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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4 决定货币存量增加的基本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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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邦储备支持的利率体系下，是什么决定了货币存量的增加量呢？很难用抽象的专业术语来回答这个问题。要进一步补充具体细节或者说明为什么增加量是这个数字而不是另外一个，就更是难上加难了。因此我们不会在这方面耗费精力。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出于一些其他考虑，我们假定政府使用的资源数量是一定的——当然，从更根本的意义上说，如果当时面临的通货膨胀的压力水平完全不同的话，这个资源的数量很可能会改变。政府使用的资源数量必须与社会成员所释放的资源数量相匹配。社会成员得到的收入与整个社会所使用的资源总量相一致。政府通过说服、引导或强制等方式使社会成员失去对一部分相应资源的处置权，而这部分资源就是政府使用的资源。社会成员所释放的资源在财政上对应于缴纳的税收，或者对政府债权的积累，后者以付息的政府债券或政府无息债券形式持有。三者的总和在任何时期都等于政府的支出。货币存量的增加量必须使得这三者之和等于政府的支出。货币供应的增加量中，一部分以政府发行的货币形式存在，一部分以私人创造货币的形式存在（在那个时代，银行存款与准备金的增加并不成比例）。私人创造货币有存在的必要性，它可以为公众提供他们需要的存款通货比率，为银行提供它们需要的存款准备金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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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强调的是，所有这些都是同时被决定的。我们假定政府使用的资源数量固定，而政府支出并不固定。如果在整个过程中价格不变的话（毋庸置疑，这里的价格是“正确”测量的价格，而不是不完善的价格指数反映的价格），货币的任何发行都对应着“自愿储蓄”。这意味着公众愿意以政府无息债券方式来增加其实际资产，我们称这种债务为货币。[18]相反，只有当公众愿意以收益性或非收益性的债务方式来增加其实际资产，且其增加量等于给定价格水平下政府收支差额的时候，价格才能保持不变。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价格上升了，发行的货币一部分对应于“自愿储蓄”——这里说的是货币供应的实际价值的增加，而不仅仅是名义价值的增加——另一部分对应于货币余额的税收。为了保持货币的实际供应量不变，可以将增加的名义供应量看做记录货币余额税收支付的一种票据。[19]在任何情况下，政府只需要通过征税（部分是显性税收，部分是对货币余额征收的隐性税收），或者借款（部分采用非收益性的形式）来获得实际资源。税收与借款的分配比例则取决于两个因素：法律规定的税收水平和公众对于“自愿储蓄”的偏好。[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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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影响货币存量增长数量的主要政府行为包括：向战争中投入的实际资源数量、法定的税率水平、影响自愿储蓄的措施，以及影响个人愿意持有的现金（相对于储蓄）比率的措施。在战争赤字时期，整个联邦支出的45%以上都是通过显性税收的形式募集的。与一战相比，这个比例很高。但是因为这次战争的规模更大，相对于国民收入而言，它也造成了一个更大的赤字。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某些耐用商品的停产使得自愿储蓄的水平提高。其他商品的定量配给以及另外一些商品的限制供应都具有类似的效果。除政府的措施外，人们对战后萧条的普遍担忧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政府债券的固定利率体系也对自愿储蓄的水平有所影响——较高的利率会使人们储蓄的动机更强，较低的利率作用则弱一些——但是它的作用更多体现在影响人们持有储蓄的方式上。一战时期政府债券的利率水平要高于二战时期，在一战时期，非银行公众每增加1美元的现金储蓄就会增加3美元的政府债券，而二战时期该比例是1:1.5。这种差异有可能是利率水平的差异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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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两次世界大战进行比较，两者的一个显著区别是，尽管二战时战争支出更庞大，赤字持续时间更长，赤字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也更大，但是其价格上升的速度却比一战时要慢。在整个战争阶段，无论是从战争开始到战后价格顶峰，还是在战争赤字时期情况都是如此。其中可能有两个原因，这两个原因都与政府政策的制定没有太大关系。首先，在二战期间人们储蓄的愿望大大增强，在货币方面就表现为货币流通速度的减慢。其次，由于二战期间的货币流通速度慢于一战期间，故二战期间的通货膨胀税（由于货币过度创造而对货币余额征收的隐性税收）比一战时多得多（见表24第3行）。货币余额占每年国民收入的比重在1914-1920年平均为45%，在1939-1948年平均为69%。如果我们忽略税收对货币余额征税的反作用，对货币余额征收的1个百分点的税收所产生的收入在一战期间是国民收入的0.45%；在二战期间是国民收入的0.69%，约为一战期间的1.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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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 两次世界大战中的通货膨胀时期的货币创造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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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货币存量、高能货币以及黄金储备的数据均采用每年6月30日的年平均数据。在计算上述平均值时，1914年、1920年、1939年和1948年的平均值均按1年半来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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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创造的货币等于高能货币减去黄金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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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的计算中，可以判断出社会货币存量增加的重要性。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货币存量增加的部分中，有多少是由政府直接创造的，有多少是由银行创造的。换句话说，在政府和银行之间，税收收入是如何分配的？潜在的分配格局决定了，当货币供应总量每增加1美元时，政府需要发行多少货币？或者说，在政府为赤字融资时，需要发行多少货币、多少债券，有多少债券必须直接或间接进入银行？同样，在这方面，两次世界大战的情况也存在重大差异。在一战的通货膨胀期间（1914-1920），政府创造的货币（高能货币减黄金储备）每增加1美元，货币供应总量增加6.92美元；而在二战的通货膨胀期间（1939-1948），后者只增加4.74美元。造成该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存款准备金比率发生了变化：在一战的通货膨胀期间，银行的准备金每增加1美元，其存款会增加14.16美元；而在二战的通货膨胀期间，后者只增加10.47美元。还有一个次要的原因是，存款增量与现金增量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在一战期间，公众持有现金每增加1美元，其存款会增加6.91美元；而在二战期间，后者只会增加3.89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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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整个战争中的通货膨胀时期作为一个整体，在表24中总结了上述差异所产生的影响。如该表所示，货币流通速度变化和货币乘数变化的共同作用，使得政府通过直接的货币创造所获得的收入占年均国民收入的比例增加了1倍（1.6个百分点，一战时为0.8个百分点，见第2行），而直接的货币创造导致的货币存量的年增长率仅为一战时的7/8（11.1个百分点，一战时为12.7个百分点，见第9行）。反过来，总货币存量中这个比较小的增量在年均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却较大（7.7个百分点，一战时为5.8个百分点，见第11行），因此可以看出，无论直接的还是间接的货币创造，对于政府获得资源来说显然都是更为有效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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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赤字时期联邦政府的支出中，48%是通过显性税收收入获得的；7%是通过政府直接的货币创造获得的；14%是由私人的货币发行获得的，它可以被视为政府创造货币的间接效应，但是名义上是付息的，不同于不必付息的政府债务；31%是靠发行付息政府债券获得的，该债券发行与货币创造不存在比例关系。如果我们认为批发物价指数准确地反映了战争期间的物价变化，那么大约1/5的货币创造可以被看做对货币余额的征税，4/5被看做包含在无息货币资产里面的自愿储蓄。[21]这也就意味着，从整体来看，政府支出的一半以上是靠税收来融资的，其中大约1/10的税收是货币余额税收，而物价指数的缺陷意味着这些数字可能低估了税收占整个支出的比例，也低估了货币余额税收占整个税收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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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5 战争债券发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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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关于战争赤字时期的讨论中，最后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货币存量变动的一个细节。在图46中值得注意的是，在1944年、1945年，尤其是1943年，货币存量的波动与这些年前后相比，表现出更大的无序性。其中的原因在于，政府通过一系列债券发行活动发行了大量的政府债券——从1942年11月到1945年12月，7次战争债券的发行和最终的胜利债券的发行（之间相隔5个月）。事实上，有3次债券发行发生在年末，而有2次发生在年中，这就意味着它们都具有季度波动的特点，从而会呈现出一些类似的特征。因此，在图46中，经过季节性调整的序列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季节波动的影响。这也是在我们的货币序列中，债券发行所导致的不规律性波动在1943年比在1944年和1945年更为剧烈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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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0可以让我们更详细地研究债券发行的影响。图中数据仅限于存款，因为债券发行对现金的影响很小。另外该图也仅考察了成员银行的情况，因为我们只能得到它们每日数据的月平均值或半月平均值，无法得到全部商业银行的该类数据。它所描述的数据没有经过季节性调整，这样可以避免我们不慎消除债券发行的影响。图50下方的折线是公众持有的活期和定期存款，不包括政府存款。上方的折线是公众持有的活期和定期存款加上政府存款。阴影部分是实施债券发行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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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0 1942-1945年战争债券发行时期成员银行的存款，包括政府战争贷款账户中的存款以及扣除政府战争贷款账户中的存款，月度和半月度平均数据，未经季节性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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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阴影部分代表债券发行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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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数据来自联邦储备银行，是日数据的月平均值或半月平均值，未经季节性调整。经调整的存款总额等于调整后的活期存款加定期存款。债券发行时期的数据，来自1946年财政部年报的第5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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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债券发行的过程中，债券的购买者将存款转移到财政部在商业银行的战争贷款账户中。政府将其存款从战争贷款账户转移到联邦储备银行，然后再通过政府支出转移到公众手中，这样，政府的存款通过转移又回到了公众的私人账户中。这个过程在图中被清晰地显示了出来。每次债券发行期间，上方的折线上升而下方的折线下降；而在两次债券发行间隔期内，情况正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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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4月以后，政府持有的战争贷款账户是免交准备金的，因此任何向该账户的资金转移首先就会降低法定准备金。如果银行持有的准备金稳定增加，同时又能充分利用释放出来的准备金，那么债券发行期间的法定准备金也会像在间隔期内一样增长，银行就可以保持图50中下方的折线不受债券发行的影响。假设每次债券发行期间，银行把收益性资产的总量增加到与转移到战争账户中的存款量相等，当战争账户中的存款减少时，银行就会减少它们的收益性资产。在这样的假设条件下，我们的货币存量就会像图中下方的折线一样，可以不受债券发行的影响。所有的影响都将反映在上方的折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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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如果银行持有的准备金稳定上升，而银行不对存款转移过程中释放的准备金进行任何方面的运用，那么法定准备金在债券发行期间就会下降，在间隔期内就会上升。这样，银行就可以保持图50中上方的折线不受债券发行的影响。所有的影响将反映在下方的折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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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实际发生的情况介于上述两个极端之间。我们从图中可以看出，两条反映变化趋势的折线的波动幅度没有太大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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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极端之所以没有发生，有以下三个原因：（1）准备金的实际变化不符合我们上面的假设。在几次债券发行期间，尤其是第2-5次（1943年4-5月至1944年7-8月），联邦储备体系通过减少其信贷余额抵消了存款转移的部分影响。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图50中下方的折线的下降反映了可以获得的准备金的变化。（2）充分利用释放出来的准备金需要支付很高的交易成本，因为这意味着随着政府战争贷款账户存款的增加和减少，银行必须首先获得这些存款，然后再处置这些存款。（3）毫无疑问，银行需要时间认识到在债券发行前或发行期间采取增加存款的可能性，而不是在运动后其影响在超额准备金上显现出来时再采取行动。随着时间的推移，银行可以进行更充分的调整来适应债券发行。图50为此提供了佐证。在图50中，上方的折线相对于其中心直线的波动幅度变得越来越大，而下方的折线的波动幅度却变得相对较小。一些粗略的计算也可以证明这一点。[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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