄金存量上升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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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发生资本外流的金本位国家——所有在1933年以后仍实行金本位的主要的黄金集团成员国——来说，资本外流加剧而非抵消了黄金价格支持计划的影响。这要求国内物价水平进一步下降，下降的幅度超过了黄金价格支持计划所要求的幅度。如果它们想在不引起黄金持续外流的前提下为资本流出融资，那么出口相对于进口必须进一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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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黄金价格支持计划和资本外流综合作用下所需的货币贬值幅度超过了黄金集团成员国愿意承受的限度，也许上述两个因素单独作用的结果也是如此。因此，在1936年秋，法国和瑞士根据美国、法国和英国达成的三方协定实行了本币贬值。其他黄金集团成员国或是遵循了这一套路，或是放弃了金本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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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种直接的方法可用来划分资本流动和黄金价格支持计划对美国国际贸易的相反影响；人们只能记录下它们对于国际贸易的综合影响，当然，还包括诸如商业活动变动水平等其他因素的影响。但表20表明，就1934-1939年整个时期而言，黄金价格支持计划比资本流动对美国国际贸易的定量影响更为重要。但是证据稍显混杂，因此这一结论在很大程度上是未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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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中的主要不确定因素在于表中前两部分的收支余额数据。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单独采用黄金价格支持计划会增加商品和服务（除黄金外）的贸易余额，这种增加可以通过汇率变化或是国际价格变化实现，而国际价格的变化必须足以降低美国价格相对于外国的价格水平（以同种货币表示）。[57]单独的资本流入会产生相反的效果。由于收支余额数据的误差，我们无法清楚地得知实际发生的状况。第1行和第5行给出了根据进出口数据直接估计的贸易余额，第1行是绝对值，第5行是占国民收入的百分比，其中国民收入根据价格变化和经济规模变化进行了调整。根据这些统计数据判断，1934-1939年间贸易余额远低于20世纪20年代的水平，稍低于1930-1933年大萧条时期的水平。第2行和第6行给出了根据资本和黄金流动数据间接估计的贸易余额；第1行和第2行核算的区别在于记录在收支平衡表官方数据中的“错误与遗漏”项目。这些错误和遗漏足够大以至于可以改变贸易余额的符号。第2行和第6行表明1934-1939年贸易余额显著大于20世纪20年代或1930-1933年的贸易余额（在第2行中，1934-1939年与20世纪20年代的贸易余额相等，但由于其价格水平比20年代低，因此其实际水平高于20年代）。第1行和第5行暗示了资本流动的定量影响更为重要；第2行和第6行则暗示了黄金购买计划的定量影响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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