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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资本流入减去单方面转移支付为正值，黄金流出额为正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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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表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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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输出的最高水平，以其占国民生产净值的比例表示的话，在二战和一战时是基本相同的——1944年为8.0%，1917年为8.2%——但是就资本输出保持超高水平所持续的时间来说，二战时期更长一些，持续了9年，而一战时期只持续了6年。资本输出最高水平的相似有些令人意外，因为二战的战争消耗更大；资本输出超高水平持续时间上的差异是由于二战的持续时间更长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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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世界大战结束，资本输出的狂潮退去之后，其水平仍高于之前和平时期的一般水平。从1907年到1914年，美国资本收支基本上处于平衡状态，既没有资本输出也没有资本流入；从1923年到1932年，总的来说，美国的资本输出水平大约等于国民生产净值的1%；从1950年到1960年，大约等于国民生产净值的2%。但是，在两个战后时期，输出资本变动的来源是不同的：一战后较高水平的资本输出和单方面转移来自私人的国外贷款；而二战后较高水平的资本输出来源于政府的贷款和赠与——英国贷款、“马歇尔计划”、其他国外援助支出，以及通过进出口银行、世界银行和其他类似机构发放的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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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期间美元对英镑的汇率变化起初同一战期间截然不同。一战一爆发，英镑就迅速升值，随后就回到了战前的平价，在其后的战争阶段，英镑汇率一直在接近战前平价的水平上固定不变；而二战一爆发，英镑就迅速贬值。从1931年英镑不再承诺与黄金挂钩后，英镑就一直没有官方的平价。1932年年末，英镑首次剧烈贬值到当月的最低点3.28美元；在1934年年初美国重新对黄金估值后，英镑又回升到一个较高的水平5.15美元。从1934年到1938年中期，英镑围绕着略低于5.00美元的水平波动。慕尼黑会议和欧洲加速的资本外流使英镑在1939年8月又跌至略高于4.60美元的水平。二战一爆发，英镑就急剧贬值，先贬至4.00美元，后来在法国战败后又贬至3.27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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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时起，一战的模式又开始重演。英国官方将英镑的汇率固定在4.035美元的水平，实施远比一战时更为严格、涉及面更广的外汇管制，并且征用国民手中的外国证券和外汇。该官方汇率在1940年秋天生效，之后一直保持在该水平。1941年《租借法案》的通过，缓解了英镑承受的大部分压力，这类似于一战时美国加入战争并开始为同盟国融资后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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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图51中描述两次战争中资本输出的两条曲线表现出相同的形状，但描述美国和英国相对价格的曲线（该曲线经过汇率变动的调整）却不相同。在一战时，伴随着美国资本输出的迅速增加，美国对英国的相对价格剧烈下降，而伴随着资本输出的下降，价格比率上升。我们在第5章指出，一战时价格变动和资本流动之间的关系同战前表现出来的关系基本一致。在二战时，图中的价格曲线反映了几乎相反的关系，从1941年到1947年，价格都明显地上升，并没有受到资本输出上升或下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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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之前的70年里资本流动基本上都会影响到相对价格，而这次资本流动却没有在相对价格上得到反映呢？我们首先想到的一个因素就是英国在二战期间采用的外汇管制政策比一战时更严格。但是，这个因素的作用并不能对该现象作出解释。我们在第5章指出，如果汇率水平不变，外汇管制会使英国商品的价格高于没有管制时的价格；或者如果本国和国外的价格水平保持不变，英镑对美元的汇率会比没有管制时更高。但是无论汇率不变还是商品价格不变，外汇管制都会使图51中的价格比率比没有管制时更低，因为该比率是经过汇率调整的。但是，难以解释的是为什么该比率如此之高。只有当美国也实施比一战时更为严格的外汇管制时，外汇管制才能有效地解释这个问题，但是美国并没有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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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能提供的唯一的解释就是，价格比率的超常变化反映的不是外汇管制而是国内的价格管制。价格管制使得用来计算价格比率的价格指数存在严重缺陷，从而不能在某种更广泛的意义上作为衡量“价格”的标准。英国实施的价格管制和定量配给制远比美国严格，因此英国的价格指数可能比美国的价格指数更偏离理想的价格衡量标准。[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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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中关于瑞士和瑞典的价格比较提供了一些支持该解释的论据。尽管战争期间瑞士和瑞典的价格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管制，但与英国和美国相比，程度却要轻得多。此外，两个国家所承受的通货膨胀压力也较小。因此，用美国的价格和瑞士及瑞典的价格作比较，价格因受管制而出现的偏离方向应该与美英两国价格比较时偏离的方向相反。[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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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20所示，1931年英镑贬值使国际价格结构出现了剧烈的分化，1936年金本位制国家的货币贬值，价格结构的分化基本终止。战争前夕，1937年到1939年，英国、瑞士和瑞典的价格比率曲线比1930年以来更为接近，因此为这三个国家的价格比率提供了一个相当一致的起点。在临近战争结束的那些年，唯一出现的一次官方汇率调整就是1946年夏天瑞典克朗约升值16%，从而使该年的瑞典价格比率曲线出现了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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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期间，从瑞士和瑞典的比较中得出的结论都可以从资本流动和单方面转移的变化与相对价格变化的早期关系中推测出来。从1939年到1941年，美国的价格相对于这两国的价格都下降了，之后对瑞典的价格比率一直上升到1950年，而对瑞士的价格比率的上升则持续到1951年。最初的下降基本与美国资本输出和转移增加的时期一致，而之后的增加则与资本输出和转移减少的时期一致。此外，美国购买力平价的下降和上升幅度与资本输出和转移变化的幅度之间的关系也与之前的年代相同。[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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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瑞士和瑞典价格之间的比较验证了我们的假设：使美英价格比率同英国价格变动之间的关系在二战期间及战后与战前有所不同的原因是，国内的价格管制及其导致的价格指数的缺陷。[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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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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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了与一战时的数据保持一致，1942-1945年的收入数据在Kendrick的国民生产净值的“国家保障版本”（见第5章注释[16]）的基础上，根据Kuznets的估计进行了一些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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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价格和货币存量，三次战争之间的比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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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从1939年8月开始计算，见表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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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从1914年6月开始计算，见表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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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从1861年6月到1865年6月每个财政年度之间。这些年度的数据来自Milton Friedman，“Price, Income, and Monetary Changes in Three Wartime Period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y 1952，p.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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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二战的数据与正文中的数据有些出入，因为这些数据是通过月度数据而不是通过年度数据计算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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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见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War，1940-1945，Economic Series No.65，Office of Business Economics, Dept.of Commerce，1948，pp.112-115。引用的是从1939年9月到1940年12月这段时期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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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联邦储备委员会认为这些操作脱离了过去的操作模式，因为这些操作的目的不是影响成员银行的准备金和债务的规模。之所以采取这些操作，是基于以下两点：（1）它们直接影响了政府债券的价格和收益，间接影响了公司债券的价格和收益率，从而促进了整个经济的复苏；（2）保证成员银行持有的不断扩大的政府债券组合避免“不必要的大幅剧烈波动”。（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Annual Report，1939，pp.5-6.）1937年年报（第6-7页）中谈到关于联储在1937年4月的债券购买时，第一次提到了维持“有秩序的市场环境”。但是，我们在第9章中已指出，有关维持“有秩序的市场环境”的说法至少可以追溯到1935年。早期关于维持有秩序的政府债券市场的看法与后来二战时的看法有两处明显的不同：（1）在1939年，货币当局声称政策的目标是保护成员银行的资产组合不受损失以及保证资本市场的有序，而不是保护财政部作为借款者的利益，并将这一目标作为整体经济复苏的一个条件；（2）在1939年，货币当局仅仅考虑到要加大对政府债券价格扶持的力度，防止其价格的大幅波动，而没有考虑到建立一个严格的价格支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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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40年12月31日，联邦储备委员会、储备银行的主席们和联邦咨询委员会向国会联合递交了一份特殊的报告，报告对大规模的超额准备金表示了担忧（Federal Reserve Bulletin, Jan.1941，pp.1-2）。在他们所提交的报告的众多观点中包括要求国会将法定准备金的最低要求提高到《1935年银行法》规定的最高限，并要求允许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而不是联邦储备委员会）把最低准备金要求提高1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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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提醒读者的是，1940年之后，我们无法得到像Harrison Papers那样的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内部文件，也无法得到像Hamlin日记那样的内部人的报告。因此，与早些年相比，我们对联邦储备政策的研究可能在细节方面比较欠缺，而且也没有什么文件可以作为依据。联储体系应该为该时期的学者们提供一些类似的文件，以便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