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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934年《国家住房法案》的第4章第405节指出，一旦参加保险的储蓄和贷款协会发生违约，FSLIC会给予参加保险的股东两种补偿方法，在未发生违约的机构开立新的保险账户，要么转移等价金额的资金到新账户，要么由股东选择，一年内以现金形式转移其账户的10%，剩下的50%为可转让公司无息债券，余额以同样的形式自违约日起3年内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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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950年9月21日通过的一个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法案的补充法案第5节（P.L.797）指出，一旦发生参加保险协会成员违约事件，FSLIC会尽快支付投保账户，或偿付现金或为其在另一个参加保险机构开设与违约协会成员账户金额相等的账户。这一规定和FDIC的规定一致。两家公司的投保上限均为10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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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股东发出提款通知后，若储蓄和贷款协会在30天或60天等待期结束时没能履行支付，不构成违约；而若商业银行不能支付活期存款，则构成违约。在联邦储蓄和贷款保险制度生效之前，参加保险协会成员必须由合适的公共监管当局或法院宣布违约，这取决于联盟的执照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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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近几年，FSLIC的资产占参加保险的储蓄和贷款协会股权的比例显著高于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资产占参加保险的银行存款的比例。FSLIC中的资产占参加保险的储蓄和贷款协会股权的比例一直在下降，而1934-1960年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比例相当稳定。结果自1956年开始，FSLIC的这一比例略低于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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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我们只知道一篇研究直接对储蓄存款和活期存款间的替代性进行了数量估计，作者是Roy Elliott（“Savings Deposits as Money”，unpublished paper prepared for the Workshop in Money and Banking, University of Chicago，1960）。Elliott用各州的抽样数据估计了人均活期存款加人均储蓄存款的一部分s和人均实际收入之间的关系。他发现s的倒数是最合适的选择，即在提供货币服务时多少美元的储蓄存款相当于1美元的活期存款。他估计的s值在不同年份大约在0.25到0.6之间变化。由于这一估计针对所有的储蓄账户（商业银行定期存款加互助储蓄银行存款加储蓄和借贷股权），假定储蓄和借贷股权对活期存款的替代关系不如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紧密，s的倒数高估了仅存在储蓄和借贷股权时合适的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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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本章注释[28]讨论的影响的上限是20%。Elliott的分析（注释[37]）也和这个上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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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在协定颁布之后的一年，货币存量上升了6%，价格没有上升，而历史上，伴随着稳定价格的是货币存量每年大约上升3%—4%。这说明由于联储支持的终结，货币需求增长了大约2%或3%（见Friedman, A Program for Monetary Stability,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1959，pp.107-108，footnot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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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而且，银行1931-1932年间自身的倒闭可能是预期货币流通速度上升的一个因素。它们使得商业银行的存款作为财富持有的一种形式的吸引力下降。当然，存款吸引力的下降，反映在资金向通货以及可能的其他资产转移的尝试上。加拿大1929-1933年流通速度变动的证据支持这一观点（见第7章第3节）。如果不是美国的银行倒闭，货币流通速度可能会有更剧烈的下降，由此甚至会有更大部分由增加的不确定性得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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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货币史：1867-1960（精校本） 第13章 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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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 1867-1960年经济扩张期和紧缩期中的货币存量、收入、价格和货币流通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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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阴影部分代表经济紧缩期，非阴影部分代表经济扩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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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1869-1916年、1920-1941年、1946-1955年的货币收入：国民生产净值、不变价格、变量Ⅲ，使用成分法，来自Kuznets, Capital in American Economy中的表格。1917-1919年、1942-1945年的货币收入：根据对最终年份数据的估计，对Kuznets的货币收入数据，使用直线内插法；这些趋势值再乘以相应的Ken-drick的国民证券趋势值比例（J.W.Kendrick, Productivity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for NBER，1961）；见第5章注释[16]。1956-1960年的货币收入：Kuznets的数据仅到1955年，根据1946-1955年Kuznets的估计值与商业国民收入估计值之间的线性关系得出1956-1960年的Kuznets估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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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9-1916年、1920-1941年、1946-1955年的实际收入：同货币收入。1917-1919年、1942-1945年、1956-1960的实际收入：货币收入除以隐含平减物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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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9年、1920-1941年、1946-1955年隐含物价指数：货币收入除以实际收入。1917-1919年、1942-1945年的隐含物价指数：货币收入除以Kuznets国民净生产总值，1929年价格，变量Ⅲ，数据来源同货币收入。1956-1960年隐含物价指数：从1946-1955年Kuznets估计值与劳工局统计的消费物价指数、建筑成本指数（Business Statistics，1961，pp.34，35）的多重关系中得出的估计等式，再以此对Kuznets 1956-1960年的数据进行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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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1889年的批发物价指数：通过1890年BLS指数比例（ibid.，1926年=100）运用到Warren and Pearson该年（1910-1914年=100）指数上，将Warren and Pearson指数转化为以1926年为基准的数据。1890-1945年的批发物价指数：同上，BLS指数。1946-1951年的批发物价指数：延续1952年的Historical Statistics, p.47。参考数据：国民经济研究局对周期性复苏和衰退的研究（NBER, Dec.1960，p.5），同时添加了1960年5月的经济周期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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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美国内战以来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货币史经历了一个丰富多彩、跌宕起伏的过程。沿着它曲折的轨迹我们可以发现，对以下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国内政治、国际经济政策安排、大型管理机构的功能、管理者个性在事件形成中的作用，以及看起来毫无关系的其他因素。由于美国货币史跌宕起伏的特点，其百年的经验对研究经济变动的学者来说，有着非常特殊的价值。虽然学者们不能控制现实事态的发展，但是他们可以通过对各种完全不同的情况下货币运行状况的观察，从偶然现象中提炼出共性，并确信这些共性在其他环境下仍然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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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近百年来美国货币史的详尽剖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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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货币存量的变化与经济状况、货币收入以及价格的变化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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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货币状况的变化与经济状况的变化的相互关系一直是高度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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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货币状况的变化通常有其独立的原因，这些变化并不是对经济运行状况变化的简单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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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这些货币实践的共同因素可以解释我们过去发生的情况一样，它们同样可以用于预测货币在未来的发展特点。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期待未来货币的发展特点正如过去一样，能够为下面这一不够具体（缺乏实证支持的结论）的概括提供进一步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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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货币问题上，表象是具有欺骗性的，这些重要的相互关系通常与我们所看到的现象恰恰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