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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看，20世纪30年代的白银购买计划的目标是，提高白银在国家货币储备中的比例，将其由1/6提高到1/3，但实际上其主要目的却是援助白银矿工。该项计划在1933-1960年间的总支出为20亿美元，即为使美国的一个白银矿工得到1美元的收益，至少需支出5美元。然而，使白银比例增加到1/3的目标却从来没有实现过。但是，20世纪30年代的这一白银购买计划却着实使中国经受了几年严重的通货紧缩，使中国永远地脱离了银本位制（墨西哥也暂时脱离了银本位制），并且它也可以被视为在经济及政治上削弱中国的一个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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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曾普遍认为二战将伴随着严重的失业。联邦储备体系曾准备迎接这一结果，并且欣然接受债券支持计划，因为联邦储备体系认为该计划将与战后所需的宽松的货币政策一致。在这种情况下，通货膨胀（而非通货紧缩）突然降临，成为更大的危机，而且在朝鲜战争带来的通货膨胀的额外推动下，联邦储备体系最终被迫放弃债券支持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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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发生的事情同样也在国外发生了。人们曾普遍认为：货币数量对经济产生的影响很小，除非对货币数量的控制能够成为这样一种手段，即可以使长期利率保持在低于不存在控制时的水平；这种对货币数量的控制反过来或许能使总需求水平有所提高，如若不能，那么这一总需求水平将是不完善的。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几乎一成不变的药方，而通货膨胀则是几乎一成不变的结果。只有放弃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货膨胀才能够被终止。由此再次得出的一个结论是，一般而言，货币对经济是有一定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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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百年货币史前3/4个时期当中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相对比，几乎在整个战后期间，货币流通速度一直持续上升。这种上升大部分明显是对战时货币流通速度下降所作出的修正。但是，由于这一上升的规模太大，且持续的时间太长，以至于我们不能仅仅以此作为解释。人们曾经给出了无数的解释：从货币替代物更为广泛的可得性和更为良好的特性，到利率的提高，再到人们对通货膨胀的恐惧。然而我们倾向于相信，尽管这些因素可能都曾发挥过某种作用，但是对战时货币流通速度下降作出超调的那部分货币流通速度的上升，主要是由于全体公众对经济稳定运行的信心增强。与这一解释相一致，我们预期下降趋势在长期内将会得以恢复。但是，我们过于相信这些表面现象，以至于我们根本无法确定它们的欺骗性何在。在对这些解释进行最终的区分前，我们将不得不等待实践来揭示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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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对一件事是确信无疑的，那就是货币的发展将继续为其未来进程的见证人带来变数——而研究货币的学者及政治家们将一如既往地忽视这些变数，并自食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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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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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除了这三次紧缩性政策，联邦储备体系实行的三次扩张性政策（联邦储备体系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实行的政策除外）都与剧烈的货币和经济的相应变动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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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这些情况并没有书中引用的例子显著，因为这些情况引起的货币和经济的相应变动与书中的例子相比更缺乏代表性，例如，1933年6月—1936年6月期间，在联邦储备体系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的情况下，货币存量增加了44%，且工业产值增加了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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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这反映了这个类比有一个不当之处。时间是连续性的，我们没有理由将一年（而不是一个季度或两年）作为分析的单位，也没有理由将42个离散的观测值与42年整个时间序列所涵盖的信息等同起来。我们根本不清楚合适的序列数究竟应该大于还是小于42。这些连续年份的序列相关性倾向于一个更小的序列数——10年，这是在1919年5月—1961年2月所涉及的完整的循环周期。但是，因为从离散且没有规律的数据中很难得到连续性的数据，所以按月确认顺序和时间关系的可能性要求更大的序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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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4个患病的妻子和3个患病的丈夫随机分布在42个妻子和42个丈夫中，那么这3个患病丈夫娶这4个患病妻子中的3个的概率是1/2870。同理，相同数量的患病妻子和丈夫在10对夫妇中分布的概率是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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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arl Snyder, Capitalism the Creator, New York, Macmillan，1940，p.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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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42对夫妇中，4个患病丈夫和4个患病妻子能够在随机组合的情况下结为夫妻的概率为1/111930。在总共有10对（见前面的注释[2]）夫妇的情况下，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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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和1931年10月不能被视为两个分离的观测结果，因为两者都处在同一个区间内，故有必要改变病人的数量。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假设在10对夫妇中，有3个患病丈夫和3个患病妻子。在该假设前提下，患病丈夫和妻子在随机组合的情况下结为夫妻的概率为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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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1948），Ashley Ed.，New York，1929，p.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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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货币史：1867-1960（精校本） [:1703687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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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货币史：1867-1960（精校本） 附录A 基本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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