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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现金赤字（盈余）与预算赤字（盈余）的区别在于，前者将社会保障和信托基金的账户与其他政府机构的账户合并到了一起。所以，在讨论政府行为对经济其他部分的影响时，现金赤字（盈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更为合适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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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941年夏，供给品优先分配委员会（战时生产委员会的前身）第一个发布了限制法令，限制产成品的产量，并且最终停止了汽车、卡车、冰箱、洗衣机、电器等的民用生产。非军用汽车的禁产令在1942年2月1日生效，到9月份，许多其他的耐用消费品也停止了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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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为了避免误解，应该指出，文中的论述并非旨在提供一个对造成战时高储蓄水平的因素的全面分析。许多其他的因素毫无疑问也起着作用。见“A National Survey of Liquid Assets 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Income”，Federal Reserve Bulletin, July 1946，pp.716-722；Michael Sapir，“Review of Economic Forecasts for the Transition Period”，Studies in Income and Wealth, Vol.11，New Y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1949，pp.312-314；Lenore A Epstein，“Consumers’Taxable Assets”，ibid.，Vol.12，1950，pp.440-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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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从1941年7月到1945年7月，商业银行持有的美国政府债务增加了640亿美元，占到该时期商业银行资产增加量的90%。从1917年7月到1919年7月，商业银行提供的贷款总量增加了42亿美元，占该时期商业银行资产增加量的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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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国库券是按不同折价发行的债券，到期时间不定，最长为12个月。在战争期间，它们每周发行1次，期限通常为3个月，到期面值从1000到1000000美元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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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942年8月7日，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命令联邦储备银行给予出售者回购权，使其能以相同利率回购相同数量的同种债券，并且把这项出售和回购的权利也赋予了证券交易者、公司和流动资产的其他持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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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年期公债是一种法定期限为一年的政府债券，价格为面值加上累计利息，到期时支付利息。1934年以来，财政部在1942年4月首次发行了1年期公债。战争赤字时期，期限通常为11-12个月。最多的时候，1年发行了10期。通常在月初发行，面值从1000到1000000美元不等。从1942年11月起，利率为0.875个百分点。到期日相同的债券通常被兑换成新的1年期公债或兑换成13个月期的债券，以避免这两种债券在同一天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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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国债的期限为1年到5年。它们的价格为面值加上累计利息。它们的战时利率根据期限不同而改变：13个月到期的债券的利率为0.9个百分点；3年期的利率为1.25个百分点；4.5年期的利率为1.5个百分点。在战争赤字时期，除13个月的债券外，共发行了7次中期债券。13个月的债券的市场交易与1年期公债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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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流通长期国债的期限一般在5年以上。战时大部分债券的期限都在10年到25年之间。它们的价格为面值加上累计利息。下表中是不同期限债券的不同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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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935年银行法》首次规定了差别准备金率的管理办法，详细说明了对所有的中央储备和储备城市银行实行统一的调高（低）准备金要求，对所有的乡村银行实行统一的调高（低）准备金要求。1942年7月，才允许对中央储备城市不同级别实行不同的准备金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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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见Phillip Cagan’s forthcoming volume on determinates and effects of changes in the U.S.money stock，1875-1955，a National Bureau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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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Auunual Report，1942，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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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见Clark Warburton，“Monetary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World WarⅡ”，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Apr.1945，pp.377-389；idem，“A Hedge Against Inflation”，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Mar.1952，pp.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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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见Friedman, A Program for Monetary Stability,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1960，pp.53-55 and 107，footnote 1，进一步研究了对商业银行出售政府债券的货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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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当货币的发行采用私人创造货币的形式时，政府实质上是与商业银行共享无息证券发行的垄断权。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它发行的有息债务是与假设的“自愿储蓄”相对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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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当货币的发行采用的是私人创造货币的形式时，政府实际上是与商业银行共享对货币余额的征税收益（见Friedman，“Price, Income, and Monetary Changes”，pp.619-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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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为了进行更全面的分析，请参照Friedman，“Discussions of the Inflationary Gap”，n 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5，pp.251-262；also Martin Bailey，“The Welfare Cost of Inflationary Financ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Apr.1956，pp.93-110；Armen A.Alchian and Reuben A.Kessel，“Redistribution of Wealth through Inflation”，Science, Sept.4，1959，pp.537-539；Ralph Turvey，“Inflation as a Tax in World WarⅡ”，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Feb.1961，pp.72-73；and Friedman，“Price, Income, and Monetary Changes”，loc.cit.See also above, Chap.2，footnote 64，and Chap.5，footnote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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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从1941年12月到1945年12月（基本上是我们在测算战争赤字时期的联邦政府支出时涵盖的时间段）批发物价上涨了14%。如果令货币余额保持在1941年12月的实际水平，那么货币在1941年12月到1945年12月间的名义增加量应该为其实际增加量的13%；如果令货币余额保持在1945年12月的实际水平，那么货币在该时期的名义增加量应该为其实际增加量的24%。假设价格增长率是准确的，那么准确的数字应该介于两者之间，我们估计为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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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将直接货币创造和间接货币创造合并在一起考虑，并且忽略了商业银行对税收收益的分配。更为精确的分析，见Ralph Turvey，“Inflation as a Tax in World WarⅡ”，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Feb.1961，pp.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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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例如，下表中给出了一连串战争债券发行中上方的折线的上升程度对下方的折线的下降程度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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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进行更为复杂的计算的话，可以考虑文中的第1个原因。更为复杂的计算，以及一般意义上对战争债券发行影响的更为细致的研究是很有趣的，例如，它可能会提供当时银行系统应对环境变化作出调整所需时间的额外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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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rge Morrison曾指出，我们在早些时候的版本中使用的经季节性调整后的数据，导致我们得出的关于银行对债券发行反应的结论是错误的。我们在此表示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