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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战时现金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剧烈下降且此后保持在更低的水平上,但它仍高于1929年的水平(参阅表17,第18列)。原因不是银行对现金资产继续上升的偏好,而是准备金要求的提高。银行对监管部门要求的准备金的形式没有选择余地。它们不得不保持一定比例的现金资产作为在联邦储备体系中的存款余额,直到1959年。并且它们付出了1930-1933年间的惨痛代价才发现,这部分资产无法在不加速银行破产的情况下被提取出来,以应付危机。因此,由准备金要求变化引起的银行现金比例变化与资产偏好转移引起的银行现金比例变化是两个不同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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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能得到成员银行关于法定准备金的合计数据。相应地,表19只限于成员银行,它把法定准备金从现金比率的分子、分母中都减去了。1929年,除法定准备金外,成员银行总资产中的11.3%是以库存现金、在途资金、银行(商业银行和联邦储备银行)中超过法定准备金要求的余额的形式持有的。这一比例从1933年到1936年一直稳步上升,在1936-1937年因为准备金要求加倍而下降,然后在1940年重新上升到接近30%的顶峰。到1945年这一比例又基本回到了它1929年的水平,并且从那之后一直围绕这个水平波动,但是所有现金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第3列)围绕比1929年高几个百分点的水平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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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9 1929-1960年成员银行的现金资产与法定准备金以及总资产的关系(部分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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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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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6月30日或者最接近的可以获得数据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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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按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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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anking and Monetary Statistics, pp.72 and 74;Member Bank Call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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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联邦储备银行中的准备金、库存现金、在国内和国外银行中的余额、在途资金项的总和与第1列的来源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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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2列除以第1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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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29-1941年:Banking and Monetary Statistics, pp.395-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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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1959年:Member Bank Call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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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截至1960年6月15日的周平均数,参阅Federal Reserve Bulletin, Dec.1960,p.1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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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第4列除以第1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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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从第1、2、4列中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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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现金比例,投资与贷款的比例在战时继续上升。尽管该比例之后开始下降,但仍为1929年水平的约两倍。然而,现金比例和投资贷款比例的不同变化并不意味着流动性偏好增加对投资需求的影响的持续时间比对现金需求的影响长。正如从1932年到1940年两项需求都在扩张一样,随后这两项需求本该一起下降,原因是实际比例的不同变化可以从供给方面的差异很容易地得到解释。战时政府债券的供给增长很快,对银行贷款的相对需求可能有所下降,因为很多公司通过联邦政府资金融资。和这个解释相一致的是,高流动性和低流动性的银行资产在收益上的差距在战争期间确实缩小了,并且如果将联邦储备钉住价格的政府债券看做高流动性资产,则缩小的程度非常大。战后,政府债券的供给一直保持在很高的水平,越来越多的企业发现可以从公开市场上募集到所需的资金。1960年,两者收益率之间的差距继续缩小。到那时为止,供给状况在某种程度上已开始逆转,但并没有完全恢复到战前状况。因此,投资贷款利率保持在高于1929年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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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注意到,我们对于银行资产构成的变化,尤其是对20世纪30年代挤兑中出现的大量“超额准备金”的解释,与人们普遍接受的解释相左[39]——后者在20世纪30年代的联邦储备政策中也有所体现,但是从那时起体现得就越来越少了。根据那种解释,超额准备金主要是银行所持有的多余资金,说明当时银根放松、私人贷款需求不足。银行处于一种亚稳定的均衡状态。银行获得的额外资金主要被简单地加在现金余额中;银行面临的额外需求通过缩减余额得到满足。对应于给定的资产收益率也没有唯一要求的资产结构,使得对此结构的扰动会促使银行努力去恢复;它们也就此保持新的结构了。根据这一观点,只要法定准备金要求的变化没有吸收所有银行或任何大型银行集团中的所有超额准备金,它就不会产生影响。[40]这是联邦储备委员会就1936-1937年的准备金要求加倍而明确提出来的观点。[41]正如我们所阐述的以及我们将在第9章关于1937-1938年萧条的讨论中详细指出的那样,银行对于准备金要求加倍的反应证明了这一官方观点是错误的,并且支持了我们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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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货币本位制度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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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 黄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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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3月6日,罗斯福总统发布了关于银行歇业期的公告,禁止银行在此期间支付黄金及交易外汇。1933年3月9日出台的《紧急银行业法案》,承认了3月6日公告的有效性,并扩充了其内容,赋予了总统在银行交易、外汇交易、黄金和货币流动等方面应对紧急事件的权力。法案出台的第2天,即3月10日,总统发布了行政命令:扩充了在银行歇业期之外对黄金及外汇交易的限制,事实上是禁止银行及非银行类似机构在未取得财政部部长所签署许可证的情况下用黄金进行支付。这一法令也严格地限制了外汇交易。上述措施拉开了为期约一年的对货币本位制度进行修补的序幕,自内战时期放弃金本位制以及其后于1879年恢复以来,这是对货币本位法律架构最为深远的一次调整。[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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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有效地暂停了对黄金的支付,金价或是以美元兑其他货币(如法国法郎)的汇率仍严格地与黄金联动,并围绕“平价”波动了一个多月。这次歇业被视为银行业应急措施的一部分,因此人们预测那只是临时性的。外汇交易被严格管制;管理部门没有做出计划允许美元贬值的官方声明;几周以后,政府批准了几个出口黄金的许可证。此外,由于从技术上来看黄金的头寸很足,因此人们丝毫不怀疑前述金平价能得以维持。黄金存量与总货币存量的比率达到了自1914年以来的最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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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时期,美国迈出了空前重要的一步。4月5日,一项行政命令禁止了黄金“贮藏”行为并要求包括成员银行在内的所有黄金持有者,将其持有的金币、金块或者金元券在5月1日之前(含5月1日)移送至联邦储备银行,仅可以保留用于工业及艺术的合理数量的稀有铸币,并确定了每人可以保留的金币和金元券的最高限额——100美元。[43]金币和金元券按面值兑换为其他通货或存款,金块按每盎司20.67美元的法定价格支付。根据财政部部长1933年12月28日发布的一项命令,储备银行以外的黄金也在稍后一段时间完成了“国有化”。该项命令要求除稀有铸币及其他少量项目外的所有金币、金块和金元券均应根据每盎司20.67美元的法定价格按其面值转让给美国司库。截止日期定于1934年1月17日[44],当时黄金市价接近每盎司33美元。[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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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4月20日出台的行政命令,扩充并修改了黄金禁运规定。加上前一天总统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评论,结束了金价的稳定期。总统明确指出,当局将允许美元相对外国货币贬值,以此促进国内价格的上升。该行政命令对外汇交易加以限制,这不仅是针对在3月10日行政法令下取得许可证的银行,而且还针对参与外汇交易的所有个人。在同一天,《农业调整法案》的《托马斯修正案》被提交至国会。5月12日,这一修正案被制定为法律。该修正案明确提出要通过货币存量的扩张来达到价格上升的目的;此外,该修正案还赋予总统将美元含金量降到其以前比重的50%的权力。黄金的美元价格立即开始上升,也就是说,外国货币的美元价格也在上升,这既包括保留金本位制的法国法郎,也包括早些时期放弃金本位制的英镑。在接下来的3个月中,黄金的市场价格上升到每盎司30美元的水平;其后,在1934年1月30日《黄金储备法案》通过之前,价格一直在27-35美元之间不规则地波动。[46]在那个时期,美国同1862-1879年一样,仍实行由市场决定的逐日浮动汇率制。但是,政府加强了对市场的干预。1933年9月8日,按照每日评估的世界市场数据扣除装运及保险成本后的价格建立了固定的官方金价。财政部同意按该价格收购黄金,以向美国的金矿开采者支付在未实施出口禁运时其本应获得的高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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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33年10月起,政府对市场进行了积极的干预,以提高金价。从10月25日开始,复兴金融公司(RFC)被授权收购国内新采黄金;几天之后,该公司又被授权通过储备银行的代理购买国外黄金。购买价格几乎每天都在上涨。复兴金融公司大规模的国外购买曾一度使国内新采黄金的公布价格成为有效的市场价格。但是,从1933年11月末至1934年1月末这段时期,公布的价格高出了国外的黄金市价。[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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