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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1960年，Federal Reserve Bulle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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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能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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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9-1978年，利用表B-3的数据，运用步骤法，计算出年度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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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78年6月起，年度平均值从月份数据计算得到；1878年6月到1907年4月，与表B-3的来源相同；1907年5月到1960年12月，表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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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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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9-1907年，年度平均值根据表A-1第8列，通过步骤法计算得出。从1907年5月，年度平均值从月份数据中计算得出，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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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流通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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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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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发物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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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om Colonial Times to 1957，Bureau of the Census，1960，Series E-1，E-13，and E-25，pp.115-117；and Business Statistics，1961，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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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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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图62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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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关于政府在经济事务中所扮演角色的观念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而关于货币政策的广泛讨论本身就是这种转变的一部分。大萧条和罗斯福新政留下了两个重要影响：一是人们对经济活动的波动更加敏感；二是政府对于保持充分就业负有直接责任的观念被广泛认同，并在1946年的《雇佣法案》（Employment Act）中得到体现。随着统计信息的改进，公众对知识的传播和对经济动向的敏感度逐渐提高，而在以往统计信息不充分的时代，这种经济动向除了研究经济周期的学者会在事件发生很久后研究一下，其他人几乎是不会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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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即改变政府支出和税收收入的政策，最初被认为是政府履行职责的主要手段。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当朝鲜战争和随后的冷战在决定政府预算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的时候，政府支出与税收无法随经济环境的改变而适时地进行反周期运动。并且，国内外的经验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人们对货币政策功效的信心。结果，货币政策作为促进充分就业和价格稳定的手段被进一步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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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货币、收入、价格和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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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52所示，国民经济研究局认定的1948年11月开始的经济紧缩是短暂和相对温和的，并在1949年10月达到谷底。我们从前面的章节了解到，在达到谷底之前，货币存量从1948年1月开始缓慢下降，并且物价从1948年8月开始下降。货币存量和物价的下降一直贯穿紧缩的整个过程。货币存量的谷底出现在周期谷底1个月之后，物价的谷底出现在其3个月之后。货币存量总共下降了大约1.5%，其中3/5是周期顶峰之前发生的；物价下降了大约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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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存量的下降幅度虽然很小，但却不具有代表性。更大幅度的周期性货币存量下降在之前仅仅发生过6次（如果包括1867年1月至1868年1月的下降则为7次），并且，每次下降都伴随着经济的剧烈紧缩。其中，1937-1938年下降最少，降幅为3%，是1948-1949年降幅的2倍。然而，在以往的温和收缩期，货币存量一般是以递减的速度持续增长的。那为什么1948-1949年的紧缩是个例外呢？为什么货币存量1.5%的下降没有伴随着收入和物价更加急速的下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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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并不难发现。从内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整个时期内，货币流通速度几乎是一直下降的，而在经济周期的紧缩阶段，下降得更迅速。所以，即便是货币存量相对温和的下降，例如1937-1938年紧缩期3%的货币存量下降率，都会带来收入的显著减少。在1948-1949年，作为对战争期间大幅下降的反应，货币流通速度的潜在趋势是急剧上升的。因此，相对于这种趋势，货币流通速度的周期性下降仅导致流通速度绝对下降了3.5%，并导致在货币存量绝对下降的同时，收入只是温和地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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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1949年10月经济谷底之后的复苏是强有力的。到1950年4月左右，经济活动达到先前的峰值水平，并且伴随着货币流通速度的提高和货币存量的增长（从个人收入和货币存量的月份比率得出，并没有在图52中显示），但是商品的批发物价却几乎没有变动。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更是将强势复苏转变为投机性繁荣。批发物价开始以类似于1941年的速度上升，从1950年6月到1951年2月共上升了16%。这并没有导致货币存量增长率发生变化，但却使货币流通速度增长率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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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前已经表明，在战争结束后，公众预期物价在未来将大幅下降，但是1948-1949年的衰退非常温和，并且物价比战后的水平下降甚小，这淡化了人们的预期，朝鲜战争的爆发更是给了这种预期致命的一击。相反的情况是，担心再度发生战时短缺和物价上涨的恐慌出现了。相对于流动资产，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更努力地囤积短缺商品，增加实物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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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9年中期到1951年中期的两年中，相对于收入，公众大量减少他们持有的流动资产，减幅超过1946-1948年的水平，并且此时的基数也较低。公众持有的现金、互助和邮政储蓄存款、储蓄和贷款份额以及政府债券的总额相当于1939年13.3个月的国民收入，而这一数额在1946战后高峰曾达到21.4个月的国民收入，但在1948年又回落到18.4个月的国民收入，在1949年上升至19.3个月的国民收入，并且在1951年下降至15.8个月的国民收入。货币和广义流动资产的表现是一样的。货币存量从1946年的相当于10.3个月的国民生产净值下降到1948年的9.2个月国民生产净值，并从1949年的9.5个月下降到1951年的7.9个月国民生产净值，第二次下降意味着货币流通速度从1949年到1951年上升了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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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大众预期变动而导致的货币流通速度的快速提高，而非货币存量的快速增长，是物价上涨的主要动力。并且这次物价上涨是推动货币当局制定1951年3月的《财政部联邦储备体系协议》的主要动力。关于这个协议，在第三部分我们将会作进一步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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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反过来又有助于终止批发物价和货币流通速度的上涨，它的出台恰逢两者的峰值。尽管上涨源于货币流通速度的上升，但是如果没有货币存量的扩张，上涨就难以为继。这个协议以近似自动的方式阻止了货币存量的扩张。此外，协议也通过降低政府债券流动性的方式增加公众愿意持有的货币余额的水平，从而导致货币流通速度的温和下降。到1950年，公众货币持有量与收入的比值从1946年的水平以约18%或19%的速度下降，降幅与其他流动资产占收入的比重相同。1950-1951年，货币占收入的比率比其他流动资产占收入的比率下降的速度要慢，大约是6%：10%；然而1951-1952年，货币占收入的比率上升了2%，而同时其他流动资产占收入的比率却下降了2%。这就是为什么从1950年6月到1951年2月货币存量以每年3%的速度上涨时，物价快速上涨，而1951年2月到1952年6月货币存量以每年5.1%的速度上涨时，物价却温和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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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1年年初物价达到顶峰后的两年里，随着批发物价的缓慢下跌，经济活动持续保持在较高的水平。1951年年初物价缓慢上涨，预期的物资短缺并没有发生——协议宣布的效应以及引发的争论可能加强了这一现象——显然削弱了被广泛认同的物价飞涨不可避免的信念，而同时也没有产生类似之前物价注定下跌的预期。1951-1953年的货币流通速度稳定在1951年的高水平，而非1948年和1949年的低水平，这证实了我们的结论。债券和股票收益差异的变化也能支持我们的结论。收益差距可以解释为价格预期变化率的指数，该指数从1950-1951年迅速扩大[3]，并在随后的两年中基本保持相同的水平（债券收益率减去股票收益率）或者差距在持续缓慢拉大（债券收益率减去分红收益率）。同样，公众对有关价格预期问题所作的直接回答也支持了我们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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