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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15年的时间里，铸币支付的恢复是一个主要的政治问题，但铸币支付的成功恢复却很少归因于在其名义下采取的那些措施。政府的主要贡献是少量减少高能货币的数量——必须承认，鉴于扩大绿钞发行的压力，其在纯粹的政治方面毫无建树。铸币支付的恢复取得了成功，原因在于尽管货币存量温和上涨，但产出的迅速增长使价格水平下降了一半。对铸币支付的恢复产生最大影响的政府措施，不是那些明确的货币政策，而是那些促进了产出迅速增长的失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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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健货币论”对自由铸造银币的倡导者进行攻击的理由在于，银币的自由铸造将导致货币存量的过度迅速扩张，从而造成价格膨胀。人们之所以谴责财政部对白银的限制性购买政策，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些购买过度地增加了货币存量，从而成为引发无限制购买政策能够释放的通货膨胀的先兆。事实上，假定金本位制没有被废除，那么由这场白银骚动带来的主要经济危害也只是它使货币存量的增长率过低，从而导致了通货紧缩。它产生这种影响的原因在于，人们对美国将放弃金本位制的恐慌减少了资本的流入，否则资本的流入会更多；或者说，这种恐慌造成了资本外逃。相应地，这些情况要求美国国内的价格要低于根据美国与外国的黄金官价所确定的汇率下，为平衡国际收支所必需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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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Bryan的竞选失败标志着这场白银骚动的最高潮。其之所以成为最高潮，并不是因为Bryan的雄辩失去了威力，也不是因为“稳健货币论”的倡导者通过争论说服了银币自由铸造的倡导者，而是因为黄金的发现以及黄金开采与冶炼技术的改进，使黄金成为推行通货膨胀的有效工具，而这正是Bryan及其追随者试图通过白银来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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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的银行业危机，产生了明显不可抗拒的银行改革压力。然而，我们有理由相信，至少对付这次恐慌的最后措施，即银行对存款与现金兑换的一致限制，是一项治疗良策，它中止了这场流动性危机，从而避免了好银行倒闭且成为大规模恐慌的牺牲品。而且，它仅以严重但短暂的困境为代价，在短期的紧缩之后便迎来了经济的复苏与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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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储备体系最终实施的改革措施，目的是防止未来发生任何此类的恐慌或兑换限制，但事实上，它并没能阻止美国经济史上最严重的恐慌、最严厉的兑换限制以及银行系统的崩溃（这些灾难发生在1930-1933年，截止于1933年3月的银行歇业期）。旨在促进货币稳定性的同一项改革，带来了为期约30年的货币存量相对更大的不稳定性，其不稳定程度高于任何我们数据所及的、联邦储备体系存在之前所经历的水平，甚至高于整个美国历史所经历的任何水平（美国独立战争时期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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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市场的繁荣以及一战期间通货膨胀的阴影致使人们普遍相信，20世纪20年代是一个通货膨胀时期，而1929-1933年的经济崩溃则是对此作出的反应。但事实上，应该说20世纪20年代是一个相对通货紧缩的时期：从1923年到1929年——通过比较商业周期的高峰年份来避免周期性影响的干扰——批发物价以每年1%的速度下降，而货币存量以每年4%的速度增长，货币存量的增长率大体上是产出扩大所要求的增长速度。在1927-1929年的商业周期性扩张中，批发物价出现了下降，这是1891-1893年以来首次出现的批发物价在扩张期间的下降（虽然只是少量的下降），而此后再也没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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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1933年的货币崩溃，并不是之前所发生情况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而是这一期间所实行的政策措施的结果。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的那样，在这一期间，本可以通过各种政策的实施来制止这场货币崩溃。尽管联邦储备体系宣称，它们所实行的是一种宽松的货币政策，但事实上，它们所实行的是一种非常紧缩的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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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新政的支持者强烈支持宽松的货币政策。而且，在20世纪30年代末出现了迅速的货币扩张，这主要是由两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即黄金价格的上涨及希特勒权力的扩张，它们促进了资本向美国流动。这一迅速的货币扩张只归因于黄金价格的上涨，而与货币政策无关。尽管这一上涨产生了所预期的直接影响，但与此相伴的一些措施——尤其是黄金的国有化、黄金条款的取消，以及货币政策以外的新政计划——却因阻碍了商业投资而产生了相反的影响。在这一时期，联邦储备体系获得新权力后所采取的一项主要的货币措施，就是于1936年及1937年将法定准备金率提高一倍。这一措施的采取并不是为了立即带来显著的通货紧缩影响，而主要是作为一项“预防性”的措施。联邦储备体系满足于这样一种超额准备充足且分布广泛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财政部的黄金对冲政策，联邦储备体系的这项措施就产生了严重的通货紧缩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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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看，20世纪30年代的白银购买计划的目标是，提高白银在国家货币储备中的比例，将其由1/6提高到1/3，但实际上其主要目的却是援助白银矿工。该项计划在1933-1960年间的总支出为20亿美元，即为使美国的一个白银矿工得到1美元的收益，至少需支出5美元。然而，使白银比例增加到1/3的目标却从来没有实现过。但是，20世纪30年代的这一白银购买计划却着实使中国经受了几年严重的通货紧缩，使中国永远地脱离了银本位制（墨西哥也暂时脱离了银本位制），并且它也可以被视为在经济及政治上削弱中国的一个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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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曾普遍认为二战将伴随着严重的失业。联邦储备体系曾准备迎接这一结果，并且欣然接受债券支持计划，因为联邦储备体系认为该计划将与战后所需的宽松的货币政策一致。在这种情况下，通货膨胀（而非通货紧缩）突然降临，成为更大的危机，而且在朝鲜战争带来的通货膨胀的额外推动下，联邦储备体系最终被迫放弃债券支持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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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发生的事情同样也在国外发生了。人们曾普遍认为：货币数量对经济产生的影响很小，除非对货币数量的控制能够成为这样一种手段，即可以使长期利率保持在低于不存在控制时的水平；这种对货币数量的控制反过来或许能使总需求水平有所提高，如若不能，那么这一总需求水平将是不完善的。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几乎一成不变的药方，而通货膨胀则是几乎一成不变的结果。只有放弃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货膨胀才能够被终止。由此再次得出的一个结论是，一般而言，货币对经济是有一定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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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百年货币史前3/4个时期当中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相对比，几乎在整个战后期间，货币流通速度一直持续上升。这种上升大部分明显是对战时货币流通速度下降所作出的修正。但是，由于这一上升的规模太大，且持续的时间太长，以至于我们不能仅仅以此作为解释。人们曾经给出了无数的解释：从货币替代物更为广泛的可得性和更为良好的特性，到利率的提高，再到人们对通货膨胀的恐惧。然而我们倾向于相信，尽管这些因素可能都曾发挥过某种作用，但是对战时货币流通速度下降作出超调的那部分货币流通速度的上升，主要是由于全体公众对经济稳定运行的信心增强。与这一解释相一致，我们预期下降趋势在长期内将会得以恢复。但是，我们过于相信这些表面现象，以至于我们根本无法确定它们的欺骗性何在。在对这些解释进行最终的区分前，我们将不得不等待实践来揭示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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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对一件事是确信无疑的，那就是货币的发展将继续为其未来进程的见证人带来变数——而研究货币的学者及政治家们将一如既往地忽视这些变数，并自食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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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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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除了这三次紧缩性政策，联邦储备体系实行的三次扩张性政策（联邦储备体系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实行的政策除外）都与剧烈的货币和经济的相应变动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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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这些情况并没有书中引用的例子显著，因为这些情况引起的货币和经济的相应变动与书中的例子相比更缺乏代表性，例如，1933年6月—1936年6月期间，在联邦储备体系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的情况下，货币存量增加了44%，且工业产值增加了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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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这反映了这个类比有一个不当之处。时间是连续性的，我们没有理由将一年（而不是一个季度或两年）作为分析的单位，也没有理由将42个离散的观测值与42年整个时间序列所涵盖的信息等同起来。我们根本不清楚合适的序列数究竟应该大于还是小于42。这些连续年份的序列相关性倾向于一个更小的序列数——10年，这是在1919年5月—1961年2月所涉及的完整的循环周期。但是，因为从离散且没有规律的数据中很难得到连续性的数据，所以按月确认顺序和时间关系的可能性要求更大的序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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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4个患病的妻子和3个患病的丈夫随机分布在42个妻子和42个丈夫中，那么这3个患病丈夫娶这4个患病妻子中的3个的概率是1/2870。同理，相同数量的患病妻子和丈夫在10对夫妇中分布的概率是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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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arl Snyder, Capitalism the Creator, New York, Macmillan，1940，p.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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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42对夫妇中，4个患病丈夫和4个患病妻子能够在随机组合的情况下结为夫妻的概率为1/111930。在总共有10对（见前面的注释[2]）夫妇的情况下，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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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和1931年10月不能被视为两个分离的观测结果，因为两者都处在同一个区间内，故有必要改变病人的数量。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假设在10对夫妇中，有3个患病丈夫和3个患病妻子。在该假设前提下，患病丈夫和妻子在随机组合的情况下结为夫妻的概率为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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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1948），Ashley Ed.，New York，1929，p.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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