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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在考察图51中价格变动和资本流动之间的关系时，应该指出，从时间序列起点（1871年）开始，资本流动的数据与价格比率相比在长期有下降趋势。这就意味着，给定一定数量的对美国的资本输入，从长期来看这同美国相对于英国更高的价格水平是一致的；或者换句话说，给定一定的价格比率，资本输入的数量会更少一些（或者资本输出会更多一些）。对这样一个结果最清晰的解释是，美国对英国的比较优势越来越明显，这可能是由美国技术增长率的提高和资本积累速度的上升导致的。这样一个日益增长的比较优势是人们用来解释所谓战后“美元短缺”的最为流行的一个例证（见John R.Hicks，“An Inaugural Lecture”，Oxford Economic Papers, June 1953，pp.12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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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一个对二战时期瑞典的最新研究为我们提供了瑞典货币和价格方面的资料，可以用来与美国类似的战时数据变化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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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货币规模的上升幅度要比美国小得多，这意味着瑞典的通货膨胀压力要小一些。这是由于以下两个原因，但未必是决定性的因素。（1）战时贸易的中断对瑞典生产潜力的影响可能比对美国的影响更为严重。（2）瑞典在1939年的潜在闲置资源要比美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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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价格指数的上升幅度要比美国大，尽管其货币规模的增加幅度要小一些。这似乎清楚地证明了瑞典的价格管制对价格上涨的压制要小一些。但是，从1942年第三季度到1945年第二季度，价格管制更为严格，瑞典的价格没有上升，而货币总量又增加了30%。也许这就是1942年以后，美英价格比率与美国、瑞典价格比率差距缩小的原因，而美英价格比率与美国、瑞士价格比率的差距却持续扩大，一直到19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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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瑞典的数据资料，见Daniel J.Edwards，“Process of Economic Adaptation in a World WarⅡ-Neutral Country：A Case Study of Sweden”，unpublished Ph.D.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Virginia，1961，pp.144-145，163164。感谢Edwards提供他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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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二战期间的运输和金融体系出现了如此严重的紊乱，以至于和平时期资本流动和相对价格之间的关系难以再维持下去了。当然，如果战争期间这些关系被完全扭曲了，也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两者在和平时期的关系。但是，在一战时期，这些关系所受的影响比较小。因此，一战时的情况已经不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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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时期，美国居民愿意消费、投资、放弃或持有的外国货币与非美国居民为相应目的愿意放弃外国货币而获得的美元数量是相等的，因为实际发生的收支总量是相等的。但是，在战争时期和在和平时期有两点区别：（1）各方需要持有或放弃的总量发生了变化（外汇的需求和供给曲线发生了移动）；（2）为了消除计划差额，更为广泛地使用了直接控制手段。考虑到（1），曲线移动的净效果我们并不清楚。人们可能认为，对于中立国家来说，外汇的供给和需求都将因为贸易受到威胁而减少（贸易的危险性事实上会提高进口的平均价格，同时减少出口的平均收入）。考虑到（2），如果不通过管制就可以保持当时的汇率水平的话，那肯定是因为汇率调整后的相对价格与保持汇率平价的相对价格是接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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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维持相对价格和资本流出之间关系的是什么机制呢？部分答案可能是二战期间资本流出对相对价格的调整程度大于和平时期的调整程度。例如，中立国家的居民可能更愿意积累美元余额。在和平时期，如果人们消除实际或潜在的余额，那么将会使得经过汇率调整的相对价格与合适的资本流动相一致。在战争时期，这种消除行为就会发生暂时中断，一方面是因为中立国家的居民和美国人一样，为了在战后获得短缺物品，希望持有更多的美元余额；另一方面是因为中立国家或美国的外汇管制会暂时冻结这些余额。无论是哪种情况，美元余额的积累（不论是自发的还是被迫的）都会造成资本的流入，从而弥补了美国对其同盟国的资本自动输出。但是就已发生的事实而言，资本输出实际上是随着相对价格的变动而调整的，因为美国较高的相对价格会造成较多的抵消性的资本流入，而较低的相对价格会造成较少的抵消性的资本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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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并不是全部原因。由于中立国家积累的美元余额超过了合适的水平，它们试图获得本币，而实行固定汇率的政府机构则必须提供这种货币，因此在国内产生了类似黄金流动的效应。这种机制与和平时期的机制从根本上来说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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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汇率总是时刻准备着在必要时接受调整。但是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一直没有这种调整的必要，这就意味着前面的调整机制已经足够充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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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如果想对这个假设作更为准确的检验，就需要计算更为长期的瑞士和瑞典的价格比率，并且需要对之前年度资本流动和价格比率之间的定量关系进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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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总结出的对这种关系全面详尽的研究对我们而言十分有价值。尽管图63是基于价格和资本流动的原始数据作出的，但是它准确地揭示了理论中提出的关系，这种关系至少从内战结束后的十年一直持续到二战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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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货币史：1867-1960（精校本） 第11章 货币政策的复苏（1948-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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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8年物价达到顶峰后的12年间，货币方面最显著的特征是货币存量不同寻常的稳步增长（见图52）。在这方面，这一时期大体可以与早先那些相对稳定的时期——1882-1892年、1903-1913年和1923-1929年相提并论。在早先的时期中，货币存量的相对稳定增长伴随着产出和物价的稳步上升（见图52和表25）。[1]但是，在1948-1960年间，货币存量变化率比产出和物价变化率的稳定性更为显著。货币存量年度百分比变动的标准差只相当于其他三个稳步增长时期最低值的3/5，也比从1869年来的任何相似时间跨度的其他时期中的数值都要低，但这种情况却没有出现在产出和物价上。尽管1948-1960年货币流通速度比任何一个价格波动时期都要稳定得多，但却比其他三个时期中的另外两个都要低。在此时期存在一个有趣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流通速度如此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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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纯统计因素或许可以用来解释这一时期货币存量标准差较低的原因，那就是数据质量的提高，但我们始终怀疑这个因素是否是主要的原因。如果与1923-1929年的数据比较，这个因素显然不是主要原因，因为数据质量的变化主要发生在1914年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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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存量均衡而稳定的增长，与关于货币政策的作用以及它与这一时期其他经济政策关系的争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朝鲜战争带来物价的猛涨显著地表现出货币当局在阻止通货膨胀压力方面所表现出的无能，只要他们仍然试图维持政府债券的价格，就必然会引发通货膨胀。在物价上涨的同时，联邦储备体系和财政部之间展开了半公开的论战，这一辩论后来为1951年3月的所谓“协议”的出台所终结，两年多后，政府明确放弃了债券价格支持政策。在美国货币史上，很少有这样能同时引起议会和学术界的注意的事件。[2]随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作出了对短期政府债券公开市场操作进行限制的决定，认为短期国库券更可取（即所谓“仅存短期国库券”主义），但这一决定遭到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主席的公开反对，并成为议会的批判对象，特别是在与财政部可以发行的长期政府债券利率法定上限问题牵扯到一起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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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1948-1960年经济扩张期和紧缩期中的货币存量、收入、价格和货币流通速度，以及工业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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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阴影部分代表经济紧缩期，非阴影部分代表经济扩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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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1948-1951年批发物价指数来自Continuation to 1952 of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1789-1945，Bureau of the Census，1954，p.47；1952-1960，Business Statistics，1955，1957，1961，Office of Business Economics。其他数据与图16和图62的来源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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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5 1869-1960年价格相对稳定时期和价格波动时期货币存量和其他变量变化率的稳定性的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