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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Federal Reserve Bulle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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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2年年末，由短期政府债券担保的贷款的贴现率下降到0.5%（见图49）。但是，这个下降几乎没有意义，因为如果银行持有这样的短期债券，对它们而言，通过出售收益率为0.375%的债券来获得所需准备金要比用这些债券为抵押以0.5%的利率借款更划算。也是在1942年，联储降低了中央储备城市银行的准备金要求。[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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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9 联邦储备体系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1939年8月-194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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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给出贴现利率的短期政府债券一般在1年或1年以内到期，或者可赎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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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同图41，1942-1948年的数据来源于联邦储备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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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政府债券的价格得到了支持，银行也就没有持有超额准备金的动力了；相反，它们可以通过持有收益性债券来满足流动性需求。超额准备金的减少以及刚刚提到的法定准备金的减少，使得银行的存款准备金比率从1941年11月的不足4:1持续上升到1946年1月的6:1还要多。假定存款通货比率没有发生变化，那么存款准备金比率的上升将使货币存量的增长率达到高能货币增长率的1.75倍。但是，存款通货比率从1941年11月的6:1持续下降到1946年1月的4:1，这使得多出来的0.75的一半都被抵消掉了。在关于存款通货比率的详尽分析中，Cagan认为其在战争时期的下降有以下原因：人们增加了现金的使用而减少了存款的使用，由此来避免收入税的增加；黑市活动、军队的扩张以及人口流动性的提高都增加了现金的使用。[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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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两种存款比率变化的方向是相同的，但是，两种存款比率变化的相对重要性却大相径庭。在一战时，存款通货比率的下降对货币存量产生的影响约是存款准备金比率上升的影响的2-3倍；在二战时，这种相对重要性正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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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购买债券可能产生某种意义上的“膨胀”，而其他主体的购买则不会产生这种效果。基于这样的观点，二战期间的债券发行很小心地避免将债券出售给商业银行。某些债券不允许银行购买，而其他类型的债券也尽量出售给特定的团体。但是接下来采取的其他政策却与该政策产生了冲突。联邦储备体系鼓励银行购买政府债券，称这可以保证银行能够比较容易地获得准备金。如其1942年年报中所言，“联邦储备机构努力促使银行更充分地利用它们现有的准备金，并且不时地为银行提供所需准备金以购买提供给它们的政府债券”[15]。另外，财政部提供的很大一部分债券的利率无法吸引非银行投资者。[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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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储备体系之所以努力避免将债券出售给商业银行——该努力并没有达到目的，部分是因为当时实施的冲突性政策是基于一个错误的认识，即没有将向储备银行的债券出售和向商业银行的债券出售区分开。联邦储备将债券出售给储备银行就相当于创造基础货币。给定存款准备金比率和存款通货比率，每增加1美元的高能货币就意味着增加了几美元的货币供给——著名的货币乘数理论。但是，给定高能货币量，债券购买者的身份，尤其是商业银行或者其他购买者，仅仅在可以影响到其中一个存款比率时，才能对货币存量产生影响，但是我们很难看到这会对两种存款比率产生明显的作用。[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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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基本的是，与前面的章节一样，我们在这里有必要区分刚才所说的货币存量在数学意义上的变化，以及在经济意义上的变化。由于联储采取的货币政策须支持几乎固定的政府债券利率体系，故它所创造的高能货币量必须使得利率保持在固定水平，联邦储备体系无法对高能货币量进行有效的控制。我们在描述货币创造的过程时，为了方便，往往从高能货币的增加开始，通过存款现金比率和存款准备金比率的作用，最后导致货币存量增加。尽管如此，事实上当时的传导机制却恰好相反——为了同特定利率体系及其他经济条件相一致，需要货币存量有所增加，然后才有导致货币存量增加的高能货币的增加。如果没有某种明显的定量配给机制，任何主体都无法同时控制一种商品的数量和价格。这一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同样适用于货币市场。如果价格是固定的，那么数量必须能够变化以与价格相适应，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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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当时的政府债券能够提供一个更高的回报率以吸引非银行投资者，联邦储备就可以成功地避免把债券出售给银行。但是这就要求钉住的利率体系发生变动，而这个变动可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为了支持一个比实际更高的利率体系，货币存量增加的幅度应该较小，高能货币量也会如此，因为较高的利率将使得持有债券比持有货币更有吸引力。这样产生的一个后果就是货币流通速度也会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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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4 决定货币存量增加的基本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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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邦储备支持的利率体系下，是什么决定了货币存量的增加量呢？很难用抽象的专业术语来回答这个问题。要进一步补充具体细节或者说明为什么增加量是这个数字而不是另外一个，就更是难上加难了。因此我们不会在这方面耗费精力。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出于一些其他考虑，我们假定政府使用的资源数量是一定的——当然，从更根本的意义上说，如果当时面临的通货膨胀的压力水平完全不同的话，这个资源的数量很可能会改变。政府使用的资源数量必须与社会成员所释放的资源数量相匹配。社会成员得到的收入与整个社会所使用的资源总量相一致。政府通过说服、引导或强制等方式使社会成员失去对一部分相应资源的处置权，而这部分资源就是政府使用的资源。社会成员所释放的资源在财政上对应于缴纳的税收，或者对政府债权的积累，后者以付息的政府债券或政府无息债券形式持有。三者的总和在任何时期都等于政府的支出。货币存量的增加量必须使得这三者之和等于政府的支出。货币供应的增加量中，一部分以政府发行的货币形式存在，一部分以私人创造货币的形式存在（在那个时代，银行存款与准备金的增加并不成比例）。私人创造货币有存在的必要性，它可以为公众提供他们需要的存款通货比率，为银行提供它们需要的存款准备金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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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强调的是，所有这些都是同时被决定的。我们假定政府使用的资源数量固定，而政府支出并不固定。如果在整个过程中价格不变的话（毋庸置疑，这里的价格是“正确”测量的价格，而不是不完善的价格指数反映的价格），货币的任何发行都对应着“自愿储蓄”。这意味着公众愿意以政府无息债券方式来增加其实际资产，我们称这种债务为货币。[18]相反，只有当公众愿意以收益性或非收益性的债务方式来增加其实际资产，且其增加量等于给定价格水平下政府收支差额的时候，价格才能保持不变。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价格上升了，发行的货币一部分对应于“自愿储蓄”——这里说的是货币供应的实际价值的增加，而不仅仅是名义价值的增加——另一部分对应于货币余额的税收。为了保持货币的实际供应量不变，可以将增加的名义供应量看做记录货币余额税收支付的一种票据。[19]在任何情况下，政府只需要通过征税（部分是显性税收，部分是对货币余额征收的隐性税收），或者借款（部分采用非收益性的形式）来获得实际资源。税收与借款的分配比例则取决于两个因素：法律规定的税收水平和公众对于“自愿储蓄”的偏好。[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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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影响货币存量增长数量的主要政府行为包括：向战争中投入的实际资源数量、法定的税率水平、影响自愿储蓄的措施，以及影响个人愿意持有的现金（相对于储蓄）比率的措施。在战争赤字时期，整个联邦支出的45%以上都是通过显性税收的形式募集的。与一战相比，这个比例很高。但是因为这次战争的规模更大，相对于国民收入而言，它也造成了一个更大的赤字。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某些耐用商品的停产使得自愿储蓄的水平提高。其他商品的定量配给以及另外一些商品的限制供应都具有类似的效果。除政府的措施外，人们对战后萧条的普遍担忧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政府债券的固定利率体系也对自愿储蓄的水平有所影响——较高的利率会使人们储蓄的动机更强，较低的利率作用则弱一些——但是它的作用更多体现在影响人们持有储蓄的方式上。一战时期政府债券的利率水平要高于二战时期，在一战时期，非银行公众每增加1美元的现金储蓄就会增加3美元的政府债券，而二战时期该比例是1:1.5。这种差异有可能是利率水平的差异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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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两次世界大战进行比较，两者的一个显著区别是，尽管二战时战争支出更庞大，赤字持续时间更长，赤字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也更大，但是其价格上升的速度却比一战时要慢。在整个战争阶段，无论是从战争开始到战后价格顶峰，还是在战争赤字时期情况都是如此。其中可能有两个原因，这两个原因都与政府政策的制定没有太大关系。首先，在二战期间人们储蓄的愿望大大增强，在货币方面就表现为货币流通速度的减慢。其次，由于二战期间的货币流通速度慢于一战期间，故二战期间的通货膨胀税（由于货币过度创造而对货币余额征收的隐性税收）比一战时多得多（见表24第3行）。货币余额占每年国民收入的比重在1914-1920年平均为45%，在1939-1948年平均为69%。如果我们忽略税收对货币余额征税的反作用，对货币余额征收的1个百分点的税收所产生的收入在一战期间是国民收入的0.45%；在二战期间是国民收入的0.69%，约为一战期间的1.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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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 两次世界大战中的通货膨胀时期的货币创造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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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货币存量、高能货币以及黄金储备的数据均采用每年6月30日的年平均数据。在计算上述平均值时，1914年、1920年、1939年和1948年的平均值均按1年半来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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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创造的货币等于高能货币减去黄金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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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的计算中，可以判断出社会货币存量增加的重要性。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货币存量增加的部分中，有多少是由政府直接创造的，有多少是由银行创造的。换句话说，在政府和银行之间，税收收入是如何分配的？潜在的分配格局决定了，当货币供应总量每增加1美元时，政府需要发行多少货币？或者说，在政府为赤字融资时，需要发行多少货币、多少债券，有多少债券必须直接或间接进入银行？同样，在这方面，两次世界大战的情况也存在重大差异。在一战的通货膨胀期间（1914-1920），政府创造的货币（高能货币减黄金储备）每增加1美元，货币供应总量增加6.92美元；而在二战的通货膨胀期间（1939-1948），后者只增加4.74美元。造成该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存款准备金比率发生了变化：在一战的通货膨胀期间，银行的准备金每增加1美元，其存款会增加14.16美元；而在二战的通货膨胀期间，后者只增加10.47美元。还有一个次要的原因是，存款增量与现金增量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在一战期间，公众持有现金每增加1美元，其存款会增加6.91美元；而在二战期间，后者只会增加3.89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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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整个战争中的通货膨胀时期作为一个整体，在表24中总结了上述差异所产生的影响。如该表所示，货币流通速度变化和货币乘数变化的共同作用，使得政府通过直接的货币创造所获得的收入占年均国民收入的比例增加了1倍（1.6个百分点，一战时为0.8个百分点，见第2行），而直接的货币创造导致的货币存量的年增长率仅为一战时的7/8（11.1个百分点，一战时为12.7个百分点，见第9行）。反过来，总货币存量中这个比较小的增量在年均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却较大（7.7个百分点，一战时为5.8个百分点，见第11行），因此可以看出，无论直接的还是间接的货币创造，对于政府获得资源来说显然都是更为有效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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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赤字时期联邦政府的支出中，48%是通过显性税收收入获得的；7%是通过政府直接的货币创造获得的；14%是由私人的货币发行获得的，它可以被视为政府创造货币的间接效应，但是名义上是付息的，不同于不必付息的政府债务；31%是靠发行付息政府债券获得的，该债券发行与货币创造不存在比例关系。如果我们认为批发物价指数准确地反映了战争期间的物价变化，那么大约1/5的货币创造可以被看做对货币余额的征税，4/5被看做包含在无息货币资产里面的自愿储蓄。[21]这也就意味着，从整体来看，政府支出的一半以上是靠税收来融资的，其中大约1/10的税收是货币余额税收，而物价指数的缺陷意味着这些数字可能低估了税收占整个支出的比例，也低估了货币余额税收占整个税收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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